从“以石入印”说起（下）

明 寿山石双石榴纽“处之泰然”印

故宫博物院

前文（从“以石入印”说起（上））中说到，“以石入印”引发了篆刻活动的“艺术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充当的重要角色的“石”，亦随之更加为文人们所青睐和注目。

清人朱彝尊的《曝书亭集》里写有这样一段话：“汉官私印，俱用拨蜡铸，其后象犀、砗磲、玛瑙……取材愈广。至王元章始，易以花乳石，于是青田、稷下里、羊求休所产皆入砻琢矣。”也就是说，在花乳石之后，各式各样的石材如“青田、稷下里、羊求休（山）”所出产的石头，都成为了重要的印材。这里的“稷下里”，即闽地稷下里，也就是芙蓉山所在地，它所指代的石头，就是寿山石。《福州府志》中记载寿山石在明代崇祯年间，“复行采取。嵌饰什器，并磨石龙作印。”可见这个时候，寿山石已经被用于雕刻印章了。

关于入印，寿山石无疑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石头比起金铜更好控制，比起象牙白玉更好受刀，而寿山石又是所有石头中数一数二硬度恰恰合适的，且色彩丰富，纹理变幻无穷，晶晶冻冻、细腻如肌肤的质感最适把玩，从明代开始，就越来越多文人关注到了寿山石，甚至开始对不同的寿山石进行审美层次上的评价，譬如明万历年间的名士谢肇淛，就认为寿山石中“艾叶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红又次之。”

明“金石癖”狮纽寿山长方章

首都博物馆

从文物留存来看，明代的确已经有不少寿山石用于制印。譬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金石癖”闲语长方章，就是以寿山石雕刻而成，其质细腻近于寿山高山石质地，印纽圆雕独角古兽，应为螭虎，蹲踞于印台之上，正回首而望，虽然雕工并不细腻，却简练而有神韵——这是寿山石印钮的经典钮式，时至今日仍然是当代寿山石古兽钮雕中常见的造型之一。另一枚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寿山石印章则是未篆刻的章料，形制自然形而略作裁切，色泽呈现深浓的黄色，极为惹眼，其印章上部作云纹，似薄意之味，其云纹不如后世成熟之作那般轻盈流动、若隐若现，而呈现出淳厚的气韵。

明 黄寿山随形章料

首都博物馆

当然，更为典型的明代寿山石章，要数故宫中所藏的一批，因明代开采能力受限，当时寿山石的质色远不如如今那般质美色艳，大部分是黑白灰的色彩，质地也粗糙，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粗陋”的寿山石印章，却展现出明代印纽雕刻的风姿：花钮、绳钮、象钮、石榴钮、坐狮钮、卧螭钮、龟驮钮、弥勒钮……可以发现，当下的许多经典的钮饰造型，在明代已经成型，而圆雕、镂雕、浮雕、线刻等种种雕刻技法也在这些钮式中得以较为全面地呈现。

明 寿山石异兽纽“圣母图书”

故宫博物院

可以发现，比起宋之前显得粗拙的各种石猪、石俑等明器，在“以石入印”之后，寿山石雕刻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得到了长足而明显的发展——这自然和文人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关注寿山石本身的质色之美，更着意将文人自身对于印纽的美学要求，与印纽雕刻匠人相互交流，从而推动寿山石雕刻美学趣味的提升。譬如明末的藏书家、篆刻家周亮工，就与当时的寿山石雕刻家杨玉璇常有往来，在他的《印人传》中，就记载了三位当时的制钮大家——梁谿人王文安、漳浦人杨玉璇、毗陵人张鹤千，又在《闽小记》中称杨玉璇的雕刻乃是闽中绝技；明清之际的重要文学家朱彝尊写下了“是时杨老善雕琢，纽压羊马麏麚麙”的《寿山石歌》；闽中文人高兆、谢肇淛、曹学佺、徐惟起等对家乡的寿山石雕投以了更多关注的目光……

明 寿山石弥勒像纽“一尘不染顿悟真空”印

故宫博物院

这一切，都促使着寿山石雕刻为更多人所熟知，从这个时候开始，寿山石从朴素的、用以制作墓葬明器或是佛珠香炉的“实用器”进一步跃升，开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载体，并伴随着篆刻艺术、印章审美逐渐沉淀出深厚的寿山石文化。文人参与到寿山石的美学构建中，诗词、笔记中留下了他们对于寿山石的赞美与欣赏，寿山石印章见证了他们的交游，成为他们的收藏，并通过富有文化的官吏们进贡宫廷，为皇权所认可……真正走上了一条灿烂而光辉的文明之路。

明 寿山石蹲龙纽“以道自娱”印

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