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的自我不是“自体”

罗伯特D.史托楼罗博士和乔治E.阿特伍德博士

《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自体心理学》，2016年第2期，第11卷

发布：2016年2月25日

翻译：朱鑫意

摘    要

科胡特对精神分析临床理论持久和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认识到自我的体验总是在情感相关的语境中构成的，无论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他意识到，自我的体验，或自我崩溃的体验，都始终是语境嵌入的。自体心理学的理论语言以其名词“自体”来具体化自我的体验，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具有像东西一样属性的形而上学实体，事实上，这就抹煞了科胡特来之不易的临床语境化。如此去语境化的客体化的语言蛊惑智性，以逃避有限性的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维度。

当代的人类存在分析让我们都充满了一种脆弱的感觉、黑暗本能的力量、由神秘和幻想所造成的痛苦，以及所有活着的一切所表现出的有限性，即使是最高级的公共生活创造物也由此而生。【Dilthey,1910Dilthey,W.(1910),Selected Works:Vol.3.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Google Scholar], p.172】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Wittgenstein, 1953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Google Scholar], sect6ion 109】

形而上学的冲动

第一位系统研究人类有限性的悲剧与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幻想之间关系的西方哲学家是威廉.狄尔泰【1910Dilthey，W.(1910), Selected Works: Vol. 3. The 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Google Scholar]】。按照德穆尔【2004de Mul, J. (2004),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的重新描述，狄尔泰的生命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用“生命范畴”取代康德先验论的努力——通过永恒的感知形式和认知范畴，世界对于我们变得可以理解——而“生命范畴”是历史的偶然，是在整个活着的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构成的。狄尔泰的历史意识有一个悲剧性维度，因为它提出了“对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渴望[形而上学的冲动]与实现每一次满足这种渴望的努力的基本有限性之间的悲剧性矛盾”【de Mul, 2004de Mul, J. (2004),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p. 154】。狄尔泰对这一悲剧性矛盾的认识，让他详尽阐述了形而上学的解释学的现象学。

狄尔泰对形而上学发展的历史重构，其目的不亚于它的“安乐死”，虽然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渴望是人性所固有的，但他试图揭露的却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渴望所产生的幻想。根据狄尔泰的说法，形而上学的幻想使可理解性的历史偶然间错综复杂的关联——世界观，他最终的叫法——转化为永恒的现实形式。狄尔泰，同时可预知海德格尔【1927Heidegger，M. (1927),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Google Scholar]】，认为每一种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关于生命有限性的悲剧性认识的氛围之上的。世界观的形而上学化，将人类难以承受的脆弱和所有事物的无常，转化为一个持久、永恒、不变的现实，一个永恒真理的虚幻世界。狄尔泰和海德格尔都把形而上学的冲动领会为一种持续不懈的倾向，即将实在的体验转化为现实实在的具体化视觉。

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悲剧性与形而上学

乔治.克莱因【1976Klein, G. S. (1976),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 Exploration of Essentials.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声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实际上融合了两种理论——后设心理学和临床理论——源自两种不同话语领域。后设心理学研究的是体验的物质基础，是在客观结构、力量和能量的自然科学框架中提出的。相比之下，临床理论则从个体独特的生命史角度来探讨个人体验的意向性和无意识意义。临床精神分析从个人原因、意图和个体意义的角度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并寻求答案。后设心理学从客观机制和原因的非经验领域提出“如何”的问题并寻求答案。克莱因试图理清后设心理学和临床的概念，只保留后者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合法内容。对克莱因来说，精神分析工作的根本任务包括解读被否认的意向性和从一个人的体验中揭示无意识意义，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清除了后设心理学污染物的临床理论概念，是唯一适合的。克莱因关于精神分析的激进的“理论切除”提议对当代思想家默顿·吉尔、罗伊·谢弗，以及那些试图重新思考精神分析作为现象学探询的一种方式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我们自己。

对克莱因的区分做进一步拓展，我们可以将精神分析临床理论描述为情感现象学，而将精神分析后设心理学描述为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假定了终极实在和普遍真理。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所有主要精神分析理论的特征——它们是情感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混合物。情感现象学体现了悲剧性，因为情感体验是有限的、转瞬即逝的、语境依赖的、不断变化和衰减的。后设心理学通过形而上学的冲动来逃避悲剧性。现象学/后设心理学对于除去了幻想的庇护、天生就是受创伤的有限性的人类存在而言，是一种创伤驱动的二元【Stolorow，2011Stolorow, R. D. (2011), World, Affectivity, Trauma: Heidegger and Post-Cartesia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Crossref], [Google Scholar])】。

海因茨·科胡特与“自体”

让我们再回到出现在海因茨·科胡特【1977Kohut,H. (1977)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的自体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悲剧性与形而上学的辩证关系。科胡特对临床精神分析的非凡贡献与情感现象学的一个维度有关，即自我感的体验（注意是动词）。自体心理学的理论语言以其名词“自体”来具体化自我的体验，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具有像东西一样属性的形而上学实体。“自体”有两极，由张力弧连接。它可以是内聚的或破碎的。它可以是虚弱的，但通过精神分析治疗，它可以得到修复。有时它甚至具有人类原动力的特征，比如当它寻求自体客体（更多实体）时，或者当它破碎时，它以某种方式执行动作以重建其内聚。

这种具体化的理论语言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它在临床上很重要？对我们来说，科胡特【1971Kohut, H. (1971),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 1977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对精神分析临床理论持久和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认识到自我的体验总是在情感相关的语境中构成的，无论是在成长过程中还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他意识到，自我的体验，或自我崩溃的体验，都始终是语境嵌入的。

关于“自体”的理论讨论对科胡特来之不易的临床语境化有何影响？事实上，它让它们失败了！“自体”作为一个具有像东西一样属性的的形而上学实体，在本体论上（即在其存在或可理解性上）被去语境化，就像笛卡尔的思想一样，一个“思考的东西”，在本体论上与它的世界隔绝。无论是和你在一起还是和我们其中一个人在一起，一个东西保持自身不变。将自我的体验具体化并转化为一个实体，一个具有“内在……核心计划”【Kohut, 1984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eds. A. Goldberg & P. Stepansk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rossref], [Google Scholar], p. 42】或“基本设计”(p. 160)的“自体”，将如此具有其细腻的语境敏感性和语境依赖性的体验剥离出来——而正是语境嵌入才是科胡特伟大的贡献已经阐明的！

也许这种剥离正是这些实体化的客体化所服务的目的。对于任何经历过情感重大丧失的人们来说，他们会不会通过形而上学的幻想来逃避一个他们所熟悉的悲剧性维度呢？——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维度，我们以前将其描述为“存在的难以忍受的嵌入”。【Stolorow and Atwood, 1992Stolorow, R. D. & Atwood, G. E.(1992), Contexts of Being: The Intersubjectiv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ical Life. Hillsdale, NJ:Analytic Press. [Google Scholar], p. 22】（科胡特本人在成长过程中至少经历过两次非常重大的中断——一次是在海因茨幼年时期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家庭生活的冲击，他父亲入伍并成了战俘，另一次是在他还是一名维也纳医科学生时纳粹摧毁了他的世界 【Strozier, 2001Strozier, C. (2001), Heinz Kohut: The Making of a Psychoanaly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Google Scholar]】）。自我体验的客体化有助于提供稳固的个人认同感，否则会受到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碎片化的影响。相比之下，现象学语境论者的观点则包含了人类存在的难以承受的脆弱性和语境依赖性。

科胡特【1977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透过他自体心理学的视角将人描述为一个“悲剧人[，他]寻求表达其核心自体的模式，[但其]失败笼罩在他的成功之上” (p. 133)。我们的观点是，科胡特的悲剧人的概念错过了居于人类存在的中心的悲剧，正因如此——即人类有限性的悲剧本身和衰退、死亡及丧失的必然性在先，才有了核心抱负和理想的形成。

形而上学的语言如何蛊惑智性

自我的体验向形而上学实体的虚幻转化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如何蛊惑人的智性的叙述，有力地解释了这种转化是如何发生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426节中有一个著名的断言，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他将这种理解与图画的投射进行了对比：

唤起一幅图画，似乎就毫无歧义地确定了意味。和这幅图画的典范用法相比，实际应用则似乎有些模糊性的东西。......我们使用的表达方式似乎是为上帝订制的，他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他看得见每个无限序列的全部并且窥见到人类意识内部。【Wittgenstein, 1953Wittgenstein, L. (1953),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Google Scholar], section 426】，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断言，当一个人投射出一幅图画，仿佛它确立了一个词的意义时，它给人一种假象，即上帝眼中将这个词的所指之物视作自在之物，一种虚幻的清晰让人更喜欢，而不是如下这种理解所给出的“模糊性”视角，即一个词的实际意义是在它多样和变化的使用语境中显现的。当虚幻的图画被想象成根本上的实在时，这个词就被转化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例如，自体这个词就变成了“自体”。取代了体验性自我所给出的“模糊性”视角——有限的、偶然的、不稳定的和转瞬即逝的，在不断变化的关系语境中解组着和重组着——一个人可以想象一个稳定的双极结构的清晰轮廓，这种结构将延及几代人，就像弗洛伊德的后设心理学的三重结构。形而上学的幻想用不可还原的绝对和永恒不变的实在这样一幅上帝眼中的图画取代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的有限和无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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