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arry Magid, M.D., Estelle Shane, Ph.D
翻译：邹柳
任何动力系统都有一些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些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扰动或者破坏。科胡特把中断和修复作为自体心理学治疗行为的关键。中断和修复包括：
分析师的共情失败；
病人在共情失败的情况下体验到的最佳的（可耐受的）挫折，而不是吞没性的（不可忍受的）挫折；
分析师意识到他的共情失败是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病人从分析师对他们之间破裂的纽带的觉察中得到了修复，这种共情修复促进了病人的自体统整和调节的发展。
破裂和修复的概念起源于自体心理理论，后来被婴儿研究的发现所证实和补充。随后，临床中对破坏和修复概念的理解扩展到许多当代理论，包括破裂-修复周期是必然的；它在移情和反移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破裂和修复的循环代表了治疗过程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在关系理论中行动化被认为在治疗过程中扮演着必要的、必然的和中心的角色。
第三个交汇：理想化、攻击性和负性移情
理想化的概念是科胡特彻底与经典精神分析和克莱因思想分道扬镳的一个例子。驱力理论认为理想化是对攻击的防御的次级结构，经典自体心理学认为理想化（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是在童年以及整个成长过程中以多种形式和不同水平出现的三个重要的发展需求之一。在早期的发展中，对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功能的需求是建立基本的安全体验从而让婴儿和成长中的儿童中能够建立安全和舒适感的必要条件。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涵容和情感调节功能会逐渐内化成为儿童自体调节能力的一部分。到了发展后期，理想化的自体客体是建立价值感和理想的来源，这是形成正性移情，更具体地说是发展出理想化自体客体移情的核心和基础。或许Benjamin对儿童与两性父母“认同的爱”的需求的阐述是关系理论中与此类似的呈现(1991Benjamin, J. (1991), Father and daughter: Identification with difference: Acontribution to gender heterodoxy. Psychoanal. Dial., 1:277–299.[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
在其关于古老自恋的著作中，科胡特谈到了夸大自体对无所不能以及对他人全能控制的渴望所带来的崩解感(1971 Kohut, H. (1971),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A Systematic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Google Scholar], 1972 Kohut, H.(1972), 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 Psychoanal. Study Child,27(1):360–400. [Taylor & Francis Online], [GoogleScholar])。科胡特将病人在分析中表达这些愿望的倾向称为“积极的自恋移情”，这与经典的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关于移情的概念相矛盾(1972 Kohut, H. (1972), 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rage. Psychoanal. Study Child, 27(1):360–400.[Taylor& Francis Online], [Google Scholar])。科胡特将这种移情表现作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主要诊断特征。Brandchaft和Stolorow对科胡特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边缘型人格障碍是分析师未能在临床情境中共情地同调于自恋病人的需求而产生的治疗性副产品(1984 Brandchaft, B. & Stolorow, R. (1984), The borderlineconcept: Pathological character or iatrogenic myth. In: Empathy, Vol. 2, eds.J. Lichtenberg, M. Bornstein, & D. Silver.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pp. 333–357. [Google Scholar])。在他们看来，长期失调会导致病人的崩解体验和负性移情。因此，通常伴随着诸如分裂和投射性认同等原始防御表现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病理学，被Brandchaft和Stolorow重新定义为是精神分析师与病人在二元结构中失调的致病性结果，是动力系统的中断。这些观点比仅仅把某种障碍视为个体的病态自我功能的产物更有临床意义。
Brandchaft和Stolorow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向稳定的自体客体环境崩解的副产品这一定义，成为系统和关系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也因此区别于自体心理学中投射性认同概念的使用，而曾几何时，恰恰是对投射性认同“过时的”理解将自体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区分开来。
Brandchaft和Stolorow的开创性理论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从前被认为存在治疗阻抗的个体，一旦被提供一个共情的治疗环境，在这里有自体障碍的病人的理想化移情被允许发展出来，他们可能就会从无法进展的负性移情中走出来。如果分析师准备好向病人承认他/她之前的共情失败的影响，这个治疗环境就更加真实了。
我们发现，重读科胡特的论文《Z先生的两次分析》对强调和证明关系自体心理学对理想化、攻击性和负性移情的观点非常有帮助(1979Kohut, H. (1979), The two analyses of Mr. Z. Internat. J. Psycho-Anal., 60:3–27. [Google Scholar] )。这是科胡特所谓的样本案例，科胡特通过这个案例阐述并阐明了他现在已经完全成形了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临床治疗理论。这篇论文描述了病人Z先生与科胡特进行的两次分析，每次持续四年，两次中间间隔四年。每次分析Z先生都是从与分析师的理想化移情开始，可是一旦完全进入到治疗中，他对科胡特的体验很快就变成了愤怒、苛刻的行为。科胡特说明了自己在第一次分析中是如何工作的，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经典的精神分析师，然后当他在第二次分析中引入了自体心理学之后治疗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在第一次分析中，科胡特是一位完美的经典精神分析师，将Z的病态、夸大和自恋需求视为对前俄狄浦斯母亲的迷恋，以及对俄狄浦斯竞争和阉割恐惧的防御。无论Z先生如何抗议、暴怒、见诸行动，甚至变得极度抑郁乃至自杀，科胡特都坚持他的经典理论。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理解是正确的，他认为Z先生所有的抗议，无论多么激烈，都只是防御和阻抗的表现，需要持续反复地加以解释。回想起来，愤怒、见诸行动和抑郁既不像经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阻抗的表现，也不是克莱因学派或科恩伯格理论所假设的是原发攻击性、嫉妒的表现，甚至是破坏分析的一种努力。在第二次析中，科胡特认为Z先生烦躁不安的表现是一种缺乏共情环境的治疗副产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