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青春期
演讲者：lrmgard Dettbarn
翻译：王兰兰
首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演讲，我将邀请大家与我一同在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地域作一次旅行，即作为过度阶段的青春期。
青春期这个词来源与拉丁语“adolescere”，它的含义是“成长”。虽然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身体已经成熟，但在情感与精神方面还远未成熟。青春期的长度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同的。根据WHO的定义，青春期指10岁到20岁这个阶段。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青春期通常指成年早期，而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
传统的部落文化中，儿童期和成人之间的时刻界限通过成人仪式得到明确确认。年轻人——一旦他们通过了这些仪式——就成为成人群体中正式的一员。根据不同的文化，这些过度仪式发生于不同的生命阶段。然而，基本结构总是类似的。
1.分离仪式
2.转化仪式
3.入会仪式
通过这些“过渡仪式”，年轻人意识到他现在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年人，他肩负着被清晰定义的角色和使命。
但是这些仪式不再存在于现代的工业社会，而是由其他事件来标注生命中的该阶段。例如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工业培训或参军，18岁时，个体就能结婚，或被判入狱。所以所有这些都没有清楚显示年轻人何时变成了一个成年人。
Erikson将生命中日渐延长的该过渡阶段称之为“心理社会延长偿付”（psychosocial moratorium）。该时期中，所有婴儿期的冲突都被唤醒，且被年轻人重新体验。他不得不修通这些冲突，才能实现或达成到Peter Blos定义的随后的发展任务。首先，与儿童期内化的客体分离；其次，能够在具有充分现实检验能力的情况下发展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真实领会。第三，能够处理婴儿期、儿童期及青春期所经历的创伤。最后，非常重要的是性别认同的建立。（Blos）
因此青春期呈现出许多变化和挑战。他不得不离开安全的家，尽管他对家庭仍然存在某些程度上的依赖。他也首次面对自己全面的多样性，以及有时对自己爱的客体的矛盾感受。他也必须找到一个性伴侣；对诸如学习、找工作，以及所有可能影响他日后生活的事情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在心理延期偿付期，青少年经历一个分离个体化阶段，它与Mahler描述的童年早期的分离个体化阶段相匹配。这两个阶段的核心冲突都是离开对父母这样爱的客体的依赖关系，结果是将自己看作是独立的心理实体。
这些改变发生于四个不同阶段：
首先是分化；其次是实践，这将给青少年带来新的自由和全能感；然后是和解，此时青少年的矛盾性和分离焦虑增加，并最终固化，此时青少年不再说“我像你”，而是说“我是不同的，独立的。”
同时，媒体及其全世界的听众都疾呼并告诉我们“我们都想像你那样——少年！”世界充满了偶像，年轻貌美，在光鲜的杂志封面上向我们微笑，在广告宣传栏里俯视着我们，在互联网上摆姿拿态。
青少年自身似乎对如何被公众觉知存在一些困难。互联网上，我看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观点，——Chantelle这样写道：“媒体在尖叫，……‘你应该看上去像那个完美的模特或明星。’少年们认为这样他们将被接受……这是关于适应；外面发生了什么：在我们肤浅的文化中。”
这个文化给每个人，无论老幼，提供了同样的偶像，因此使得分离变得困难。
偶像源于理想化。Juliette Hopkin 报告了一个案例，18岁的一名患者，Roberta，理想化是该少年能找到的唯一获得安全感的方式，当Roberta初次来治疗时，她感到不安和焦虑，她从未感到满意过。分析中得知，Roberta是妈妈最喜欢的女儿，她也发展出自恋性的幻想，想要成为理想的患者，从而保护自己免于焦虑，并确保父母的爱，移情中，Roberta的幻想保护了她免于焦虑，这种可能威胁到毁掉她和治疗师的两人关系的焦虑，她不再能够容忍孤独，5岁时，她被送去寄宿制学校，结果认为分离意味着拒绝。她不能获得正常程度的分离。
Roberta的学习困难时基于她通过融合来获得技术的错觉。如果她向理想化的人认同，那么她就可以不经努力而获得他们的技术。例如，她只要向她的分析师认同，而不需要任何培训，就能够成为一名治疗师。
不要培训！不要工作！只要好玩！这听上去像一条对“舒适意识形态（Mendes）”的广告语，你不需要通过努力来成为英雄，只是成名！当今全球的远程媒体技术广泛地推动了这种舒适意识形态的发展。它也可能被青少年用作防御机制，来应对想独立同时又害怕独立的冲突。Brenman Pick 描述这种青少年感到失控的内在张力。
对Reberta 而言，要区分她自己和著名的父母似乎是非常困难的。她的幻想清晰地显示与父母的名声及成就融合使得这些变成她自己的东西。父母也依赖他们的声明来成就自尊。Reberta发现要获得父母关注的唯一方式是分享他们的幻觉。
因此，青少年患者和她的父母都被囚禁于Mendes描述的他们相互的自恋之中；现在父母将青春期的孩子看作是实现自己个人理想和快乐的客体。通过这样的方式，父母将不能给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理想模式。
如我之前所述，在青春期，个体存在与内在客体分离的需要，特别是与童年期的理想化客体。孩子认为自己长大的愿望是一个魔术般的许诺，由此，他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得以实现，包括性欲望。孩子认为一旦他的性躯体成熟（如同一个成年人），他家能够获得性满足感。但是性愿望和欲望变得更加复杂。过去不可能、或仅仅局限于欲望和潜意识的欲念，由于性的成人化，现在变得可能。换言之，乱伦被允许了。
此外，青春期少年身体上的强壮使得他能够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谋杀。由于他对快速认同和理想化的需要和能力，他面临着被意识ideologies引诱的危险。因此他没有形成成熟的超我，而是发展出了共同的超我，这使得他能够对认为的敌人采取暴力行动。通过采取这种暴 力行动，青少年能够得到一种假成熟的感觉。用Winnicott的话说就是：“成长意味着取代了父母的位置。确实如此。在潜意巩的幻想中，成长必然伴随着攻击行为。”(Ehrlich Reality/Fantasy, pg. 209)
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强大超我如今将轻微的分离与攻击的愿望理解成是针对青少年所爱的客体的致命的打击。这导致强烈的恐惧和惊恐症状，或者相反，成为抑郁甚至自杀企图。
在最近的研究中(1995)，Maurice Blackmann指出20%的加拿大青少年存在情感问题，其中又有1/3存在抑郁并在精神科就诊。如今，青少年的自杀率同过去十年相比增加了200%。抑郁障碍、包括双相情感障碍，第一次出现在十几岁的人群中，早期发现这些问题对于以后的患病率和死亡率能够有正面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深受潜意识与意识困扰的青少年身上：他觉得自已不必再期望什么，他再也不能依赖父母作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支持。他必须找到其他什么。迟早他会发现成年人并没有真止长大，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只是老了。不但是青春期的少年，年长的成年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事实。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变老了。但他们用将年轻理想化来防御这个事实，就象Shaw说的：“青春被年轻人挥霍一空。”这是否反映了老代人对充满乐趣和尝试的青春的妒忌？
老一代人对年轻人的嫉妒和隐秘的攻击在Shoham“lsaac综合痱”的理论中得到了体现。指的是圣经中Abraham与儿子Isaac的故事。在希伯米传说中被称为“Akedah，意斯是依恋。上帝命令Abraham将儿子Isaac作为祭品，Shoham指出这个故事可以彼视为患秘的父子关系的原型。年老的父亲愿意将儿子作为祭品是因为作为老一代人的父亲担心被年轻一代的儿子打败。他们甚至愿意将儿子送上战场去冒险。
此刻，我想通过非洲几内亚Massai部落简要的讲一下“成人仪式”。Gennep描述了年轻人的成人仪式只有在父亲参加了一个“跨过围栏”庆祝仪式后才能举行，这个仪式的含义是父亲接受了自己作为老年人的状态。
当我们审视一下全球的氛围，主导的理论是情感的成长，重点是成长。当我们审视自然，万物生长而后凋零。“成长”同样意味着老去和逐渐凋零。两代人除了共同幻想永恒的青春，还必须面对现实。
再回到患者Roberta和她的幻想之中，她意识到治疗的全部结果是使自己觉得自己是普通的，而她原先认为这会使得自己感觉自己是特别的。
对于成年人，这意味着完美小孩的理想死去了。父母意识到自己没能成功地塑造出比尔盖茨（亿万富翁）或爱因斯坦（天才）。在治疗的最后，治疗师同样意识到自己没有成功地创选出完美、健康、年轻的成年人。青少年会比治疗师预期的更早离开治疗。他可能没有发展出完全的移情性神经症。有时候很难弄清楚年轻人离开治疗是因为在附近的城镇找到了工作还是对移情的防御。这个阶段在生命中意味着同内在（婴儿）所爱的客体的分离成为了现实。青少年会将自己所有的努力和能量用来防御新的依恋。这可能表现出“问题的—扫而空”，而最初的表现是“症状的缓解”。对治疗帅而言，这意味着接受自身局限性的一课。
那治疗师能够做什么？Mendes建议将分析当成是一场游戏，在两个游戏者之间达成一项特殊的协议。没有单纯的接受者和给予者。如果认为分析师单纯地给予解释，而青少年单纯地接受那将会是场灾难。那不是精神分析，而是教条主义。Mendes引用了Winnicott的“容纳”：承受和支持。容纳意味着与当事人并肩工作。
青春期患者会给分析师许多的压力，同时分析师必须能够体验这种巨人的压力，既不要成为患者的同谋，也不要对患者有敌意。最后分析师会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心理运行正在发展的个体。
多数分析师都同意青春期患者非常容易受伤，表现出各种精神疾病的症状。所以在做诊断时很难区分是典型的青春期紊乱——比如一次恋爱事件的终止、对死亡的哀悼、丧失爱的客体——还是真正的病态。在青春期，性前期的各种冲动都浮现到表面，并表现出各种防御机制(Anna Freud)，但这“没有排除分析，因为它可以出现在成年人身上。”(Escoll)
有时防御也有益处，比如，人们可以看到理想化的能力转化成变化的潜力，就像Hopkins在Roberta的案例中所描述的。她引用了Winnicotts的观点，如果存在期望，那会唤起愉快的环境，使攻击变合理，并为继续成长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原先没有这样的环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或很困难的。
所以对青少年的治疗是一个机会，因为年轻的患者将自身环境中对父母的过度评价转移到新的客体身上（其他成年人，可能是分析师；他的同龄人；喜欢的摇滚团体以及这样的环境）。通过寻找新的客体，以及开始新的客体关系，青少年能够轻易地在不同客体间转移。他随时准备接纳对自身环境的全新体验，这样对他改变的能力有积极影响。然而也有缺点，年轻人会认为生活环境会控制自己生命的任务。(Brandt)
相反，这（他的态度）会妨碍青少年完成自己的发展任务，存在着“固着”的危险。所以他没有控制和前进，相反表现出前面所说的各种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成为一种替代的仪式，伴随着对见诸行动和逃离治疗的永恒恐惧，可以对分离进行修通。所以一个令人满意的治疗应当让年轻人被接纳。在Winnicott看来治疗师被作为过度性客体。
这个青春期的“中间”或过度性地带为个人的创造和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必须记住青春期不但会出现精神疾病或紊乱，个人的智力或艺术特质也在这个阶段发展。我们不应当忘记最早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是青少年和年轻人。此外，在第一代分析师中还有许多年轻人。
当我们关注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时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不就是那种对年轻人的青春期视角被成为俄底浦斯吗？实际上俄底浦斯三角冲突就是对青春期的描述……
现在，我们对这个青春期的“中间”或过度性地带的旅行即将结束。当青少年离开了这个地带，他将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或者他的成长将固着，也可能非常具有创造力。
今天，我试图找出给这些年轻易受伤害的患者进行分析性治疗的难点，包括他们（可能）的症状和防御机制。但我们也不要忘记这项工作显现出来的机会，这主要缘于年轻人面对这些机会时表现出的创造力、理性、意愿和开放性：所有这些均有助于治疗的成功。
—— 心盟旗下公众号：奋斗吧咨询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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