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取证的10条军规

很多年轻律认为，刑事辩护取证有很大风险。这种认识来自律师前辈的谆谆教诲，也来自某些著名案例的深刻教训。做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刑事案件的取证风险，到底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刑事取证“风险巨大”的观念，主要来自某些律师对公检法的极端负面评价。我们一直希望法律职业形成共同体，然而在对年轻律师的教导中，有些律师前辈以个案的经验教训得出片面的结论，将律师与公检法割裂为对立的阵营。

似乎律师必然代表着公平、正义，公检法意味着邪恶与腐败，不择手段、刑讯逼供、打击报复，诸如此类。在这种“妖魔化”公检法的论调下，年轻律师得出刑事案件取证有巨大风险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某些律师在取证过程中出现风险，首先要检讨自身行为是否规范，不能完全归责于公检法滥用职权，也不一定是基于打击报复律师的目的。律师在刑事案件取证中铤而走险、违规操作，事后却安然无恙的案例，屡见不鲜。

律师界深恶痛绝的刑法306条的使用率，堪比空难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追究一名律师的法律责任，与追究一定级别官员的责任相比，其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关注度要大得多。一般情况下，公检法办案单位并不愿意给自己增加那么多麻烦。

 

身正不怕影子斜。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严格遵守取证规则，是可以控制风险的。交通事故主要是因为司机违反交通规则，我们不能因此放弃驾驶而选择步行。在某些事故多发地段，更需要小心谨慎驾驶。

刑事辩护中，这种“事故多发地段”主要包括：黑社会案件，毒品犯罪案件，影响重大的故意杀人案件，完全依赖于言词证据的职务犯罪案件。司法机关高度重视此类案件，辩护律师如果在取证中疏忽大意，或者因为急功近利而心存侥幸，那就容易出现重大风险。

 

律师在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 调查取证最好由两名律师进行。（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是为了互证清白。）

二、 调取言词证据时，除了调查律师和取证对象外，排除其他人员在场旁听，尤其是当事人及其亲属。（这是为了避免在场其他人员干扰作证，影响证言内容的真实性。）

三、 调取言词证据，应当选择在适当的场合，包括：机关单位办公场所、调查对象的工作地点或其家中、律师事务所等，尽量避免在娱乐休闲场所（餐馆、酒店等）、当事人家中。（这一点是比照刑诉法对证人取证的有关规定，避免办案单位对取证地点存在误解。）

四、 调取言词证据，必须告知证人应当客观陈述，以及不实陈述的法律责任，并对是否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进一步核实、出庭作证等事项征求其意见。

五、 调取言词证据，对于事实部分的询问，应当尽量采用开放式问题，避免封闭式问题可能产生诱导。

六、 调取言词证据，尽可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如果证人在事后改变证言，指出调查律师有违规行为时，可以直接证明律师取证过程的规范。）

七、 调取的言词证据，只作为证据线索提交给办案单位，申请办案单位进一步核实，或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律师对该言词证据内容的真伪不承担责任，其真实性由办案单位进一步核实。）

八、 书证、物证，尽可能从权威部门调取。

九、 当事人及其亲属向律师提供书证、物证，律师应制作提取笔录或交接清单，由提供人确认对证据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十、 律师取得证据后，应及时与办案机关沟通，避免证据突袭。（有律师认为，过早向办案单位提交证据，可能会导致对方重新组织对我方的不利证据。然而，经不起考验的证据，无论什么时候提交，办案单位都可以让它发生改变，而且还会给律师带来风险。）

2007年易胜华律师在杀人案现场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是律师“进攻型辩护”的重要手段。刑事辩护的魅力在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辩方，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与强势的控方形成抗衡，并取得较好的辩护效果。

如果自捆手脚、自废武功，律师就只能针对案卷中的证据采取“防守型辩护”。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辩护质量和辩护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一名优秀的刑辩律师，应当勇于进攻，勇于取证，信任对手，严格自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赢得对手的信任和尊重，取得最好的辩护效果。

 

 

易胜华

 

2017年4月24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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