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国人，在日后的岁月里，香港坟场陆续葬入了一些华人，但他们的身份很不普通，基本都是本港华人中的上层人士和特殊人物，他们几乎均为香港出生，拥有英籍，一般说来普遍都与英人社会有密切联系。1903年，港英政府颁布《公共卫生及屋宇条例》，把香港坟场划分为不同地段，安葬不同身份的人物，立法局华人代表刘伯在争取华人永久坟场时，曾说“香港一般华人不会下葬香港坟场，安葬于该坟场的大多为英国属土出生，已归化英国、基督徒或欧亚混血儿。”
坟场中有两座洁白的十字架墓碑，从低矮的白色墙基从基座上清晰的刻文可知为何东爵士和原配夫人麦秀英女士之墓，这大概是下葬跑马地最为有名的华人了。何东先生是香港20世纪上半叶的华商首富，在本港家喻户晓，他的父亲H.T.Bosman（中文名何仕文）是英国犹太人，具有荷兰血统，母亲施氏是中国人，因此何东是一位欧亚混血儿。他在金融、地产、外贸、航运等多个领域均极有建树，终于登上了香港首富的宝座，还在上海、青岛、澳门等地有大量投资，他曾担任东华医院的主席，被视为香港的华人领袖。何东自幼由母亲抚养，深受中国文化熏陶，成年后一直以华人自居，据说习穿长衫马褂，1895年戊戌政变失败后，何东收留了逃难来港的康有为，1906年经政府批准，何东将家搬到中环半山，成为首位在太平山顶居住的华籍人士，1936年为抗击日军侵华，他捐出十万大洋帮助中国购买战斗机。
何东是著名的慈善家，香港大学1911年成立时，他是主要的资助人之一，位于薄扶林的港大何东夫人堂，就是纪念他和夫人而命名的一栋宿舍楼。去过澳门的人，也会留意到在老城区距离议事厅前地不远的一处岗地上，矗立着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楼，这座建于1894年以前的建筑于1918年被何东爵士购入，后人遵遗嘱将故居及25000港元购书经费赠予澳门政府，旨在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馆址就选择了他的故居，2005年“何东图书馆”作为“澳门历史城区”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遗名录。
1956年何东爵士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本来他是有私人家族墓地的，但临死前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从而与元配夫人麦秀英被同葬在香港坟场。
香港坟场中有一个高方座上竖立着圆柱多棱形的墓碑，全碑无字，颇为特殊，暗示着墓主非同一般的遭遇，这是晚清革命家杨衢云的魂归之地，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大概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他原籍福建，于1961年生于香港，1892年与谢缵泰、尤烈等在香港建立革命团体“辅仁文社”，旨在“砥砺品行”、“尽心爱国”，这年秋天，与孙文相识，意气相投，一见如故，1895年共同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半年后当选兴中会会长。此后革命运动连遭挫折，1901年1月，杨衢云在香港被清廷派出的刺客开枪击中，翌日去世，孙中山即在日本横滨举行追悼会，并为他的妻子和三女一子筹得了1200元大洋抚恤金。杨的好友陈少白、谢缵泰等四下奔走，埋葬尸骨于跑马地香港坟场，为免坟地遭破坏，墓碑上只有编号“六三四八”而没有文字，成为香港坟场中有一块有名的无字碑。
洪秀全的族侄洪春魁（后易名洪全福）也葬在跑马地，太平天国时期他受封瑛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香港，匿迹于洋轮上当厨师，在行船期间结识孙中山，为孙中山运输武器，支持革命，并经谢瓒泰父亲的介绍，与其相识，加入洪门后，被推为首领，在港密谋起义，计划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底（1903年1月下旬）在广州发动起义，不幸事泄而失败，洪氏逃回香港，先隐居九龙，再南下新加坡避难，后返港就医。他去世后，也被葬于跑马地坟场，编号6781号墓，原来的墓碑立于1925年，现在能看到的这块典型的圆首形墓碑应是后来重立，行文也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子孙姓名列于碑上。
杨衢云属英籍，在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加之港府对其被清廷暗杀的遭遇很同情，以及其友谢瓒泰的努力有关，而洪春魁也能入葬香港坟场，丁新豹先生推测可能得力于谢瓒泰以及支持其事的何东、何启这些本港巨商的活动有关。坟场里当下的林木幽静，掩藏着如此风云激荡的历史过去。
我们慢慢往高处走，仔细看了不同墓碑上的图案，在一个台地上，安葬了当年远道而来的英国各兵种，这通过碑上雕刻的徽章可以辨识出，刻有船只或锚的，通过碑文可知系海军成员，有一只展翅雄鹰的，那是皇家空军。还有十字架上盘踞一条蛇，则为医生之墓。
在香港坟场的一角，有众多日本人的坟墓，根据丁新豹先生书中的介绍，共有465座，这是香港唯一一处日本人坟场，见证了明治以来日人在港的早期活动。明治政府建立后，将原先的国民渡航海外禁令废除，乘船来港的日本人逐渐增多，他们在这里从事各种经营，如开旅馆、饭店、服装店、照相馆等，死后有不少就葬于他乡，早先是葬于别处坟场，也有零星分布于香港坟场范围内的，到1909年方通过条例，将坟场的一个角落单独划出，作为非基督徒的墓地。许多墓碑上刻着女性名字，她们多是在香港充当娼妓的日本女子，中环那里的摆花街，就是当时主要的烟花之地，繁华过后，晚景凄凉，她们中有不少诡异了佛教，于是能看到一些墓碑上刻着某某居士的名号。
小路蜿蜒，往山上去，有一条山涧流下，一些打落的花瓣和叶子在水中飘零，偶尔有鸟雀鸣叫着从草丛飞起，给寂静的墓地添了几分生气。
在高处，回望高低错落的灰白色墓碑，被雨水打湿，显得更加苍旧和静谧，背景便是密集的楼群，也是高低错落着，在逐渐黯淡的天光里，也有了些沉郁的意味。听得见汽车的喧闹，永恒的静寂和车水马龙，只被小小的围墙隔开。而高架上的巴士，若有乘客往窗外一望，便可观看坟场全貌，赶上下班高峰，车如蜗牛蠕动，那更可细细浏览这边的景致了。两个世界，这么近，或者说本来就是一体，这个活泼的城市属于今天的人，而它的创造者们，也从没离开，安详，倔强，永远睡在城市里。不知对面赛马场的呐喊欢笑、快活蹄声，会惊醒这里的灵魂么？
长眠于此的那些殖民者们，墓碑上夸耀的词藻，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信的历史，他们自诩的伟大，是对我们的颐指气使，他们碑上雕出的刀剑，自是对我们的切肤之痛。然而百年代谢，当眼前只有绿叶鲜花芳草和墓碑时，能听见的回响似乎只是绵长、温和与哀静，你又不得不承认，墓地外的这个繁华都市，他们是缔造者之一。怨恨和纠结，功过与是非，是今人不休的论题，而与他们已无关，与其相伴的，唯有清风明月。
香港坟场的两翼，各紧邻两处其他的坟场，基本是可以望见的，回教和天主教坟场在北，而波斯和印度坟场偏向东南。
花木极盛的波斯坟场，埋葬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一宗教起源于古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成为国教，在古代西亚、中亚广为传播，并在北朝时期传至中国，一直影响到隋唐，被中国人称为祆教和拜火教。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琐罗亚斯德教遭到极大打击走向衰落，约在8-10世纪间，一些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远走他乡，移居印度西海岸以孟买为中心的古吉拉特邦一带，被称为“帕西人”（Parsi），至今据说还有十多万人，他们善于经商，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已有帕西人来中国南方经商，而在香港的帕西人虽然人数不多，只有几百人，但却于香港开埠不久后的1852年就在跑马地建成祆教坟场，今天这里摆满了盆栽植物，与一个花卉公司和谐共处。下葬这里的祆教教徒中有一些颇有名气，如著名商人、香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的么地（Mody），至今在尖沙咀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道路，他的墓可能是该坟场中最大的一个，系方形亭状，四角有粗壮的圆柱，十分醒目。
由于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侵华英军中就有不少印度雇佣军，加上其他动机，香港的印度人及后裔为数不少，他们的死后家园也在跑马地，印度教坟场的附近还有一座印度庙，香港印度教徒的宗教和社会活动通常就在这里举行。
香港的回教徒人数众多，除华人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来自东南亚、西亚和北非阿拉伯世界的信徒，香港共有四座清真寺，港岛半山些利街的一座始建于1849年，而尖沙咀的九龙清真寺则规模宏大，礼拜大殿能同时容纳二千人，回教徒实行土葬，在香港有两处墓地，一处在新界柴湾的哥连臣角，一处就在跑马地，位于天主教坟场边上，是跑马地诸坟场中最靠近城市繁华区的一座。回教坟场的大门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圆尖龛形顶，龛中有阿拉伯文题额，铁门被漆成漂亮的蓝色。
与回教坟场“无缝对接”是一座别致的锡克教神庙，这也是当年英军中的印度雇佣兵在香港建立的，已有百年历史，当看到三三两两裹着头巾的印度籍锡克教徒进出，而建筑的背景就是依山而上的层层回教徒坟墓时，不由地感叹香港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社会，跑马地就是鲜活的注脚。
天主教弥圣弥额尔坟场设立于1842年，同样历史悠久。因为土地逼狭，这里的墓碑更显拥挤，彷佛十字架的丛林，但许多碑上有精美的雕塑，或是一躯微微躬身的圣母玛利亚，或者双掌合十作祈祷的天使，当然耶稣的形象自不可无，也有花环等各式图样，足以让人流连。中国信徒则许多采用中式墓碑，而在碑额上刻出十字架。山坡下有一座精美小巧的教堂。
坟场外有一副对联，借着最后的天光，可以辨读出：
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
心头一紧，这以长眠者的口吻吟出的十四字，真能击中活人的软肋，让路过者有些不寒而栗了。但想来这并不是先行者狠毒的诅咒，而更像老者娓娓道出人生的要义：莫以悲喜郁结于心。该去的，总会去，该来的，总要来，坦坦荡荡，至此无忧。
这时，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驶来，上车。十分钟后，又置身于铜锣湾五光十色的霓虹境，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了。
（摄影∕耿朔）
（曾刊登于《中华遗产》2010年第9期，文字和图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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