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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没有退休，却写了一部关心你晚年的书
鲍夏挺
《温暖消逝：关于临终、死亡与丧亲关怀》
Understanding Dying, Death & Bereavement
迈克尔·R.雷明 乔治·E.迪金森 合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05）
68.00 元
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写过一本流传甚广的通俗心理学著作《相约星期二》，书中米奇回忆了他和大学时代的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一起度过的诸多个星期二。米奇当时已毕业多年，莫里则身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1]，正在医院里度过一生中最依赖他人的时光。米奇是莫里唯一陪着他直到去世的学生。在这个病床旁的课堂里，莫里向米奇分享过一条「临终经验」：生命垂危时刻，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并与他人一起分享。「你应该感谢有这么一段时光，可以让你知道死亡是怎么发生的。」
并非所有人都能过像莫里一样坦然应对临终时刻，电影《X 战警》中主张登记变种人信息的国会议员，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基因突变引发的生化反应即将死去时，恐惧地抓住站在一旁的「暴风女」，请求她不要丢下自己一人躺在工作台上死去。即使是昔日仇敌的陪伴，都要好过临终时独自面对死亡的那种孤独无援感。闭锁幽室，被冰冷的器械包围，孤独无依，电影中议员去世时的场景，恰好是美国社会大部分人惧怕死亡的因素之一。
如果在前述两种度过临终时刻的方式中选，很多人会希望自己能够像莫里那样，在最后的时刻仍能不断寻找积极因素。但在一个缺乏死亡教育的社会中，无论我们是死者还是失去亲友的旁观者，坦然面对即将逝去的生命都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消极逃避或手足无措反而显得理所当然。
作为一本美国大学的教科书（面向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专业学生以及对死亡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温暖消逝》一书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检视「自己应对死亡和悲痛时的感受和行为」。两位作者克尔·R. 雷明和乔治·E. 迪金森分析了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人一生中可能经历的死亡悲痛，介绍了英美国家的临终关怀体系和相关药品管理规定，甚至提供了和临终之人相处的建议等。这些内容包含了知识性细节和真实事例，在美国它们属于一个专门学科——「死亡学」——的研究对象。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死亡依旧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件，无论它碰巧发生在亲友和你的宠物身上，还是最终和你自身相遇。相比吃饭、睡觉甚至性这些大部分人都绕不开的经验，死亡却是一种禁忌。民间宗教和儒家文化的交相影响下，死亡和临终对于中国人来说多显得神秘和不宜触碰。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路如何看待死亡的问题时留下了著名的反诘：「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儒家文化更强调人在世时的价值和状态的反映，而在处理临终这个在世的最后阶段时，我们其实缺乏应对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向莫里·施瓦茨教授这样的前辈取经，而养老院和医疗机构的临终看护尚未完善，积极的现代心理干预引导则只在个别高层次的护理机构才有提供。
这本书同样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所能做的只是给出相关的知识普及，告知一些基本技巧（比如如何去安慰一个处于悲伤中的人），以及提醒你还有这样专门的学科和从业者可以求教。
死亡话题在美国被公开谈论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比性话题「走出阴影来到阳光下」还要晚了十年。迈克尔·R. 雷明和乔治·E. 迪金森发现，即使在 21 世纪，美国人仍然在一些细节处表现出对死亡的拒绝：
人寿保单和遗嘱的盛行证明美国人对死亡的接受度相当高，并会采取措施应对不测。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事实上这是否定死亡的一种方式，通过避免死亡的一方面——社会死亡来否定死亡，因为这是可以被控制的。通过买人寿保险，我们继续积累财富；通过立遗嘱，我们控制财产的分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是否定死亡的。例如，伊里奇认为以医疗方法处理死亡使死亡变成了一种陌生的经历，死亡不属于之前的生活，是外来物。伊里奇指出，一个人的最终去世是作为消费者反对医学主宰的终极形式。鲍德里亚则赞同死亡否定的论述，他认为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化是不可逆的：死者从符号循环中跳出，被扔进墓地，慢慢被遗忘，不复存在。
更多的拒绝态度可以从常对话中找到痕迹，中美文化都倾向于隐晦地来指称死亡或传达一些亲近的人辞世的消息：「香消玉殒」「驾鹤西去」「He’s left.」「She heard the call.」，就像我刚刚用到的「辞世」一词，这些都是隐晦的用词和表达。《温暖消逝》举了一个作者朋友的例子，她在给作者的来信中传达丈夫因突发病离世的消息。沉浸在悲伤情绪中的朋友这样写道：「他已经接受了最好的治疗。我永远爱他。」在这里，「我丈夫死了」这个弦外之音，可能需要敏感细致的同理心才能捕捉到。
冷冻遗体以期科技增长会带来复苏人体的可能，墓碑和棺材仿照床榻的设计，以及入殓师提供的殡仪化妆等，都向我们在暗示，身边的人并没有离开，他们只是进入了一种特别的睡眠状态。
为什么人们如此忌讳甚至害怕死亡？迈克尔·R. 雷明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人们拒绝态度的产生：
（死亡让临终患者不得不）依赖他人
死亡过程中的痛苦和/或屈辱
死亡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孤立、隔离与抛弃
亲人的离去
对来世的担忧
死亡的结局
身体的命运
突然的或意外的死亡并不会伴随太长的痛苦，也不会让人产生被孤立的感觉。对死亡结局、身体命运的担忧则与部分宗教教义相关联，对信奉现代科学的大多数人而言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
罹患慢性病或肿瘤致死却是很多人极有可能要面对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他们多少会遭遇去世前依赖他人、隔离和亲人离去等让人恐慌的经验。「临终患者」的这个身份，会通过空间隔离和限制，给自身面临死亡的人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影响：
对患者来说，被局限在医疗机构中意味着很多很多，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是独自一人。空间的意义让患者明白，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些给予生命意义和目标的事物——家人，朋友，事业。对于临终患者来说，这便是脱离社会的第一步——即个人努力不再被社会需要。
即使医院并未对病人进行严格的隔离或限制活动空间，随着病情发展人在客观上也不得不面对脱离社会的现实：
如果病人被疾病折磨到衰弱，也许就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外表吸引力的减弱也会让病人远离社会。一些人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晚期后，会自我隔离起来避免看到死亡。
既然人们透过种种自我暗示在拒绝死亡，我们也能从种种角度理解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为何死亡同时又会变成令人迷恋的因素？
可能的原因是：死亡是活着的人无法获知的陌生经验（濒死体验也仍然属于活着的一种特殊经验而非「超自然」的经验），面对死亡时宗教带给人的解决途径常让死亡变得更加重要和令人好奇。
这些可以设想的原因以外，《温暖消逝》提到了一些更具体的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校园发生多次枪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死亡学的关注；日益向城市集中而远离自然的人更少直接接触死亡的机会；摇滚和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等流行文化对死亡形形色色的塑造让人对死亡产生了不同于日常的理解。
当某个文化现象变成一种显见的趋势时，对这种趋势的反思总会适时出现。对死亡拒绝态度的盛行同样催生了「死亡学」和「死亡咖啡馆」，以让死亡能够纳入我们理性或至少是公开谈论的范围内。
这些（死亡）咖啡馆本是瑞士的传统，2011 年传至英国，并于一年后传至美国。美国 40 多座城市中有「死亡咖啡馆」——人们可以畅所欲言，没有教条约束，无需最终定论。它们不是悲伤互助或者治疗小组，其目的是唤醒公众的意识，有效利用有限的生命。其中有两个话题被反复讨论——对死亡的恐惧和大众不敢公开谈论死亡。
伦敦的「死亡咖啡馆」活动，来源：http://npost.tw/archives/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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