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人乃至是世界华人的心中，就是儒家文化、中华文化的代表，更是万世师表。
历代的帝王不管是否尊崇儒家，一般对孔子都保有一定的敬意。
但是康熙二十三年的一场祭祀，康熙来到孔子墓前，看见碑文却迟迟不下跪，一直到大臣遮住一个字，他才立即下跪。
清朝，是满族人创立统治权的时代，所以祭祀孔子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他们的一项传统，不过却一直传承了下来。
虽然努尔哈赤曾经有过“诛儒”的政策，但是从皇太极上位开始，就积极地推崇孔子及儒家思想，在盛京即建孔庙，给满清后代做了一个榜样。
顺治帝入关后，便操心起释奠的礼节等问题，重新利用起前朝文庙做基础，逐渐将祭孔大典建立并完善起来。
康熙帝深受顺治帝的儒学文化的影响，将顺治“尊孔”的行为继续发展。
不仅在北京文庙举行释奠礼，更在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南巡时“巡幸阙里”，亲自到曲阜孔庙祭祀先师，这一举措是清朝统治的开创性活动，为后代的尊孔行为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有了康熙帝的经验后，认真汲取的雍正皇帝，对于孔子的追随，可以说是清朝皇帝祭孔行为的高潮。
乾隆帝更是深受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的影响，从小对儒家经典的耳濡目染，使他继承了父辈们的传统。
除了间年亲诣北京文庙之外，更是八次到曲阜行释奠礼，其中三次是南巡途中经过曲阜而祭孔，其余五次是巡幸山东而专门到山东曲阜祭孔和泰山观瞻，这是清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唯一。
康熙二十三年的这次隆重的祭孔大典，除了继承皇家的传统之外，也是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内的。
因为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国家政治与礼仪制度的联系十分密切，治国而不用礼仪，典礼而没有礼仪，是不可能的。
而儒家思想又以孔子思想为核心，因此祭孔就十分有必要了，再加上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对孔子与儒学十分敬重，无疑也在影响着清代统治者，决定继承这一古老的仪式。
清帝祭孔除了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外，也出于对统治现实的需要，因此逐渐认识到了祀孔的重要性，而且只在帝都虔诚的祭孔对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及亲诣先师故里所带来的效应。
康熙初年的时候，以辅政大臣鳌拜为首的一部分保守的满洲贵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轻视文教，排斥汉官，力主回归满族“淳朴旧制”，推行了文化上全面倒退的政策，在汉族士人及百姓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
康熙于康熙八年果断清除了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继续继承并积极推行皇太极和顺治对汉文化的政策，尊重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吸收儒家学说，重视提拔、任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使得众多读书人以及明朝遗民纷纷为康熙朝效力，可以说,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到康熙年间，已经趋于完善和卓有成效了。
康熙二十三年，清朝的局势已定，康熙大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的士子，所以特意来到曲阜祭祀孔子。
在这一场祭祀活动中，一个地位、身份特殊的人来到了康熙的眼前，他就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
37岁之前，孔尚任都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
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北归，特地到曲阜祭祀孔子。
这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曾经亲自去祭拜了明孝陵，引起了朝臣的大力称赞。
于是康熙暗暗下定决心，祭拜孔子的礼节也绝对不能够简化。
当时康熙到达山东废县的时候，下旨给山东的官员以及衍圣公：令于孔氏弟子中选举讲书二人，在祀典告成后,为他讲经，内容为《大学》首节和《易经系辞》首节。
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坼推举为御前讲书人并写作讲义,在讲义得到御批通过后﹐康熙又命选举两个讲书人为他讲解儒家经典。
这次讲经让康熙对孔尚任感到十分的满意，原因有二。
第一是孔尚任撰写和讲解的经义，使得康熙帝非常满意，祭孔大典结束之后，康熙稍作休息就换上便装，升诗礼堂，听孔尚任讲解儒家经义。
至于第二件事，是后来在孔子墓前发生的。
康熙在孔庙祭祀孔子并且游览圣迹完毕之后，下旨仍然让衍圣公和讲书官孔尚任引驾参观孔林。
孔林被修建在曲阜市的北面，因为孔子地位的尊崇，千百年来都没有遭到破坏，保存十分完好。
孔林又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
林墙内林木幽深，古木参天。相传孔子的弟子，各以其故乡的树木种植于孔林之内，因而树种极多。林中墓冢累累，碑碣林立,这里还有李东阳等历代大书法家的亲笔题碑，故孔林又有“碑林”的美誉，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
康熙一行人走到孔林的思堂时，康熙问起孔林的面积，康熙在孔庙祭孔并游览圣迹完毕之后,下旨仍让衍圣公及讲书官.
孔尚任引驾参观孔林。游至孔林思堂时,康熙问起孔林的面积,孔尚任回答“十八顷”，并诉苦说:“至今两千余年，族众日繁，拊葬无隙。”
当康熙问“何不开扩”时，孔尚任不失时机地请旨扩建孔林，他说，皇上能够问起这件事，是我们家族千百世子孙的幸事，但是苦于孔林的林外全部都是版籍民田，我们就算是想扩张，也没有办法，还请皇上能够特设恩典。
孔尚任之所以如此大胆地提出这么多的要求，是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康熙对儒学的重视。
虽然历朝历代多有皇帝曲阜祭祀孔子，但是作为清朝第一位莅临曲阜的皇帝,康熙还是做足了文章。
康熙看似顺水推舟送人情，其实是给自己的尊孔事业增加砝码。
孔尚任正是摸准了康熙的这一心理，所以接连提出诸多要求。
引康熙游览圣迹，巧妙应对康熙的发问，君臣之间的默契，更令孔尚任感怀不已。
他们到孔林的这天，康熙还决定去谒孔子墓。
不得不说，孔尚任一直都很会揣摩圣意，所以也无怪乎接下来他能帮康熙解围。
进入孔林的神道之后，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敬就下轿步行。
路上他看到一棵槲树，这棵槲树长得枝繁叶茂，树冠大得就像是一顶华盖，很是庄严。
康熙帝睹物生情，心中不由地开始思乡，但康熙帝并不把自己的情感流露出来，而是移步来到大槲树旁,绕树转了一圈，细细审视后，向侍立在一旁的孔尚任问道:“孔爱卿,这是什么树啊？”
孔尚任一听，心想不妙，这槲树在东北林区比比皆是，康熙帝祖居关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分明是借此机会考验孔氏后裔对朝廷是否忠诚。
自己如果照实回答，便犯下汉人称满人为槲(胡)人的大忌，遭文字狱的迫害。
对此，孔尚任很明白。可是皇帝问话又不能不答。
想到这儿，孔尚任就趋前对康熙皇帝奏道:“圣上，此树为橡子树，乃先祖弟子从关东移至圣林。两千多年来,它给圣门带来吉祥,使圣脉不断，圣裔延续，为此，圣门后裔把它视为吉祥的象征，故取'吉祥’的'祥’字的谐音称为'橡’。其果实称为'子’，因为'子’是古代对有美德的人的尊称。孔氏世家出于敬意,故称此树为橡子树。”
康熙皇帝听后，连连点头，很是满意孔尚任的回答，夸他聪明机巧，而且知识广博，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见康熙帝说完这番话，孔尚任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随后一行人说说笑笑继续往前走。
说话间便来到了孔子墓前，当时已经早就有侍臣在那边等候，而且把祭祀孔子的贡品都准备完毕。
只见孔子墓前的供桌上，摆着猪、牛、羊三牲祭品，地上也把黄毡都铺好了。
众朝臣都在两边庄严地肃立着，谁也不敢吭声，毕竟这是在孔子墓前，康熙帝如此尊崇孔子，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敬的举动，恐怕是乌纱帽都不保。
大家都紧张地等待康熙完成这个祭拜的仪式。
谁知道左等右等，康熙也没有动作。
有大胆的大臣伸长脖子往前看，发现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的时候停了下来。
再定睛一看，发现孔子墓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看到这几个字康熙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
就在这时，引驾官孔尚任看出了康熙迟迟不动的原因，他低头沉思片刻，灵机一动，上前对康熙说，圣上一路走来想必劳心劳神，祭拜仪式虽已准备好，但先祖的意思是还请圣上稍候一下。
作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孔尚任说的话康熙还是觉得很有分量的，于是便听他的，先到旁边休息了片刻。
之间康熙休息的时候，孔尚任立马叫人拿来了一匹黄绸，把“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中的“王”字给盖住。
然后孔尚任再命人再添上了“先师”两个字。
这一切都做完之后，孔尚任又立即到一旁将康熙帝请过来。
果然康熙帝一看立刻恭恭敬敬地行了一跪三叩之礼。
在场的大臣看见这幅场景，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明白怎么回事，但还是按捺住心中的好奇，和康熙帝一起做完了祭拜的仪式。
仪式完成之后，衍圣公立马向孔尚任求教，为什么一开始康熙不肯拜，他稍微一动作，康熙就肯拜了，难道是因为他身为孔子之孙的身份吗？
孔尚任笑着摆摆手，说非也非也。
其实，康熙皇帝一开始不愿意跪拜，正是因为墓碑上那几个明朝正统年间八大书法家黄养正篆书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几个字。
说完之后衍圣公更加不解，这和这几个字有什么关系？
其实，“大成至圣文宣王”是元代统治者给封的。
元朝统一天下之后就给孔子建造了许多庙，称为“宣圣庙”。
《元史·祭祀志五》“宜圣” 条说:“宣圣庙， 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
可见孔子被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是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七月。
从元代而来的这个封号，在明代时也没有出现什么差错，所以衍圣公不明白为什么康熙会因为这个封号而不拜。
于是孔尚任继续和他解释，康熙皇帝是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他作为大清朝的皇帝，本身已经是一国之主，是不能再拜王的。
更何况，他来曲阜，是来拜师，拜万世师表，拜儒家的圣人，而不是来拜王。
孔尚任说完这个之后衍圣公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赞孔尚任心思细腻，很会揣度圣意。
怪不得要等孔尚任把“王”字给遮住之后，康熙才肯跪拜。
其实在满清建国后清朝廷对孔子也有新的封谥。
《清史稿·礼志三》 载，“ 大成至圣文宜先师孔子”的封号是在顺治二年(1645) 定称下来的，但顺治十四年(1657) 时，给事中张文光说，“大成文宣”四字，不足以完全表达“圣”的意思，于是就按提议改称“至圣先师”。
康熙二十二年(1683) 时，康熙写了“万世师表”的扁额悬挂在大成殿，并颁发至直省的学宫。
从不断追加的封谥看，两个少数民族帝王，对孔子都是非常敬重的。
也正是因为康熙其实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写了这个匾额，所以孔尚任才能够那么笃定，康熙此行是来拜师，而不是来拜王，于是用巧计化解了康熙的尴尬，也让康熙对他更加赏识。
忠君与功名，几乎就是古代中国读书人精神与物质的全部，孔尚任的诸多表现，无不体现着圣裔对康熙的忠诚，但同时也巧妙地展示了他的才华。
他的功名，也就近在咫尺了。
可以说，经过康熙二十三年的这场祭孔仪式，孔尚任才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仕途。
现实的仕途并没有孔尚任想的那么理想而完美。
一直到康熙二十五年7月，孔尚任接到了调令，他要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去往淮扬治水。
这对于一心想经世济民的孔尚任来说，自然是难得的机遇,当然,这自然也是康熙皇帝作为君主对
孔尚任这位臣子的磨练与试验。但治河官员勾心斗角，沉醉歌舞酒宴，治河工程一再拖延，孔尚任堕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发出了“为问琼筵诸水部，千樽倒尽可消愁”的感慨。
在百无聊赖之际，流连于江南的孔尚任凸显了他的文人特质。
他开始和江南的著名文人诗酒唱和，其中不乏著名的明代遗民冒襄、黄云等人。
这段时期，孔尚任几乎走遍了南明的故地，了解到了许多南明小朝廷的事迹，也结识了更多的明代遗民，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孔尚任受到了他们爱国思想的影响，所以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
仕途不顺，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上来，他开始积极地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九年 ，孔尚任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
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 ，52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
但是次年三月，孔尚任就被免职，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被罢官和《桃花扇》的演出有关，但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
因为《桃花扇》所写的故事，是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有凭有据。”
也就是说，剧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是真人真事，剧本里所写的一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可以考证精确到某月某日。
这样一部写南明小朝廷覆灭的事情，很难不让清朝的统治者觉得是明代遗民抗清思想在作祟，这是非常忌讳的。
所以即使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康熙也不会给他这个面子，该罢官还是要罢官，毕竟《桃花扇》传播范围越广，越不利于他所统治的封建社会的稳定。
罢官之后，孔尚任在京浮现了两年多，随后便回乡隐居了，终老未曾再出仕。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代戏曲家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在封建时代，是有很多避讳的，如果对中国古代的避讳文化稍有了解就知道，这其中透露着多么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弥漫着多浓重的封建思想。
康熙祭拜孔墓这件事，也透露出他的一种避讳，这样唯心主义的观点，让人看起来有些啼笑皆非。
《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
《祭孔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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