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临海张家渡农业社的村民在给家中添建猪圈时，无意挖出好几件没见过的稀奇宝贝，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文物的他，马上就将情况上报给了相关部门，很快当地文物局便派出一队考古人员奔赴现场，对文物进行保护性开采。最后，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座古墓，墓中藏有107件金银器物，其中包括了束发金冠、金带板等文物，不仅如此，墓中还有22件可以被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各式各样的古玩饰品，这林林总总的文物总价值约在十亿左右。
发现古墓时，古墓未经破坏，文物也很完整，鲜少发现损坏的情况，这就说明古墓的情况非常乐观，然而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却不怎么高兴，反倒被笼罩在了疑云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发现墓主人的尸体上未穿戴一件宝物，而且明显是用草席裹着下葬的，因此围绕在他身边的宝物显得太格格不入了。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这便是之后的工作了。
根据已确认的史家资料，鉴定组专家最终确认，这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王士琦的墓，而这位被人人称赞的一代清官的墓中，出现价值连城的宝物的缘由，还得往前追溯一番。
嘉靖三十年（1551）王士琦出生，父亲是嘉靖年间有名的大儒士王宗沫，家族是浙江临海的四大望族之一。在廉正清明的家风熏陶下，王士琦立志为民为国，于是在32岁时考中进士，先后在工部和兵部任职。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士琦升任为重庆太守，任职期间恰逢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发动谋反，为保安稳，他临危受命，只身单骑前往敌营，成功以一人之力招抚杨应龙。朝廷得知此事后，为嘉奖他的勇气，于是再次升任他为四川按察副使。
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士琦被调配至山东任参政，和刘綎一起受经略邢介指挥，准备再与日本倭敌一决死战。在那之前，日本刚结束内乱，在丰臣秀吉的带领下完成全国统一，可全国兵权还有部分仍然掌握在地方领主的手中，因此国内形势很不稳定。为了能巩固自己的威信，丰臣秀吉需要大量的钱财，可国内已经没有他能利用的资源了，于是他将如狼似虎的目光投向了朝鲜，望能够用武装力量侵占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带领的15万日军从釜山登陆，来势汹汹，打了朝鲜一个措手不及。见情况不妙，朝鲜紧急向明朝廷发出请求支援的急报。早在十四世纪，高丽大将军李成桂便借明朝的支持，夺得政权，建立朝鲜，为表达忠诚，成为明王朝的附属国，所以明朝廷接到急报后，立马出动军队到朝鲜支援。明军一到，战局便被扭转，丰成秀吉不敌，最后被迫接受明朝的附属国册封。
大和民族可能自古以来就属“小强”吧，丰成秀吉不服，花费五年时间，组建了14万大军，再次入侵朝鲜。当然，明朝廷依然派遣军队援朝抗日，而王士琦就是其中一员，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人们记住了他。
初至朝鲜，刘綎时常碰瓷，因此十分丧气。将军情绪不高，自然影响军心，王士琦见此很是着急，于是就有了《明史·刘綎传》中的一幕：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在王士琦的威慑下，刘綎反倒被激励，在下一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将士也逐渐士气高涨。而后在栗林，王士琦和刘綎合力将日军围困了十几天。王士琦认为，被围困的日军在粮食逐渐告缺的情况下，一定会想办法向其他军队请求突围，所以早早便安排了陈璘在海上伺机守株待兔。果不其然，被围困的日军确实派了使者引来了海上日军，不过王士琦一声令下，陆海两地，明军大败日倭。
王士琦在援朝抗日的战争中，永远身先士卒。当时南原失守，当地百姓争相逃离，就连军中下属也劝王士琦逃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士琦思索良久，认为不如现在就自断退路，誓死报国，才能激发将士们的斗志，以及安抚乱如一锅粥的朝鲜百姓。
尽管史书上对王士琦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着墨不多，但他的所作所为被当地百姓，和当时朝廷都看在了眼里。于朝鲜百姓而言，王士琦虽为参政，但却胜如主将，所以他启程返回时，朝鲜百姓夹道相送，甚至为他专门在全州立了块“去思碑”以纪念。
多年在外征战，王士琦落了一身的病根，最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他在前往江南任巡抚时，积劳成疾，牵引旧病，最后病逝于世。王士琦一生为官清廉，走前甚至要求家人不能给他厚葬，仅以草席裹身足矣。在他走后，崇祯皇帝念及此事，下令采取“赐祭葬”为他追授战功，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就这样被放在了这位民族英雄的身边，与之沉睡至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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