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互联网上热议起“外婆”的标准叫法到底是“外婆”还是“姥姥”。事情起因于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收录的李天芳散文《打碗碗花》 ，原著中的“外婆”一词竟然全部被改成了“姥姥”。
对于大多数习惯使用“外婆”一词的人而言，这一改动让人难以接受。今年4月底，我的外婆走完她108岁的漫长人生，安详辞世。然而，她留下的温暖身影，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就能浮现出她银白的头发、慈祥的面容，夏天里拿一柄葵扇为我驱赶蚊子，冬天里将桔子放在口袋捂暖了再给我吃。这些家常琐事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她漫长人生里经历的患难和沧桑，以及她的仁慈、慷慨和豁达，更像乡间村头独木成林的榕树荫庇着后辈，为他们遮风挡雨。
这些深沉而永恒的情感，这些朴素而珍贵的价值，都承载于“外婆”两个汉字之中。相比之下，作为一位南方人，“姥姥”两个字显得陌生而疏离，无法激起我心里任何波澜——用“姥姥”去书写我的外婆，这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当然，“外婆”被改成“姥姥”事出有因。有网友发出上海教委去年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外婆、外公”属于方言，“姥姥、姥爷”才是规范用语。这一解释当然不能服众，引发了如潮的质疑和抨击。除了这一层面的争议之外，《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文学的本质就是承载、表达、构建人类的情感世界。情感离不开个人经验，离不开个人所使用与附着的独特语言。语文教科书收录名家名作，除了让学生学习书面语言的规范表达之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育学生的文学素养。如果简单粗暴地篡改作家的用词遣句，破坏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既是对于作家的不尊重，也与培育学生文学素养这一目的背道而驰。试想，如果生硬套用“词典规定”这一标准去衡量，那不知道有多少名家名作，都应该更梁换柱，修改得面目全非。
推广规范的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具有充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在这一点上毫无争议，但是社会现实的改变也不应该完全被忽视。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普通话早已经成为大多数地区的通用语言。
与此同时，很多方言的使用和传承都开始面临压力。随着年轻人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普通话，方言的传承使用日渐式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以前没能很好预见的问题开始慢慢显露，引起了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方言不仅仅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它同时也是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主体性要素。不同语言、方言之间，语意可以互相翻译，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地方性的艺术审美、大众心理，都无法通过翻译来准确转换。方言的文化魅力，在使用方言演出的地方戏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越剧、粤剧、沪剧、秦腔、黄梅戏等等地方剧种，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所使用的方言。如果脱离本地方言，改由普通话来演出，即使可以传达出同样的语义，原有的艺术魅力也会大打折扣。然而，随着方言的日益边缘化，这些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性文化艺术门类，都面临着受众萎缩、创新乏力、传承艰难的困境。
推行通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与保护传承地域性文化艺术，这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在坚持推广普通话、推广规范汉语表达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对一些以方言为基础的艺术品种，积极开展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
所以，对于一篇早已成名的文学作品，把通篇里的“外婆”都生硬地改成“姥姥”，似无必要。
（作者：封寿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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