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药学从不分家，医生用好了方药，才能取到预期的效果。 “医药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搞不好，医药脱节， 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
现在先从方剂和药量的问题谈起。疾病不外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疾病包括传染病，从现代医学上看，多是细菌和病毒的感染，来势猛， 发展快，危害大。治疗这种病，要抓住矛盾(指辨病)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指辨证)，选方用药要单纯， 要有力量。例如:张仲景治疗伤寒(指热性病)，在三阳实证，太阳病用发散药，无汗麻黄汤，有汗桂枝汤，挟有夹杂证， 都在这两个方子加以消息;少阳病用和解药，大、小柴胡汤;阳明病用清、下药， 经证白虎汤、腑证三承气，这是“治病留人”。在三阴虚证以四逆辈，“留人治病”。 于药量上，主要有多至八钱者(大、小柴胡汤中的柴胡)，有多至一两六钱者(白虎汤中的石膏)。其余辅佐药则二、三钱，药品少至三、四味，多则六、 七味， 忌杂药滥投，以致药力分散。这种少而不漏，专而有力的用药方法，是很可取的，我们不可以嫌它药少量轻，应当继承它，发扬它，再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它，以光大这种传统疗法的优越性。
慢性疾患，若病情单纯，也可以径取温、清、消、补等方法，药味不要多，药量不要重，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若病情复杂，则以复合方剂照顾到比较多的方面，或分成小量频投，或予以丸散长服， 这种相机以进“有方有守”的措施，是符合慢性病的病理机制的。例如李东垣虽是以多味药治理慢性脾胃衰弱症的能手，但多而不杂， 且在药的用量上有很丰富的经验，或少量一剂煎服，如补中益气汤， 总量仅二钱三分;葛花解酲汤，每服二钱，这是治疗比较急的脾胃病;若治缓慢的脾胃虚弱症方剂，如升阳益胃汤，粗末煎服，每次半两...等等,这么轻的药量，是不是能够举病?我在初学医时，读东垣书，也有这种怀疑，认为现代临床医生所疏的方剂一帖少则四、五两，多则八、九两，甚至有达一斤上下者，还有时不能举病，这种每帖只不过三、四钱的轻量小剂，如何能医好病证呢?后来临床既久，才逐渐体会到，用药在对证合拍，不在方剂大小(有例外的后面再谈，这是指的普通施治)，而长期的虚弱尤其是慢性脾胃虚弱症，多因“饥困劳倦”而得，导致生理机能衰减，出现胃呆纳少，每天进食不过二、三两，还觉得脘闷腹胀，这纯粹是脾胃功能不健康的表现，若再日夜投以两次大量药物煎剂，只会给脾胃加上负担，增重疾病。再说，脾胃的慢性疾病，来势既缓，去之哪能过速，必须缓缓以小量药物扶持，假以时日，由量变达到质变，脾胃生气得到复苏，方算痊愈。东垣方药小量频投的方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东垣治病，没有用大方的时候吗?当然有。方药和用量视病情而定，哪有大小拘于一格之理。前人立“七方”之规，早划出制方的轮廓。东垣在医术上是有所创获的，于方药用量上是不会执着的，大量的例如:当归补血汤，黄芪一两，当归五钱即是。又如王清任补阳还五汤，黄芪四两，归、芎、芍药、桃、红、地龙不及芪量的十分之一，各有所当，不能一律。这是一方中用量的多少,后面再谈。又如《温热经纬》中的清瘟败毒饮，治表里俱热，气血两燔的大症，大剂将近一斤，中剂约半斤，小剂亦四两余。这里用黄芪补气，非大量其效不显，是药物所具的特殊个性，它药不能例比。清瘟败毒饮用石膏四两，因它是石性，水煎有气无质，非大量无退热作用;甲介类药如龟板、鳖甲、石决明、牡蛎等水煎也用大量，理亦如是。其它药物之特点，宜大宜小量，在传统习用上都有记载，兹不赘述。
药量以有效为准则。几千年来，前人积累许多宝贵临床经验，并在药量上摸索出规律，如三钱已能达到有效者，何必超过此数而用大量，况药有偏性，积久大剂频进，会使脏腑有不能应付之虞，慢慢发生问题，不过当时不能觉察罢了，在临床之际，往往遇到这种被药误的病人。要有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但需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贯彻发掘与提高的原则，认真学习先进经验，通过实践，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综合，使其具有科学性，才能推陈出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在整个制方时，用量轻重的调剂，在治疗中关系极大，前人对此比较有斟酌，而主次得当的人，如明代傅青主，约举二例如下:
①完带汤: 治白带。白术、山药各一两，人參三钱，白芍五钱，车前子三钱，苍术三钱，甘草一钱，柴胡六分，陈皮、黑芥穗各五分，水煎一次服。统观本方，是以静药为主的方剂，故其量极重，引经使的动药量极轻，轻重适宜，所以应用到临床上，效果颇显。②温经摄血汤:治经水后期。大熟地一两，白芍一两，川芎五钱，白术五钱，五味子三分，柴胡五分，续断一钱。本方在用量上多寡的差别很大，是针对病情制定的。
方剂内药量的加减方面: 一味药量的增损即能改易功用，治疗不同病症。例如;张仲景桂枝加桂汤，即桂枝汤原方桂枝量加二两，按现在适用量，桂枝原为三钱加二钱，共成五钱之量，以寻常眼光看，还是治中风有汗之桂枝汤。但却不然，它因二钱分量之加，改治奔豚症，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我曾治一妇人，患奔豚症二年，他医投大剂治奔豚之方药多剂未效，我投以此汤，六剂后即痊愈，最近追访，年余未发。又《金匮要略》中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药味相同，只有分量不同，则治三种不同病证，原书可按。药物用量的增损，关系重大。
又在复合方剂中，改换一味药，则能治疗迥不相同的疾病。例如:麻黄场， 麻杏石甘汤，麻杏苡甘汤，三方同以麻黄为主药，都是辅以杏仁,使以甘草。一则配桂枝，为治伤寒无汗之重方;一则伍石膏，为治汗出而喘之良方;一则伍苡仁，为治风寒湿痹之轻方。一药变则全方作用全变者，主要是配合之妙，配合愈妙，则疗效愈大，而且疗效愈速。然配合不当，反受大害。仲景这种示后世以规范的著作，我们临床医生，应当继承和发扬之。
又药物用量因病而异。例如:黄连用以健胃消痞，用量一钱，《伤寒论》中五泻心汤即是，用以解毒消热，用量达三、四钱。又石膏在白虎汤中，与知母相配通用量可达一两六钱以上，在麻杏石甘汤中，与麻黄相配，通用量不超过八钱。病类有重有轻，药量亦因之而异，轻重是不可以齐头并肩的。
又药量有因煎剂丸散而异者。例如甘遂用散不过三分，过则引起呕吐的反应,若水煎则可重至一、二钱。石膏为末服二钱，可抵水煎一两之量。药物中之剧毒剂，用量恰到有效量，确能拔大毒，起大证。若超过有效量而至中毒量与致死量，则贻害身体，危及生命。例如:水银、马钱子、砒石、斑蟊等，或内服外敷，在医学杂志上，常有报导中毒死亡的病例。我认为，若使用这类剧毒药，非有传授实践或动物试验，掌握了准确的有效量及适应症，不能付之于临床误人生命。
再说革新方剂和用量的问题。我们对祖国医学，决不能守旧不前，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提高， 把前人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推测臆想的见解，在中西医团结合作下，逐步的加以整理，去粗取精，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奠定基础。
现在中药研究方面，应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其有效成份，验证疗效是必要的。但要注意到中医传统用药治疗，多采取复合方剂，很少使用单味药，中医方剂的形成，多是在单方单药不能泛应曲当的情况下，再看病机的趋向， 辨明寒热虚实表里的属性， 根据证候的不同情况，加上相应的药味，积累而成的复合剂，这种形式，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代行之有效。因此，我们不能停止在单味药的道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搞单味药太单纯，太死板，不能全面的适应疾病的发展和变化。我认为，两味或三味有配伍性的药味。例如:惯用的荆芥、防风，乳香、没药，三棱、莪术等等，它有一定规律。从这样去研究，虽比较复杂些，但接近传统中医用方剂治病的特点。
再有的把复合方剂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也初步看到了解决方剂理论问题的苗头。记得某中药研究机构，曾把五苓散注射到造成人工尿闭的动物身上，观察利尿作用。所得结果，用仲景五苓散原量，利尿作用很强;用均药等量，则利尿作用减低，颠倒药量，则利尿作用更减低。这就说明了传统五苓散用量的合理性。止痉散，通过多少年的人体实验，观察到它的止痉作用，无论是用单昧的蜈蚣或单味全蝎，都不如合用止痉力强。这也说明传统上经常两味药相配伍，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象这样做，可能把简单配伍药味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作用，初步解决一些。不过这种工作，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必须中西医善于结合，方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