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姐历史广告
湘江一场战役，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为了保留革命的生命力，中央主力红军不得不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式开始。
再加上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导致我军的现状十分危险。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红军在此有了短暂的休整机会，但对于下一步路到底该怎么走，党内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召开了。
然而就在当时毛主席在做完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总结，以及对指挥的冒险主义批判后，会场的气氛陷入到紧张中，就在这时一个人却突然站了起来。
他的一番发言过后，竟然直接将会场的气氛扭转，而他关键的一票，也被毛主席记了一辈子。
这个人便是当时时任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
向毛主席靠近
1906年的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的一户人家，和其他人境遇不同的是，王稼祥出生的家庭相对富足。
王稼祥的父亲是一位商人，长年在芜湖、南陵一带做生意，家里有十几间房屋。
王稼祥姐弟三人，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自然肩上也背负着父母的盼望，好在他十分争气。
自从1913年7岁开始上学以后，王稼祥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在班里遥遥领先，后来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大学，同年又被组织选派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王稼祥的母亲查端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先进，从小对王稼祥的影响很深。
再加上后来王稼祥在学校里接受的新式思想，成年后又被外派到苏联进行学习，这一切都为他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王稼祥结束了在苏联的5年学习，1931年被分配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领导军队的日常工作，这时的他刚刚25岁。
我国的革命原本在毛主席等人的带领下，一直都在顺利进行，胜仗也是接连不断。
直到1933年博古在中央苏区，随后毛主席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李德、博古取而代之，随后便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其实毛主席离开领导岗位，从王明开始掌控党内的领导权时便早有预兆，早在土地革命时，王明就和毛主席的主张不同。
王稼祥、王明、博古三人原本是在苏联时一起留学的好友，所以关系自然亲厚一些，只是王稼祥和他们不同。
王明、博古理论知识虽然丰富，但只知道一味地照本宣科，所做出的方针政策也不能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但王稼祥却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不停进行走访调查，所以在他发现毛主席的想法更贴近现实，思路也更加正确后，便主动开始向毛主席靠拢。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此时的王稼祥因为被敌机轰炸，受伤严重，尚在恢复阶段，而毛主席当时也因为患上了恶性疟疾，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长征前，博古等几人在开会时曾主张，将身体尚未恢复的毛主席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不要随大部队转移，但这个想法被很多同志反对。
随后博古又提出，将受伤的王稼祥也留下养伤，但却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对，他坚持王稼祥身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重担，不可以被留下，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做。
无奈之下，博古只好同意，毛泽东、王稼祥一起随部队转移，就这样两人开始了用马和担架交替行军的转移之路。
和毛主席推心置腹
转移路上的一天，天色已经全黑，军队得到原地休息的命令。
一间破败的茅草屋内，王稼祥和另外几名受伤的同志，被警卫员安置在里面休息。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小战士的声音：“请问里面还有空位置吗？同志？”
随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王稼祥的耳朵里，“不要喊，我们就在外面休息吧，不要吵到人家休息。”毛主席轻声说道。
“是毛泽东同志？没关系，快请进，外面太冷了。”王稼祥一下子就认出了毛泽东的声音，便主动邀请他进门休息。
毛泽东一听是王稼祥的声音也十分高兴，便走了进去，二人随后便坐在警卫员铺的干草上聊天。
一番寒暄之后，王稼祥终于按捺不住，问出了自己积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你对现在的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听完王稼祥的问题，毛泽东低头沉思了一下，开口反问道：“你可以先说说你的看法。”
见此，王稼祥也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就一句话，军队不能交给李德他们指挥了。”
听完王稼祥的发言，毛泽东饶有兴致地继续追问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其实，王稼祥何尝没有想过现在的困局，只是军队被李德、博古把持着，虽然是同学，但他站在客观的角度能看出来这样下去一定会吃败仗，却对目前的局势束手无策。
“我还没有想到，所以想请教你。”王稼祥说罢便望向毛泽东。
毛泽东随后冲着王稼祥笑了一下，随后就对目前的战争局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前几次胜利的原因，军队的具体指导思想以及仗该如何打都作了一一说明。
王稼祥一边听一边思考，深深地赞同着毛泽东的想法，但就在他听得正入迷时，部队传来要继续行军的命令。
二人便一前一后地在担架上谈，或是在露营地谈，这一路上二人深入地探讨着各自对革命的想法和思路。
当部队行进到湖南的通道县前，我方获得情报，国民党军已经在湘西布下了天罗地网，防御工事建造得十分齐全。
毛泽东认为，如果军队继续执意同国民党军硬碰硬，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眼下唯一能走的路，便是贵州方向，毕竟那里是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这样可以减少部队伤亡，给我军休养生息的机会。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王稼祥又何尝不知道？
作为同学，他深刻地了解李德、博古根本没有带兵的经验和头脑，只知道一味地钻营书本中的军事理论知识，不懂得结合实践。
明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经验证了他们想法的错误，但他们还是一意孤行。
王稼祥看着部队在战争中的失利，看着老同学们的固执，急在心里，于是他便想着做点什么。
在听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以及对革命的看法后，王稼祥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部队不能再让李德、博古领导了。
随后王稼祥找到了朱德、周恩来等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们，向大家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都非常赞同。
经过商量，决定在部队进入遵义后，要将李德、博古的军队领导权交回到毛泽东的手上。
坚决拥护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本次会议，参会人数共有20人。
率先发言的便是红军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他首先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并且将责任和过错几乎都推给了客观原因。
随后周恩来、张闻天发言，他们二人在发言内容上对于冒险主义思想影响军事路线的做了总结，毛泽东紧随其后。
“我们现在走得路不是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会上不但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直接指出，同时也对冒险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
他直接在会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指挥和战略制定上的错误，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的发言后，会场的气氛直接降到冰点，大家都十分紧张地等待着李德、博古的下一步动作，全场鸦雀无声，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人站了起来。
“我坚决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王稼祥在这关键的时刻站了起来。
当着老同学李德的面，他将自己对于李德、博古教条主义，照本宣科的意见都说了出来，对于毛泽东指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更是表示了赞同。
这样的说法，直接惹来李德不快的目光，但这也没有阻止王稼祥，他反而越说越激动。
在会上，王稼祥不仅直接站队毛泽东，甚至还揭发了李德在苏区不听取意见的做法，并且还将博古对李德的言听计从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直接指出这样的领导方式是错误的。
最后王稼祥在会上直接提出，应该立刻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将军事指挥权交还给毛泽东。
王稼祥的发言，直接扭转了毛泽东发言后紧张的现场氛围，会上其他的部队领导人也都纷纷站队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最终，遵义会议，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
可以说，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面对会上紧张的氛围，面对当时李德、博古对于不同声音的压制，却能坚持对毛泽东的支持，并且公开揭露李德、博古错误的领导方式，这种行为是勇敢的。
晚年还想付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为国家的建立付出心血的王稼祥，在苏联留过学，精通英语。
所以他担任了新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第一任驻苏大使，此后也一直负责我国的一些外交工作，为我国与他国的建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长征时受的重伤，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好的调养，所以便给王稼祥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导致他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这样的情况在特殊时期后变得更加严重。
1970年，此时已经64岁的王稼祥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再加上长时间心情郁结，心病加旧疾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天王稼祥突然发起了高烧，咳嗽得很厉害。
因为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好，所以当时的医院便通过信阳军区，将王稼祥的身体状况报告给中央，得知消息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重视，并且允许让王稼祥回北京治疗身体。
最终经过医生诊断，王稼祥患上了急性中毒性肺炎，好在之后在医生和护士的努力之下，病情得到好转，他便携妻子回到北京的住处，继续调养身体。
1972年12月，已经休息了一年多的王稼祥，看着曾经一起作战的老战友们，还在为国家和人民尽职尽责地工作，而自己只能蜗居在家，实在是心中难安。
左思右想过后，他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的听力差了一些，身体也不好，但头脑还算清晰，之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外事工作，希望总理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情况，交给我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待遇上没有要求，只要可以分配我工作就很知足了。”
没过多久，这封信便出现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看着昔日的老战友字里行间里流露出的外出工作的迫切，周总理便将王稼祥的情况转述给了毛主席，最终得到：可试行的批示。
周总理和毛主席都没有忘记王稼祥对革命作出的贡献，但毕竟他已经在家休养一年多，如果想要复出工作，还需要等待一个时机。
1973年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主动提到了王稼祥。
他表示，自己收到了王稼祥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稼祥同志只讲过，不讲功，这样的品质非常难得，他认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尽快出来工作。
另外，毛主席还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那次遵义会议上，是王稼祥在冒险主义面前第一个站起来支持自己的，并且他的票至关重要。
主席肯定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叮嘱周总理一定要在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中转述自己的想法。
最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王稼祥终于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进入新成立的外事工作领导班子。
这样的器重让王稼祥非常感动，虽然人到晚年，但依然为我国的外交工作的进步做着自己的贡献，只可惜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突发心脏病逝世，虽然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不到一年，但他却将自己生命最后的余热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党和人民。
正如邓小平曾经赠与王稼祥的悼词中说的那样：几十年来，王稼祥同志一直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