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一部这两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该通知，公检法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证据。而该通知中所涉及的电子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网页、博客、微博、朋友圈、网盘、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等。
通知一出，即引发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认为这个通知有违宪之嫌。
违宪之嫌不是没有道理：宪法规定了公安和安全部门可以检查公民信件，却并未授权给检察院和法院，此通知有变相扩张检察院法院权利之嫌（要说两高一部的高参们在起草这个通知时没有意识到违宪问题我可不相信）。但我们国家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所以要以违宪的理由来取消这个通知是有巨大难度的。考虑到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常常对立法部门搞出来的法律PS美容乃至变脸，立法部门也往往装着没看见，这个违宪的抗议就先搁下吧。
文件虽然是两高一部联发的，其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公安，毕竟公安承担着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的重任，检察院的反贪部门也能沾到一些好处，而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官也不愿去趟调查的浑水，所以这个通知，法院基本上是打酱油的。
但一听说以后公检法有权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我就不由得感到胃痉挛，赶紧把这个通知找出来仔细地梳理了一遍，梳理下来，发现通篇规定里更多的是对电子数据取证和质证作出的技术性规定，而最要命的问题，即公检法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根据什么来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在第三条有这样简单的描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
注意当中的关键词：有权、依法。
首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司法机关有没有权利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
按照刑事诉讼法，为了打击犯罪，司法机关当然有权对案件进行侦查，在网络时代，电子数据虽然与传统证据有不一样的表达和记载方式，但依然属于“证据”的一部分，为了侦查案件搜集证据，司法机关当然可以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但是，这里有个但是：警察蜀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
这里就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司法机关依据什么法来看我的微信和朋友圈？
法律当然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等等。我想如果我傻乎乎地向前来看我朋友圈的警察蜀黍提出这个问题，警察蜀黍很可能会讥笑我这个半瓶醋律师：你不是律师吗？你还不知道我们根据什么法律来看你的朋友圈？
逻辑的推理就变成了这样：因为需要打击犯罪，所以警察蜀黍要看我的朋友圈；警察蜀黍之所以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是因为法律规定了警察蜀黍的职责就是打击犯罪。
根据以上逻辑，就可以导出这样的结论：因为需要打击犯罪，所以警察蜀黍可以随意看我的朋友圈。
这是一个可怕的结论。
现代刑事诉讼有两大功能，一是打击犯罪，二是保障无辜公民的权利不受司法侵害。警察蜀黍为了打击犯罪当然可以看我的朋友圈，但如果我并无犯罪之嫌，警察蜀黍随意看我的朋友圈是不是侵犯到了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
通知似乎并未考虑如何保障无辜公民的正常权利，以打击犯罪为首要任务的侦查机关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所以我们看你的朋友圈是依法查看，至于你的通信自由和秘密的权利，我们并不关心。
所以，各位再仔细看看这个通知，哪里有什么司法部的位置？更遑论司法部管辖的本可以保护公民私人权利的律师的位置和作用。这些个律师，也无非是看到了这个通知后在朋友圈里吼两嗓子而已。
哈哈，朋友圈，可得小心了。你现在做过的事，说过的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也许警察蜀黍会说：我们不会乱来的，我们也有内部管理制度，如果你是好人我们不会碰你，也不会看你的朋友圈。
但是，我是不是好人谁说了算？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从司法机关先前对寻衅滋事罪的最新解释，到这个最新发布的通知，让律师们嗅到了令人担忧的气息：网络时代新科技赋予公民的新权利新空间，正被公权力一点一点地侵蚀进来，直至完全陷落。当少数人为了保护这些陷落的权利大声疾呼时，我们绝大多数的公民还沉溺在到日本的宾馆放人家的水龙头，偷窥戏子优伶幕后的私生活，观看原配打小三这样爱国而香艳的生活里。
在集权环境里，人们习惯了忍耐，习惯了服从，视忍耐和服从为常事，大多数人都拒绝思考，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平庸的恶在作恶者眼里都不是恶，甚至是一种美德。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这也是我们丧权失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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