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众”，众人也、民力也。此五事皆需动用大量民力，故注云“军旅田役皆兴起徒众，故谓之军礼”；“同”，注云“谓威其不协僭差者。”军礼乃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即国家有关军事方面之礼仪活动及制度。成周之制，以田定赋，以赋出兵。周之军礼主要由这五种具体的礼仪而组成[1]，其中，大师之礼用于出兵征伐；大均之礼用于均土地、赋税；大田之礼用于田猎操练；大役之礼用于工程营建；大封之礼用于界定疆域、勘定土地。军礼中之大均、大田、大役、大封四礼似与军备无关，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但凡国内有重大之事，诸如均田、征收赋税与押运、营建大型土木工程等，皆须动用军队。为保障政令之正常执行，便须有此类制度保证之。《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者以礼治国，使天下趋于大同，但对于内部外部之威胁与干扰，必须“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2]。故《礼记·曲礼》云：“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五礼通考》云：“先王以礼治神人、和上下，将合斯世于大同，而四方邦国不能无变礼易乐自悖于王章者。礼之所不能治，则兵以威之。初非劳民动众以快一人之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与征伐，是传统儒家治国理念的两个最重要方向，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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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礼
大师，王出征伐也。《周礼·大宗伯》：“大师之礼，用众也”。 郑注：“用其义勇也。”孔疏：“大师者，谓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出征之法。”此乃天子出征讨伐之时，召集整顿军队，及派遣、凯旋、献俘等一系列礼仪之制。在《司马法》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古天子征伐不义的情况：
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司马法·仁本第一》）
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不义者的罪行遍告诸侯，并报告于天地神灵和先王，同时征师于诸侯，宣布会师之期。
大师礼包括祭天、祭社、告庙、祭祀先师、祭军神军旗、祭行道之神、誓师、出征、凯旋、献俘、受降、饮至诸仪节。《周礼·大祝》职：“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类，二曰造……。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礼记·王制》亦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贾公彦《大祝》疏：“言‘大师’者，王出六军，亲行征伐，故云大师；云‘宜于社’者，军将出，宜祭于社，即将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庙俱祭，取迁庙之主行，用命，赏于祖，皆载于齐车；云‘设军社’者，此则据社在军中，故云设军社；云‘类上帝’者，非常而祭曰类。军将出，类祭上帝，告天将行；云‘国将有事于四望’者，谓军行所过山川，造祭乃过；‘及军归，献于社’者，谓征伐有功，得囚俘而归，献捷于社；云‘则前祝’者，此经六事皆大祝前辞。”
关于禡祭，郑玄注曰：“禡，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黄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征伐”条云：
陈氏曰：“《诗》曰‘是类是禡’；《尔雅》曰‘类、禡，师祭也’；《礼记》‘禡于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祷祠，肄仪为位’；《肆师》‘凡四时之大田猎、祭表貉，则为位’；《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大司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中冬，教大阅，既阵，乃设驱逆之车，有司表貉于阵前’。《汉书》称高祖祠黄帝、蚩尤于沛庭，先儒或以蚩尤为天子，或以为庶人，其详不可以考。然管仲称蚩尤作剑戟，《史记》称黄帝与蚩尤战于版泉，盖军法之兴始于此也，故后世祭之。《周官》言‘貉’，《诗》与《礼记》、《尔雅》言‘禡’，其实一也。貉之祭，盖使有司为之，而立表于阵前，肆师为位，甸祝掌祝号，既事，然后誓众而师田焉。《周官》所谓‘表禡，誓民是也。’”
孙希旦《礼记集解》曰：
郑氏曰：禡，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受成于学。定兵谋也。愚谓禡，《周礼·肆师》作“貉”，郑注云：“祭造军法者。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受命于祖，告于大祖之庙而卜之也。受成于学，在大学之中定其谋也。卜吉然后定谋，谋定然后行类、宜、造之祭，而奉社主与迁庙主以行也。
天子出征前，要先祭祀天帝，其形式取吉礼中的祭天之礼。就是选择吉日在郊外播燔牺牲、币帛，把即将征伐的事情报告天帝，表示恭行天罚。因郊天之礼方为其正祭，这种因征伐而祈祷之祀天，属于因事而祭，其礼轻，所以称为“类”。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其礼依郊祀为之，故曰类”。同时，如郊祀之礼一样，此礼仅为天子所有，而诸侯不得为之；祭祀社神，曰“宜祭”，即“宜乎社”。《尔雅·释天》云：“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郑玄门人孙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为祭名之故。而孔颖达《礼记·王制》疏又云“‘宜乎社’者，（诸侯）不得告天，故从社始也，亦载社主也。”去宗庙告祭，表示受命于祖，曰“造祭”，即“造乎祢。”东汉杜子春《周礼》注云：“造，祭于祖也。”郑注：“类、宜、造皆祭名，其礼亡。”“受命于祖，以迁庙主载于齐车以行。”故孔疏云“‘造乎祢’者，亦告祖及载主也，唯言出告则归亦告也。”“兵定谋也”，所以还要“受成于学”，祭祀先圣先师；祭祀时要杀牲，以牲血涂军旗、战鼓，此谓“衅旗鼓”。军中大旗叫“牙旗”，古有“牙旗者将军之精，一军之形候”的说法。这种祭军旗的仪式后世称之为“禡牙”，就是出征之前祭牙旗；祭军旗之后，还要举行祭祀行道之神的“軷祭”[3]，亦即郑注《月令》篇所云“祀行之礼”。《周礼·大驭》职“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郑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古人山行曰軷，出门就有“犯軷”之祭。軷祭就是在道路上封土堆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三者但取其一为神主，驭者祭毕，驾车从封土上辗轹而过，表示从此跋山涉水，可以一往无前。祭祀完毕，行誓师之礼，《尚书》之《甘誓》、《汤誓》、《牧誓》等几篇誓师之辞，皆反映了古之军队誓师内容；誓师之后即出师，“凡师既受甲，迎主于庙及社主，祝奉以从。”从祢庙接受出征之铠甲，载庙主及帝社石主于车而奉于军中。若“无迁主，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4]《左传·庄二十九年》所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讨伐不义，还要伴以奏乐。行军途中若遇到名山大川还要祭祀，《周礼·大祝》“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大军到了所征之地，“师出必祭，谓之禡。”由掌管占卜的官员进行占卜以预测出兵的吉凶，还要“禡祭”，故“天子将出征……禡于所征之地”[5]。《周礼·量人》职“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即规划和度量军队驻扎的壁垒和宿营兵舍、军中的市朝、环绕市朝的道路以及军社的地点。《大司马》职“若大师，则掌其戒令，莅大卜，帅执事莅衅主及军器。及致，建太常，比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王吊劳士庶子，则相。”此外还要祭祀战神，古时战神有二，一为黄帝、一为蚩尤。据传“战法、兵法”出于黄帝，兵器之制作则出于蚩尤。通过祭祀战神，以祈神灵之佑护。战前祷祖祷社，战后赏用命于祖，罚不用命于社。战争结束，军队班师回朝，要“振旅”，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即整顿军队、以振军威。军队获胜而归，要告奏凯乐，此曰“奏凯”。诸卿大夫皆出城迎接，以示慰劳，此谓“郊劳”。军队凯旋后，要在宗庙、社庙、学校分别告祭天地祖先与先师，行献俘献捷之礼（也有把战胜凯旋后，向祖先神灵献功，杀敌方首领，祭祀祖先神灵统称为振旅之礼者）。为了庆祝胜利，还要在宗庙大宴功臣，论功行赏，行饮至之礼。古天子诸侯之征伐，自宗庙出，亦返自宗庙。故《左传·庄公八年》云：“治兵于庙，礼也。”
明人所画《平蕃得胜图》（局部）
反之，如果打了败仗，则要用丧礼送神主归于宗庙，此谓“师不功”或“军有忧”[6]。国君要着丧服、戴丧冠，“王吊劳士庶子”，须亲自吊唁牺牲将士之家属，慰劳受伤之将士，此为哭师之礼，以示国耻之不可忘。《左传·僖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礼记·曾子问》：“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
《礼记·大传》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此乃言说武王班师途径牧野之事，从中亦知，武王之出师，其所奉先祖木主并不止一个。既班师回到镐京，除了“反必告”，自然还要行“振旅”、“饮至”等礼。
饮至之礼是上古诸侯朝会盟伐完毕，祭告宗庙后饮酒庆祝的仪节。后世一般指出征奏凯之后，至宗庙祭祀宴饮庆功之礼。上古把这种“享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的礼仪称为“饮至”。“饮至”之礼，屡见于春秋经传中，《左传·隐五年》云：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故所谓饮至，按臧僖伯之说，其目的是“以数军实”，即检点伤亡和俘馘之数目，“昭文章”即表彰功绩，论功行赏；“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为排定序列，整顿师旅；“习威仪”则是操练队伍，演习武事。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要饮酒庆功，是不言而喻的。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人得胜回晋，亦行饮至之礼：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
于此，与饮至礼相伴进行的是：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就广义来说，献俘、授馘、大赏、征会、讨贰等皆属于饮至之部分内容。《左传》所载饮至礼尚有多处，如《襄公三年》云楚将子重败于吴，回师以后，虚报获胜，亦行饮至之礼；《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7]《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伐郑，以饮至之礼也。”《孔丛子》中孔鲋语陈王曰：“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天子亲征之礼也。”（《孔丛子卷第六．问军礼第二十》）从文献纪载来看，饮至之礼几乎与有周一代相终始。且除为军礼外，亦用于其它场合，此时则泛指一般奏凯庆功之宴。后代“饮至”享宴不再行于宗庙，而改在正殿或宫苑举行。至汉代，焦赣在《焦氏易林》又提到在渔猎归来，有所收获之时亦行此礼：“吉日举钓，田弋猎禽。反行饮至，以告喜功。”（《焦氏易林．鼎之第五十》）但后世关于“饮至”之礼的传世文献记载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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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均之礼
大均之礼乃天子在畿内、诸侯在封国内为校正户口，厘定赋征而举行的类似军事检阅之礼仪，以使民众“以起军旅”、“以令贡赋”，使之尽量负担均衡。《周礼》云：“大均之礼。恤众也”。郑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职之赋，所以忧民。”贾疏：“此大均必在军礼者，谓诸侯赋税不均者，皆诸侯僭滥无道，致有不均之事，当合众以均之，故在军礼也。”孙诒让《周礼正义》云：“大均之礼者，校比户口以均平征赋之事，事止于畿内。”“此主王国而言，盖欲均地政地守地职之等，须属聚众庶，大平计事，故属军礼。”古时兵农合一，应征的兵士要自备车马盔甲。因此，平时之训练尤为重要。据《周礼·小司徒》之说，古代军队之建制有着完备之系统：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天子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国家根据这种建制“以起军旅”（征兵）、“以令贡赋”（分摊军赋）。军队有事则出为兵，无事则居为民，秋收农闲之后参加操练。应征的士兵需自备车马，百姓供给军赋，平时不用交税。但有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这一制度也随之而改变：不仅征兵的范围扩大，赋税也成了每年定期缴纳的任务。大均之礼意本在平摊军赋，使民众负担均衡。后世随着社会的变化，军礼中渐无军赋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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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之礼
古天子诸侯有定期四时田猎之制度，教民以战，以示勤武。《周礼·大宗伯》：“大田之礼，简众也”。郑注：“田者习兵之礼，故亦禡祭。祷气势之十百而多获。”“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孔疏：“此谓天子诸侯亲自四时畋猎。”《周礼·小宗伯》：“若大甸则有司而绩兽于郊，遂颁禽。”郑注：“甸，读曰田。”《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杜预注；“蒐，索择取不孕者。”另外，在《司马法·仁本》中，也有“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之说。这是古天子与诸侯遇农隙无事，行围射猎，既取宗庙之用，更重要的因之演习军事，因而备受历代所重视。“四时畋猎”乃军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蒐苗狝狩之礼。”[8]按，“蒐”，亦作“搜”。春蒐即“振旅”，夏苗曰“茇舍”，秋狝曰“治兵”，冬狩即“大阅”。此古天子四时教民以战之法。在《周礼》中，地官小司徒职掌军政，其军队的编制情况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夏官大司马一职则统帅三军（车兵、骑兵、步兵），并指挥诸侯兵马，除征伐内乱外，便是抵御外侮，平时则以田猎代替军训，春教振旅（作战训练与演习）、夏教茇舍（夜间演习）、秋教治兵（习战与振旅同）、冬教大阅（军事校阅），并用严明的军法执行之，“诛后至与不用命者”。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周礼·大司马》职：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阅。……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遂以狩田，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陈车徒。
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
“中春，教振旅。”郑注：“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仲春训练行军布阵，学习如何辨别鼓、铎、镯、铙在战时作为号令之用途。仲夏田猎先教野外宿营之法，再教士兵分辨军中各种徽号表达之意。夏田主用车，追赶野兽之车停止田猎即结束。故《王制》云：“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仲秋教出兵之法，分辨各种旗物之用。仲冬教大阅，大司马誓戒于众。春夏秋各教其一，至冬大阅之时总教之。故郑注云：“春辨鼓铎，夏辨号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阅简军实以备军礼。”《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天子亲临大阅，命将帅操练士卒，讲习射、御、角力之技，这亦即后世冬季大阅之源起，并据此而定大阅之礼。大阅之目的在于检查备战状况，天子亲临，则曰“亲讲武”。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军礼八》“校阅”条云：
考周礼，大田之礼简众也。又云，听师田以简稽，春而振旅，夏而茇舍，秋而治兵，冬而大阅。非徒以馌禽取兽供宾客宗庙之用而已，盖安不忘危讲武之仪即寓于游田之内。故校阅即田猎、田猎即校阅，二者不可分。
《白虎通》云：“王者诸侯，所以田猎者何也？为田除害，上以供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四时畋猎的主要目的无外乎四：一则“杀禽助祭，以敦孝敬”，亦用于宴飨宾客、充君之庖；二则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糟蹋；三则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故而要行“讲武”；四则就是如《孟子·梁惠王下》所云“与民同乐”。其最主要者，即检阅兵车之作战能力，以及在未来战争中协同配合之能力，故而殊为重要。四时畋猎中，春蒐、夏苗、秋狝之形式相差不大，其大致礼仪可见《谷梁传·昭八年》：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质以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车轨尘，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周礼·大司马》职：“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畋猎之前，主管的官员要设立标志举行“貉祭”，点燃野草用以计时。向参与人员宣布注意事项后，开始击鼓围猎。俟野草焚毕，狩猎结束。春蒐所获猎物用以祭祀社神；夏苗所得猎物用以祭祀祖先；秋狝所得用以祭祀四方之神；大田礼最隆重者乃冬狩：车、步卒依次出军门列阵完毕，设置驱赶野兽用车，貉祭之后，将帅命击鼓发令，俟三通鼓，司马振铎、战车步卒做好准备。再次击鼓，人车齐进，开始围猎。所获大者须上缴，小则为己有。凡所捕获之禽兽，均割其左耳以计数。当抵达停止田猎之尽头，鼓声雷鸣，车卒步卒高声呐喊。于是停止田猎，猎获所得以祭四郊群神，返回后则献禽以祀宗庙。
但与《周礼》稍有牴啎的是《礼记》，《礼记》上则说“岁三田”，即夏季不行畋猎。《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礼记正义》云：“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者。以夏是生养之时，夏禹以仁让得天下，又触其夏名，故夏不田。”《左传·隐公五年》：“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王制》又言：“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意即田猎之时，不得赶尽杀绝，昆虫尚未蛰伏之前，不得纵火焚烧田草，不捕获小兽、不取鸟卵、不杀怀胎之母兽、不捣毁鸟巢。古人田猎以“三驱”，三面而驱禽。围猎捕杀须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中国文化乃“仁本”文化，仁，更是儒家文化的全德之名。古人即目而兴仁，这些田猎之规定，清晰说明了先民们之于大自然的崇敬和温情。这对于今人来说，实不喾于莫大之警醒！
在《史记》中，太史公司马迁则记载了秦二世胡亥之昏暴：“（二世）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9]胡亥视无辜行人如草芥，居然“射杀之”，遑论田狩之“礼”可言也？纵指鹿为马、阴谋如赵高者亦不忍睹，遂正言而告之。
司马相如《上林赋》云：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霓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鶡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经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鹰，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
这一大段优美辞赋则描述了西汉之时田狩情况。据此，可知西汉时期尚有先秦古礼之遗意存焉。
仇英《上林图》（局部）
魏文帝曹丕亦有《校猎赋》云：
长铩糺霓，飞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连。峙如丛林，动若奔山。……考功效绩，班赐有叙。授受甘炰，飞酌清酤。割鲜野烹，举爵鸣鼓。銮舆促节，骋辔回翔。望爵台而增举，涉幽堑之花梁。(《艺文类聚·卷六十六》)。
曹魏畋猎之礼，亦可以想见一二。
孔子云：“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司马法·仁本》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通典》曰：“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此乃古人之重要治军经验，在无战争之时，切不可高枕无忧，仍须积极练兵，以备突发战事。利用“四时畋猎”，正是古人在和平时期训练军队重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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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役之礼
“大役之礼，任众也。”郑注：“筑宫邑所以事民力强弱也。”贾疏：“大役者谓筑作堤防、城郭等。”《大司马》亦云：“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以待孜而赏诛。”郑注：“大役，筑城邑也。”这是邦国因筑城邑、营宫室、开堤防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时施行的队伍检阅礼仪。大役之礼要求根据民力之强弱来分派任务，此即孔子所云“为力不同科”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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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封之礼
“大封之礼，合众也。”郑注：“止封疆沟途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孔疏：“知大封为正封疆者，谓若诸侯相侵境界，民则随地迁移者，其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而正之，则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礼合众也。”《左传》杜预注曰：“大封，与土田，定其所徙之居。”整修疆界、道路、沟渠、封土植树，谓之大封。这是当诸侯国之间发生疆域纠纷、士大夫之间发生封地纠纷时，需要军队介入。此乃勘定国与国、私家封地与封地间的疆界，树立界标，以确定疆界的一种活动。
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后世的军礼已经不再、或难以再遵循周代军礼五种纲目之分，而主要体现于大师、大田二者之上。所以，秦蕙田《五礼通考》云：
军礼之目有五，大师、大田之外，有大均以平赋役。周礼均人职云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三年大比则大均是也。大役以兴工作，大司马云大役与虑事，属其植，受其要。大司徒云大役以旗致万民。乡师云大役则帅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则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鼓人云以櫜鼓鼓役事是也。大封以正疆域。大司马云制畿封国，以正邦国。封人云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是也。此三者当为司徒司空之职掌而属之。军礼者，建大事起大众，以军法制之则严明而有纪律。先王以讲礼而寓驭众之权，其义固深且远矣。自封建废而大封之礼无闻，历代史书所述赋役之制即周礼大均大役之遗意。然自《通典》、《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文献通考》、《会要》、《集礼》诸书，及历代史志未有以赋役入军礼者。今因其体例，更不编入。仍取大宗伯一条冠于军礼之首以存古典之旧云。[10]
根据文献记载，后世的军礼除了祭祀和战事，有的时代还包括射礼、宣露布[11]、筑城、内部治安、马政、大傩[12]等其他公共事务性活动。在古代的这些全部军礼内容之中，均离不开“礼”和“仁”的原则做指导。而有关战争起因、战场礼仪、战争方式、战争善后以及战争禁忌等方面的规定，则最能体现古军礼之精神，此乃古军礼核心之所在。换言之，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代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便是用“礼”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的战争行动。这正是孔子所言“杀人之中，又有礼焉”[13]之谓。《周礼·大司马》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东汉史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亦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14]是其遗事也。”殷商、西周时期的战争，受“军礼”文化精神的规范，其战争的基本宗旨是“救无辜伐有罪”，所呈示的主导倾向为“义兵至上”。其战争形式，也充满了温和宽厚的特点、和“仁义”精神与“礼让”之原则。“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在《司马法·仁本》中则记载了周人在战争之前，要由冢宰向军队发布训令，其内容包括：不破坏敌方的土木工程；不烧毁房屋；不砍伐林木；不抢夺牲畜、粮食与器物；不伤害头发花白的老人、以及幼小的孩童；不能继续打击已经受伤的人，不抵抗的人也不应被视为敌人；敌人如果受伤，则应得到治疗并被放回；战争中遇到身份高的人，尤其是遇到敌军的统帅时，普通士兵一定要下战车敬礼；若是敌军统帅在逃跑，追赶的人一定不能不择手段地追杀；对待敌国的君主要像对待本国的君主一样尊敬；对方有丧事就不能乘人之危，不去攻打。等等。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泓，坚守“不鼓不成列”与“不擒二毛”、“不以阻碍”的古战争原则，虽终为楚人所败，但不失古君子之风，并为太史公所赞誉。《襄公四年》又载，楚将出兵侵伐陈国，得知陈国国君身故，于是遂罢兵而止。因为按礼，兵不伐丧。但至战国之时，大侵小、强凌弱，合纵连横，兵连祸结，礼崩乐坏的结果正导致战争由信奉“军礼”转变为热衷于“诡道”。这说明，在历史的演进中，战争经历了由温和而残酷、由宗仁尚义而唯力是尚之变化。《淮南子·泛论训》云：
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战争，从春秋之前的“道义化”、“温和化”演变为后世的“诡道”、“纵横”、乃至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从而也侧面证明了夫子“礼崩乐坏”感喟之由来。诚如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
周人当然也不能不依赖武力以巩固其统治。但他们毕竟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在他们价值系统中，赤裸裸地“以力服人”是最不足取的。因此虽属征战之事也必须“文之以礼乐”。
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从太史公笔下得睹暴秦之军的情况。
《史记·陈涉世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失期，法皆斩。”而遑论原因，暴秦之军，何以曰“礼”？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集解》谯周曰：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是谓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恶之也。”——秦人动辄斩首数万，长平一战竟坑杀赵军四十万之众，遑曰礼义？“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这种令人发指的禽兽之为，又与古礼仁爱之教何有哉？
《战国策》所云“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岂无稽之言耶？！
[1] 后世礼书也有将射礼、日月有食伐鼓相救、马政、傩等内容作为军礼的。本文以从《三礼》为主，兹不引录。如《通典》就记载唐代军礼凡二十三种。见《通典·卷一百六·五礼篇目》。
[2] 《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3]古代祭路神曰“軷”，祭后以车轮碾过祭牲，表示行道无艰险。《通典》云：“周制，天子将出师，大驭掌驭玉辂以祀。”其具体仪节大致包括立坛四通、树茅依神、行祭、轹性而行四个环节。根据《通典》的记载，后周的时候軷祭在国门之外举行。唐《开元礼》之后，此礼不见。《朱子家礼·卷九十》又云：“古者人有远行者，就路间祭所谓‘行神’者。用牲为两断，车过其中，祭了却将吃，谓之‘饯礼’。用兵时用犯军法当死底人斩于路，却兵过其中。祖道之祭，是作一堆土，置犬羊于其上，祭毕而以车碾从上过，象行者无险阻之患也。如《周礼》‘犯軷’是也。此是门外事，门内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
[4]《礼记·曾子问》。
[5] 禡祭，根据前引郑玄、陈祥道、孙希旦诸说可知。后世礼书说天子有六军，实行六纛之制。即一军有一旗。于是，禡祭既要祭牙旗，也要祭六纛，建坛位，张帷幄，设旗、纛神位，掘坎埋瘗，礼仪亦趋繁复。明清之季旗纛祭祀之礼，为吉礼之中祀级别，当为古禡祭之遗存。其一般分为师行而祭与日常旗纛庙祭。明前期每岁两祭，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至嘉靖朝后遂演为每岁一祭。清代地方府州祭旗纛礼仪注为：“每岁霜降前一日，镇标三营将士盛装铠伏，迎请旗纛到教场，张幕扎营。至霜降日，五鼓，以帛一(白色)、羊一、豕一，行三献礼毕，放炮扬威撤幕，束装整伍回营，归纛于兵器库。各县皆然。”
[6] 《礼记·檀弓》：“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赴车不载櫜韔。”
[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其饮至、策勋，则不可偏行也。何则？告庙因行饮至，舍爵而即策勋。策勋、饮至，并行之於庙，岂得不告至，而在庙聚饮乎？不告至而入庙书劳乎？…此以明公之出竟，当无不告。及其反也，则必饮至，有功成策勋…然则凡反行饮至，必以嘉会昭告祖祢。有功则舍爵策勋，无劳告事而已。”
[8]唐杜佑《通典·卷七十六·礼三十六·军礼一》。
[9] 《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10] 《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三》“军礼一、军制”。
[11]宣露布，起源于后魏。《通典》云：“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自此始也。其后相因施行。”后魏以漆竿上张缣帛，写上捷报的“露布”形式发表战胜消息，后来被广泛采用，露布就成为“布于四海，露之耳目”的报捷喜讯。隋代文帝起，有宣露布之仪。
[12]傩，一直就是古代军队的重要仪式，唐代的军礼也有着军傩。《通典·卷一百六·礼六十六》“序例上”：“五礼篇目 四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一、亲征类於上帝。二、宜於太社。三、告於太庙。四、禡於所征之地。五、軷於国门。六、告所过山川。七、宣露布。八、劳军将。九、讲武。十、田狩。十一、射宫。十二、观射。十三、遣将出征宜於太社。十四、遣将告太庙。十五、遣将告齐太公庙。十六、祀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马社。十九、祭马步。二十、合朔伐鼓。二十一、合朔诸州伐鼓。二十二、大傩。二十三、诸州县傩。”在《通典·礼九十三·大傩》中有着详细的大傩、州县傩礼具体仪节的描述。
[13] 《礼记·檀弓下》载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事，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14] 《司马法》是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后世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记载了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原作者不详。《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它包涵了西周军礼的内容，如军队的建制、治军的思想、军队的训练和管理等等，其中也涉及了治国的战略思想。与后世兵法如《孙子兵法》强调“兵以诈立”不同，《司马法》讲究仁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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