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归纳和剖析现代性的多元理论范式和多种现实样态，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类型并提出新现代性理论范式提供了全新的比较视角。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用以往的现代性理论范式和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科学性阐释。因此，本文尝试从关系性向度、总体性向度、时间性向度、空间性向度、制度性向度、价值性向度提炼出新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表征以及所具有的中国实际、中国风格、中国价值的属性论证新现代性的全新类型，从社会主义逻辑、文明超越逻辑、初心使命逻辑把握新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以期提供一个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范式的全新思路。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现代性
【作者简介】陈玉斌（1993—），男，山东枣庄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西欧的萌发为逻辑起点和原初样态，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它已跨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近代以来，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步开启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现代性裹挟下展开的，因而它不可避免地与其“纠缠”在一起，但中国并没有被西方现代性所同化，而是在争取解放、追求富强、谋求复兴的实践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因此，科学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合理性与独特性的理论基础，也是论证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和以何可能的前提条件。
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实践性活动和历史性现象，现代化内蕴的本质属性、基本原则、价值取向通常被定义为现代性。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它的理论范式也呈现出多种解释框架，如一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复杂现代性、复合现代性等。这些解释框架也被诸多学者应用到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阐释中，呈现出“百家争鸣”式的现代性话语论争景象。
第一，一元现代性。一元现代性缘起于18世纪中期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它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率先开展工业革命而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为模型，主张建立以西方现代性为内核的全球现代化体系。按照理论形态演进的差异，一元现代性又划分为一元单线论和一元多线论。一元单线论认为，只有西方现代性才具普遍性和价值性，现代化就是西方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和运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西方现代性的遵循，“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一元多线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跃迁的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性进程，世界各国特定的条件和差异决定了它是一个“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特定历史范畴”，它不是完全西方化也不是完全去西方化。罗荣渠以全球性大变迁的视角对现代化进行了总体性研究，提出了以生产力为现代化中轴的一元多线论，并以此审读世界现代化总趋势和中国现代化道路。
第二，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承认现代性的发展属性与进步特质，否认西方现代性的唯一性和普适性，认为现代性存在于不同时空的国家，不同国家的文明与现代性是一种重组性关系。多元现代性主张不同国家在秉持自身特点基础上对多元现代性有益成果的借鉴，“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一致性趋势与多样化格局相融合，实现现代性共同内核与多元维度的有机统一”。从历时性角度看，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明开端、文化特质和文化传统，从中衍生出的现代性也不尽相同。从共时性角度看，多元文化传统的衍生过程就是多元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同时期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现代性也不完全相同，他们所体现的现代性与本国文化传统有着本质性联系。S.N.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发展模式，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真正的”现代性，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含义就是现代性不等同于西方化。杜维明也用多元现代性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他在反思现代性危机和考察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基础上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可以在不被西方现代性同化的情况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第三，反思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所有实践活动及其负效应和风险性进行反思的一种理论范式。从理论本性上讲，现代性本身就蕴含反思性，因为“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从实践本性上讲，人们时刻在实践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监测，“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到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现代社会总是不断地受到来自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它必须不断改变和更新自己的机理和结构，所以反思现代性不仅是对现代性的自反性的反思，还是对整个现代社会反思性的认定和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有学者认为，可以用反思现代性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反思现代性是对一元现代性的修正与超越，用它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反思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反思与批判，以它为指导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西方现代性所溢出的负面效应提供前瞻性镜鉴作用。
第四，复杂现代性。复杂现代性论者认为复杂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现实样态，而是“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规范—认知结构的界定，以事实与规范相互作用为核心的辩证法以及以现代性失败为核心的病理学诊断模式”。对于复杂现代性，我们可以从认知和规范两个层面来把握，既要充分认识现代化在实现过程中的艰巨性、复杂性、动态性特征，又要准确甄别不同现代性话语范式的分歧，从而在规范层面上建立一种复杂现代性意识。冯平、汪行福、王金林等人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中，这“三大张力”不仅标示了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方位，还指示出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三个难题，只有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理论范式和核心价值，才能科学释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第五，复合现代性。复合现代性是在批判、借鉴、综合上述现代性范式合理性要素基础上，结合特定场域的现代化进程所确立的一种理论范式。复合现代性强调不同现代性要素在不同时空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相互搭配和交融互构，它既承认现代性要素的多元性、流动性、复合性，又注重社会核心价值理念、意识形态观念的引领作用；既能看到现代性的不同范式，又不否定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对现代性的方式规定；既强调现代性的多样性、创新性，又承认现代性建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张振波、金太军从中国现代性生成与建构视角出发，阐明了中国现代性的“复合性”特征：中国“既以普遍的国家与民族认知为特征，又以个体的集体归属和自我实现为基础；既强调道德原则和正义价值的普遍稳定性，又在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中，不断丰富对社会正义性与国家正当性的释说”。袁红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应属于复合现代性范式，并从“'时空压缩’性与任务多重性相叠加、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相契合、后发追赶性与前瞻反思性相同步、要素综合性与结构复合性相交融”四个层面对其进行阐释。
尽管上述现代性理论范式为我们审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何种理论范式提供了多样化的他者视角，但它们仍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全面、科学、有效地从理论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如何更科学地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呢？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向度进行分析。
一是关系性向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它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性又有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如果说，美国的现代化是A+B+C+……，日本的现代化是A+D+E+……，……中国的现代化是A+Y+Z+……，那么既要找到现代化的共性因素A，又要发现现代化的个性因素B、C、D、E……Y、Z，更要判断个性因素B、C、D、E……Y、Z与共性因素A的必然或偶然关系，厘清这些关系是科学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范式的前提。
二是总体性向度。从纵向维度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大致经历了“争独立”“求富裕”“谋复兴”这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主题，每个主题的现代化侧重点也不相同。从横向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还包含军队国防、国家治理、人的现代化等，其中每一个现代化要素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尽管用复杂现代性或复合现代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具有专门性和特指性，它同样可以解释新加坡、韩国、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现代化。
三是时间性向度。现代性从诞生之日起就沿着现代化目标前行，其始终向前发展的态势是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表征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忽视现代化发展的时间性、阶段性问题，仅用某种单一的理论或某一阶段的理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无法完全彰显其本真内涵和中国特色的。
四是空间性向度。不同国家的现代性表征各具特点，它既受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又受自身因素的制约，如果用发端于某一地域的现代性范式或用对某一地域现代性的反思范式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很大程度上会忽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点，从而无法准确地将其内在本质呈现出来。
五是制度性向度。每一种现代性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萌生的，也是通过特定制度保障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出来的，苏联的现代性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用资本主义制度或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现代性解释框架审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科学也不真实，往往会以偏概全、以管窥天。
六是价值性向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在理性主义、自由主义、霸权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发轫的，而是在人本主义、集体主义、和合思维和以批判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滋养下开辟的，因而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和超越西方现代性溢出的负面效应，并在实践中形塑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价值和文明规范，从而开辟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用上述现代性范式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合适也不合理、既不全面也不真实，无法科学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真意蕴和独有特质。因此，必须提炼一种真正合乎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蕴含中国价值、彰显中国逻辑的理论范式。在系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独特表征和叙事逻辑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应当提炼为“新现代性”。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追求。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制度模式，当现代生产力作用于具有不同传统、内涵、表征的国家时，他们就会呈现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在不同阶段也会呈现较大差异，比如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就呈现出不同目标和实践。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没有某种固定范式，但按经济形态可大致划归三种类型。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任何一种现代化范式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随着现代机器的使用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实现了从封建私有制向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私有制再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开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先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创与资本密切联系且相互勾连，“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比如，英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具有较大资本和独立经济条件的社会集团中采用过度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生成的。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力推动了市场发展，使区域性、简单型的传统市场经济转变为全国性、竞争型的现代市场经济。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维护自身经济权利，传统的封建议会也实现了现代化转变，随着议会规模的壮大和权利的扩大，具有代议制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也逐渐形成。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主义原则下的市场经济以及代议制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基本要素。随着英国现代文明的不断传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三项基本变项有机结合与密切互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第二，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同，苏联的现代化不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原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对抗形式和创新形式。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即既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现代化建设又要以现代化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此，苏联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由政治到经济的改革：一方面，以政治领域的改革带动经济领域的革命，把资源配置、国家财富分配的权利转移到国家手中，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发展以国营经济和集体化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历经40余年的发展，苏联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的现代化发展格局。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模式具有反对私有制、反对资本逻辑和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其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本质也决定了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直接对立的发展范式。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境况下开启的，因而它对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探索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这可以从中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现代化早期探索中得到确证。
第三，混合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作为一种新的工业文明的体现，现代化具有扩张性和破坏性特征，它会使传统文明发生异质或转换。“现代化的扩张最初在具有异质文明的欧洲东部（俄国与东欧）推进，并且在非常落后的地区，比如黑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地进行征服。”这些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本国实际，在充分汲取、融合资本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有益经验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既有它们两者的共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其中大多数可称之为混合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混合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有些地区形成了更接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政治上，他们具有鲜明的反对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有些地区形成了更接近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边缘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归纳起来，混合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大致呈现出“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发展格局，如墨西哥模式、东亚模式、埃及模式等。在现实实践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均已暴露出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这也决定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会照搬这两种模式，这样一来，混合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采用的主要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性影响下开启的，但中国并未被同化，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逻辑，因而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提出“以苏为鉴”的主张，苏联模式弊病的暴露使我们实现了从学习苏联到走自己的路的转换，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属于苏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随着生产力发展，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变，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组织形式，这虽然具有混合式现代化的特征，但中国并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摇摆，而是旗帜鲜明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也不属于混合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究竟属于何种现代性理论范式？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就是新现代性，这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表征进行审思。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于中国实际。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立足这一特殊的国情，我们党着眼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胸怀共同富裕的目标，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了中国风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自身与造福世界相兼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塑了中国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始终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世界大同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世界人民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旨向。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也不是苏式现代化的再版，更不是混合式现代化的样版，而是在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走出的一条极具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根据与理论表达，新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是社会主义逻辑、文明超越逻辑、初心使命逻辑的有机统一。只有从这三个逻辑出发，才能全面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才能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
第一，社会主义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创造了新现代性理论范式，关键在于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与创新发展，这也是新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根源所在。
一方面，新现代性以社会主义价值原理为基本规定。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原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规定了新现代性的原则和边界，还使其展现出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与超越。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逻辑，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逻辑。“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实现资本增值为最高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这是新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根本分野。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离不开资本，也需要利用资本不断巩固自己的发展基础，但是中国需要的是作为手段的资本而非作为目的的资本，中国需要的是驾驭资本而不是被资本所驾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进行三大改造、实行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谋求共同富裕、推进民族复兴，无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置于首要位置。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类社会”为逻辑起点，而不是把“市民社会”原则作为价值旨趣。所谓“市民社会”原则就是资本主义原则，它不是把人作为一切发展的中心，而是把金钱当作世俗生活中最高的神。西方现代性以“市民社会”原则为基本建制，这种原则统摄下的社会和人必然会发生异化，社会的本质力量会被金钱的异己力量所压制，人的精神会被物的精神所控制，人的力量就会屈从物的力量，社会就不再是社会，人也不再成为人。在社会主义逻辑规定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无不彰显新现代性的价值旨向和世界意义。
另一方面，新现代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它制度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它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得以确立和推进的根本制度保障。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突出优势、内蕴超越意义的好制度。比如，把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体制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活力，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西方金钱政治、异化民主的超越；以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生态文明制度，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因不计生态后果、肆意践踏生态红线所引发的诸多生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定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破浪前行、行稳致远，新现代性也定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范式借鉴。
第二，文明超越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超越，关键在于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主线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西方现代性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生成的，它内在地规定了资本主义追求增长崇拜和倡导文明冲突的文明向度，新现代性是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明论以及两者有机融合的指导下创造的，彰显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体现了文明共生融合的文明特质，在实践中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超越。
一方面，新现代性实现了对“增长崇拜论”的超越。如果社会的发展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只是简单地追求物质增长，就必然会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分离，导致社会和人的全面异化。这种理念下建立的文明只能单纯地叫文明，而不能称之为社会文明或人类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社会进步与群众需要视为文明发展的“两翼”，在实践中内嵌着人民群众对充裕的物质生活、民主的政治生活、卓越的精神生活、和谐的社会生活、美丽的生态生活追求的价值目标，真正实现了文明向社会文明或人类文明的复归。在认清西方文明逻辑基础上，新现代性始终将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发展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筹，始终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从而避免了陷入“只看钱不看人”“只看增长不听心声”的异化发展逻辑。
另一方面，新现代性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文明冲突论是在20世纪末世界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背景下出场的，它强调保护西方文明和防范非西方文明，坚持“以'零和思维’指认文明间'遏制—被遏制’'上升—下降’的二元对立”，这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制造文明冲突的思维策略，也是西方文明对中国崛起的遏制策略。从现代性的起源看，西方国家进行的殖民活动、开展的工业革命、传播的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使现代性浸染了西方色彩，也内在地包含了西方国家对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规定，即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基于这一经验事实，文明冲突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优越的文明。“冷战”结束后，东西方间政治冲突、经济冲突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但文明冲突势头强劲。亨廷顿据此推断：“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甚至还判定，“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这实质上是在表达西方文明是唯一优越的文明，值得所有国家无条件、无差别地照搬和模仿，其它任何一种偏离西方文明的模式都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挑战、对现代性基本原则的抛弃和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背叛。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在天下大同、和合共生、命运与共思维模式影响下实现的和平崛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推进，都旨在加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向全世界传播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狭隘文明观念的超越。
第三，初心使命逻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也是新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的根本分野。
首先，新现代性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价值旨趣。《共产党宣言》勾勒了未来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共产党人砥砺奋斗的最高价值旨趣，反映到中国大地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所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就是摆脱一切束缚中国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使中国人从畸形的社会状态中脱离出来，使他们在物质生产、社会生活、自身发展等领域享有足够的自由，从而成为完善自身和引领发展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百余年历程，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还是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都旨在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其次，新现代性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价值旨趣。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根本扭转了我国近代以来不断衰退的悲惨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破除一切影响和阻碍国家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局限，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勇于变革和创新，坚持和推进“四个伟大”，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推动国家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一系列谋求民族复兴的方针政策举措，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崇高目标。
最后，新现代性以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为价值旨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紧密相联的。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因差异而产生的隔阂与疏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因冲突而产生的战争与杀戮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时代境遇下，人们何谈美好生活？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响应了世界人民对自由全面发展的强烈呼声，也为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了“中国智慧”。只有全世界人民都实现了美好生活，人类社会才会真正飞跃到“自由王国”，这是新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题中之义，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世界情怀。
总之，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和苏式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僵化模式，借鉴混合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正面成果，积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新现代性理论范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将新现代性置于现代性的多元范式和现代化的多种类型中加以甄别，有助于深刻把握新现代性理论范式的独特之处，也有助于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从而为我们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学理支撑。当然，用新现代性理论范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只是笔者的一种尝试性思考，可能并不能获得普遍性认可，但可以为学界继续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提供一个思路启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