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tudy o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Its Intention,Train of Thought and Structure
作者简介：杨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哲学动态》201511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整合。这决定了我们在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时应从整体上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洞悉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式，就《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中所共同涉及的诸如哲学方法、所有权、价值、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和共产主义等进行深入的甄别和讨论，再现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是马克思研究和批判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的一部论战性著作。过去学界无论是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重要思想背景和资源之一的蒲鲁东思想的理解和评述，还是对这些著作文本细节的解读和思路的比较，都存有较大的偏颇和遗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整体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等的基础上，逐一对上述两部著作共同涉及的重要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所有权问题、价值理论、分工与机器观、垄断与竞争理论、社会革命观及共产主义学说等，一一进行深入的甄别和讨论；进而再现马克思通过辨析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思想主线，对自己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系统思考和整合的过程；最后，将马克思的上述致思路向置于思想史进程和当代社会实践图景中予以客观的历史定位。
一、批判对象思想原貌的直接呈现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的贫困》是一篇带有强烈针对性的批判性著作，这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早期理论建构的特殊性，即他往往是从与不同“对手”的论战中得出相关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须对马克思的论战对象及其思想作重新甄别和理解，蒲鲁东必然不能除外。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对蒲鲁东的认识和理解是较为匮乏的，甚至有将其“脸谱化”的倾向。研究者们普遍只用马克思相关著述中的描述就对蒲鲁东盖棺定论，如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摆的小资产者等，忽视了其思想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缺乏对研究对象及其文本的完整而准确地把握，这既对于批判对象来说有失公允，又在实际上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解释。通过重新阅读、梳理蒲鲁东的若干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蒲鲁东不但几乎关注当时所有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且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理论与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关系、社会革命的方式等问题上有着独到且深入的见解。
众所周知，蒲鲁东的思想探索是从关注贫困问题开始的，他对旨在宣扬众生平等的基督教何以不让每个人都普遍享有社会福利充满不解，并最终形成这样的构想：通过哲学的实证化(即构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的完整体系)来解决包括贫困在内的各种主要社会问题。他主张先在比较各种宗教体系和仔细研究语言形成的基础上求证出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的现实性，再经过一系列严格的逻辑推理，就能使传统哲学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在蒲鲁东看来，只有用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来进行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才能避免“走”思想和制度方面的“旧路”；语言学和文法研究是最为科学的和严谨的学科，根据语言的起源及方式可以确证人类信仰的源泉和支脉，从而为心理学开辟新的领域并为哲学找到新的法则。与此同时，蒲鲁东把“平等”和“正义”确证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他主张劳动者应该在社会中平等地享受各种福利，不应普遍生活在贫困状况之中，更不应对这种悲惨的境况“逆来顺受”、把贫困当成对原罪的救赎。
对贫困问题的持续关注将蒲鲁东导向所有权批判，他在《关于星期日的讲话》(De la celebration du dimanch)中否定将自杀归结为宗教问题的命题，转而论证贫困如何成为源于所有权的社会问题，并将宗教仪式的作用限定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论断，如“王权就是神话”、“宗教是自我意识的空想”、“所有权就是盗窃”、“政治共同体(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消灭所有权”等，几乎蕴含了他今后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到了《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直接将所有权归结为一切社会流弊的总和①，提出要在“正义”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所有权的“批判”与“重建”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从而正确地指导实践、解决贫困问题，最终实现作为超越共产主义和所有权的第三种社会形式的自由。他所运用的具体方法是：(1)重新明确“正义”原则的定义、必要性、体系和公式，检视所有权与正义原则是否相符，以完成对所有权理论的破坏工作；(2)从人性论出发，寻求所有权的存在性与不合理性并存的根源，指明重建社会形式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蒲鲁东力图求得一个“绝对平等的体系”(système d'égalité absolue)，“在这个体系之下，除去所有权或所有权流弊总和之后的一切现有的制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它们本身还可以用来作为平等的工具……一个用作过渡手段的立即可以实行的体系”②。
根据蒲鲁东的解释，建立“绝对平等的体系”必须诉诸一个哲学基础，即“系列辩证法(dialectique sérielle)”或“系列(série)定律(方法)”，这是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建立》(Da le création de l'ordre dans l'humanité)中提出的。蒲鲁东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是认识的方法，还是社会存在的原则，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由其全部成员彼此制约而构成的统一整体，或者说是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特殊系列。这样，蒲鲁东就从“系列”方法中推导出平等来，他随即将上述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重构中，使之真正成为一门“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la action)”或与哲学紧密结合的“社会经济学(science économique)”③。他在《贫困的哲学》中将构成价值理论即产品的比例性关系理论视为社会经济学的基石，描绘了“社会天才”确立构成价值的过程，即“经济进化的系列”，亦即“经济矛盾的体系”。这一系列始于分工、止于人口，其中的每一个范畴或阶段都带有二律背反性质，有着益处与害处；后一阶段始终是为了解决前一阶段的矛盾而出现的，直到解决了全部矛盾为止；只要回到各个矛盾的起点即价值的二律背反，按照一项统一的公式即构成价值理论，就会解决全部矛盾。质言之，只要确定了价值的构成(其途径为产品的直接交换)，就能实现公平、平等原则，就能解决贫困问题。上述观点贯穿了蒲鲁东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涯的始终，他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皆出于此。在整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同时，蒲鲁东还力主将社会主义囊括进来，用形而上学方法探索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重新研究事实，研究经济惯例，找出它们的精神所在，阐明它们的哲理”④，将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各自“好的方面(bon c
té)”协调成为一个“合题”。
《贫困的哲学》问世后的几年(1846-1851)，正值欧洲爆发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始终以革命者形象示人的蒲鲁东开始从事实际的社会革命活动，着手将构成价值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当然，蒲鲁东所谓的社会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革命。在他看来，经济革命优先于政治革命，只有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才能完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他为此先后出版了《社会问题的解决》(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一个革命者的自白》(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和《无息信贷》(Gratuité du credit)等，主张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解决当时的君主制三位一体(即王权、所有权和货币)问题；通过回溯当时的主要理论家“在革命的崎岖道路上经历的许多次动摇和倒退”⑤，以阐明对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和追求；探讨了19世纪革命的原因，分析了法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不同政党策略的弊端及其正确的解决办法，即复归其原本意义的革命；论述了无息信贷理论和信用改革观念等。与此同时，蒲鲁东还于1849年初在巴黎开办了一个带有股份公司性质的交换银行，以践行其如下理念：在信用领域内推行产品的直接交换必须要以加入互助团体为前提，否则，任何公有制和人对人的统治形式都永远行不通。
从1852年出狱到1865年辞世，蒲鲁东继续着解决社会问题的探索。譬如，他在《交易所投机商手册》(Le manuel du 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中指出，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就是用工业民主制即工人协作社取代工业贵族制，并将下层民众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水平；他在《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中，在详尽考察19世纪欧洲社会道德状况的基础上将正义或永恒正义确证为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的标准；他在《论联邦原则》(Du principe fédératif)中宣称，人类社会将在20世纪进入联邦制时代以取代19世纪的宪法时代，因为作为观念革命合理后果的利益革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必将发生；他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认为，形成集体的和真实的政治能力要具备自我意识、能够把自我意识转化为观念和把观念内化于实际行动这三个基本条件，指出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因没有集体的和真实的政治能力⑥而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真正地完成革命使命；等等。
概而言之，蒲鲁东终其一生都在重塑正义原则，且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完成真正的革命为使命，为此他提出了诸多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例如语义学分析法、系列辩证法、构成价值理论、直接交换思想、社会清算方法、劳动互助等。蒲鲁东的思想中存有这样一条清晰的主线：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主线是他在《贫困的哲学》中确立并延续下来的，具体而言就是：(1)系列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的根本方法，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个从分工到人口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只要实现了价值的构成，就能解决经济矛盾及作为其现实表现的社会贫困问题。(2)解决贫困问题是社会革命的真正使命，只有把包括分工、机器、竞争、所有权等经济力量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构成价值和直接交换，才能完成劳动和财产方面的革命，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的完成。(3)只有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后两者根本不具有政治能力，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和解。
二、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演变之谜
在简要地还原了蒲鲁东的思想原貌之后，接下来就要探讨蒲鲁东对马克思思想的参照系作用体现在何处，而这一问题必须要置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整个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才能说得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和重要意义。
蒲鲁东最早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是后者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期，彼时马克思正值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这一“苦恼的疑问”而转变之前的自由理性主义者的立场。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关系的根本问题和答案就隐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中，只有从“副本批判”(哲学和国家法的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从根本上为自由找到出路。由于他和蒲鲁东在关注“物质利益”等社会现实问题、批判当时政治制度和法的制度、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为目标等方面的一致性，所以马克思此时对蒲鲁东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尤其是以关注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写作风格清晰的《什么是所有权》博得了他的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较早从事法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启发了马克思。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就在于把私有财产视为理论前提和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种考察是能够引起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巨大进步⑦。当然，马克思在肯定蒲鲁东的同时，在具体论述中还彰显了两者的分歧，具体体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所揭示的蒲鲁东理论的如下局限性：一是没有正确认识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关系，只是在异化范围内克服异化；二是没有把工资、商业、价值、价格和货币等视作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形式，仍用它们来构建理想的社会形式；三是肤浅地将私有财产视为劳动的创造物，看不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劳动)和客体形式(资本)之间的关联。
上述分歧的出现与马克思、蒲鲁东各自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同方式相关。马克思首先会由现实问题出发圈定所读著作的范围，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论证需要和研究思路做一些详细摘录或简短评述，着重找出既有理论同他所体察到的现实情形不相吻合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如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最后借助他人的理论提升自己对许多复杂现实问题的认识，进而超越这些理论并形成独到见解。马克思经常会反复研读、摘录同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就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度探究，从而准确把握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变革。相形之下，蒲鲁东虽然在遭逢贫困问题时曾阅读并研究过一些政治经济学著述，但是他的研读并不深入，只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后就开始从事批判和理论构建。起初，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并不明显，蒲鲁东尚能觉察到所有权同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矛盾。但与此同时，他不能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前提，只能在异化范围内扬弃私有财产，他试图通过一个过渡体系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做法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此后，这种研究方式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以至于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蒲鲁东的著作中找出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蒲鲁东在创立构成价值理论后试图用它来解决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不论现实问题有了怎样的新变化，蒲鲁东总能论证出构成价值理论的适用性。这种做法根本无助于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因之也无法用以指导社会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探讨的诸多极为广泛的思想议题，彰显出他透过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从现实出发”理解人、社会与历史的致思路向，以及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达等现实基础上的社会变革路径，为其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蒲鲁东也几乎完成了《贫困的哲学》的写作。从这两本著作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蒲鲁东在社会的前提和存在方式、历史演进过程及其动力、社会变革的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口”：前者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为前提，将不同社会形态间的更替归结为各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梳理了分工所表征的历史演进序列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与环节，论证了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⑧的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后者则将普遍理性或上帝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认为观念是推动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社会的历史无非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⑨，只需要通过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即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或创立哲学就可以完成社会变革。基于这些“裂口”，再加之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否定了革命的“行动的时刻”、恩格斯在担任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巴黎支部通讯员期间对蒲鲁东学说危害性的认识与介绍、格律恩将《贫困的哲学》译为德文后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传播甚广并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混乱等因素，马克思开始着手全面批判《贫困的哲学》一书。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蒲鲁东的立论要点就在于通过描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所处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来阐明构成价值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性，进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平等交换即“只能用产品来购买产品”。只要推翻了构成价值理论和经济矛盾的体系，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无效性的论断便不攻自破，《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自然也会消除。正因如此，马克思根据《贫困的哲学》原书内容的顺序将其论述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科学的发现”这一反语为标题，按照《贫困的哲学》中“论价值”章原有的结构内容，逐一进行批判，揭示以解决价值二律背反为目的的构成价值理论的自身矛盾性和虚构性；第二部分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从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经济范畴的剖析这两个维度，揭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实质及非现实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囿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批判性质，以批判蒲鲁东的论证结构和具体内容为主，其诸多观点多以微言大义式的论断方式出现，而未能详加论述。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充分了解马克思此时的思想进程、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思想内容的前提下，才能充分理解和深入领悟他对蒲鲁东所作的批判。
尽管《哲学的贫困》出版不久就产生了实际影响，但该书并未实现彻底清除《贫困的哲学》对工人运动的不利影响这一预期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与该书法文初版印数不多(只有800册)、传播渠道受限和出版商的个人因素等密切相关。蒲鲁东的学说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愈发深入，它在19世纪50～70年代遍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⑩。马克思由此认识到与蒲鲁东继续进行政治论战，并从理论上彻底驳倒他的重要性。承继《哲学的贫困》中的批判方式，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及其哲学方法等维度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具体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要言之，与蒲鲁东的关系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历程之中，而《哲学的贫困》则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更奠定了马克思之后对蒲鲁东进行全面清算的基本框架和分析视角。这一结论要求我们在对《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进行对比研究时，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和蒲鲁东各自的思想演进历程、两者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去考察，尤其要呈现出马克思囿于文本的批判性质而未能充分展开的、秉承之前研究成果的思想内容，以及《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萌芽”的“萌发”过程。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性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梳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重新研究《哲学的贫困》亦不例外。根据笔者的梳理，自20世纪初至今，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以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导的《哲学的贫困》研究，他们主要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这两个角度来阐述这一文本的“里程碑”式意义，且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持否定态度。这些学者虽然在具体论述中有些分歧，但还是达成了若干共识。例如，《哲学的贫困》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规范了包括生产关系等在内的唯物史观之基本范畴的科学术语，精准地概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及相互作用，表达了“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和“社会形式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等思想，从而标志着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的科学阐述。此外，这些学者并未武断地认为蒲鲁东已被马克思彻底批判并放弃研究他的理论，而是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说置于整个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去审视其谬误所在，以此辅证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合理性。二是以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体的研究，他们在重点关注蒲鲁东思想的原貌、特别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还尝试从社会学、政治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角度对马克思和蒲鲁东进行比较研究，这其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上述研究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1)1965年举行的纪念蒲鲁东逝世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它标志着对蒲鲁东思想的研究开始由历史学转向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方面(11)；(2)以蒲鲁东诞辰200周年(2009)为契机，西方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蒲鲁东的哲学思想(12)。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色是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即编纂《蒲鲁东全集》)，注重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日本学者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他们主要从思想史、经济学、文献学等维度重新定位和阐发《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并着力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其中，日本学者在文献方面为研究《哲学的贫困》作出了极为独特的贡献——于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即1983年，公开出版了田中菊次所编注的《卡尔·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作者自用、亲笔修改法文初版本(影印版)》，并基于这部文献得出若干基本结论，如《哲学的贫困》是一部作为《资本论》起点的、未完成的经济学著作，这证明了马克思学说即他倾尽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学问，是由伟大的未完成向伟大的完成发展着的(13)。
同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他们在20世纪初期还以文献翻译和引述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主，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充分借鉴苏联和东欧学者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教材，如黄楠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许征帆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等，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来阐述《哲学的贫困》的意义。此外，国内学者在这一时期还就《哲学的贫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哲学的贫困》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等论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进入21世纪，除了延续以往的研究主题外，国内学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还有了一定的拓展。例如，强化了对《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史、传播史和文献学研究，注重总结、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思想史的视域详细地探究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开始重视《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阐述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特点与差异性，从而彰显《哲学的贫困》“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的意义及其当代价值；分析《哲学的贫困》中所蕴含的其他思想，如社会机体理论等。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蒲鲁东思想原貌及《贫困的哲学》的研究则尤为贫乏。除了一些摘译的文章和若干本专著之外，其他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综观国内外学界关于《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在一些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特别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研究时往往偏重《哲学的贫困》中的“方法”一节，较少研究或完全忽略占该书大部分篇幅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具体经济范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仍须从以下方面着手相关的研究工作：第一，应继续结合《贫困的哲学》来研究《哲学的贫困》中所阐发的思想观点，不应采取“一带而过”式的方法，要从文本学研究出发，还原这两部著作中的思想原貌，全面而客观地呈现马克思和蒲鲁东在相同的思想议题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第二，要将《哲学的贫困》研究纳入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中，这不是重复既往的研究范式，而是阐述马克思囿于这部著作的批判性质而没有正面展开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演化过程。第三，在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的贫困》思想史地位的表述和过去研究中的正确论断的前提下，从“鲜活”的思想内容本身及其演进过程、而不是从原理的角度去证明这些观点和论断，以此重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第四，逐一揭示和阐述过往研究中未曾提及或深入研究的《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内容，诸如阶级分析方法、社会机体理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等。第五，应把马克思在创作《哲学的贫困》时期所实现的思想变革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加以比较，以此凸显马克思在致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等方面的变革性意义，填补国内学界研究中的这段“空白”。
四、《哲学的贫困》研究的一个新结构
在上述理论工作即整体把握蒲鲁东的思想原貌、梳理清楚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洞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局限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以“充分依托原著”、“还原思想原貌”、“重构逻辑框架”、“再述理论地位”、“阐明现实意义”等为宗旨，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1.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上的分歧与争论
虽然马克思与蒲鲁东都是从现实出发，以寻求社会变革之路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己任，从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改造或批判，但哲学方法上的分野造成了两者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不同乃至相对立的认识。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从彻底批判到运用“系列辩证法”将其变为一种“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他认为普遍理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提与历史的出发点，作为普遍理性的工具的经济范畴有着对应的社会形态(阶段)，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的演进)是由观念或经济范畴本身固有的矛盾的运动来完成的，因此，“要叙述的不是那种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14)；理解了上述观点，就等同找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和理性序列的方法，就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化。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他认为经济范畴不是能够推广到一切社会形式中的永恒观念，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历史的暂时产物。他据此有针对性地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作了“七个重要的说明”，揭示了蒲鲁东关于逻辑范畴与绝对方法的“生成”过程、经济范畴的实质、社会形态同整个社会机体的关系、经济范畴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矛盾”之处、把辩证运动误解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后果、“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的虚构性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合题”的谬误所在。在批判蒲鲁东的方法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但形成了“逻辑范畴无法再现具体现实的真正进程”、“历史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经济范畴只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等思想“萌芽”，而且“萌发”出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并延续到《资本论》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的意旨所在之一。
2.破解所有权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方式
马克思与蒲鲁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产生思想“交集”就是在所有权或私有财产问题上，这一思想“交集”贯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随着蒲鲁东从彻底批判所有权转向部分肯定且将它纳入经济矛盾的体系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批判埃德加·鲍威尔以维护蒲鲁东转向彻底批判蒲鲁东的自在的所有权理论，并在其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延续下去。我们的研究需详细梳理这种复杂的思想碰撞过程，应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肯定与批判扩展到他们整个的关系演变进程中去探讨，从整体上对两者的所有权理论进行评述。特别是应加入对埃德加·鲍威尔批判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所写的《蒲鲁东》一文的论证结构及内容的分析，以此更好地了解和“复原”一百七十余年前那场蒲鲁东、埃德加·鲍威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有关所有权问题讨论”的复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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