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哲学理论的根源总是存在于经济的事实中。但是，由于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恩格斯接着说：“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的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恩格斯

这就是说，经济事实对哲学理论的决定作用，只表现为“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它“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亦即它不能直接创造出任何新的概念、观点和理论。因此，探寻一种哲学产生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于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还必须考察这种哲学与它以前的哲学之间的继承性历史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中，德国古典哲学无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但绝不能把德国古典哲学看成它的唯一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欧洲传统哲学的继承、变革和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派别。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徒，他认真读过黑格尔的几乎全部著作，还阅读过黑格尔的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后来他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明显影响，认真阅读过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如《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等。马克思在接近黑格尔哲学之前，还曾阅读过康德、费希特等人的著作，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读过谢林的著作，并对之进行了批判。

列宁曾经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概括为：“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括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离开黑格尔”正是马克思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这个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他于184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然而，正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宽广的视域。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也是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为了写作这篇论文，从1839年开始，马克思就开始对古希腊哲学进行研究，他读过亚里士多德以及有关德谟克里特和晚期希腊哲学的许多著作，写下了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从这篇论文的“序言”和“新序言（片断）”中可以看出，它只是当时计划要写但后来并未完成的一部更大的著作的“先导”，在那部计划的著作中，马克思准备全面论述晚期希腊哲学，内容包括伊壁鸠鲁、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这表明，我们不能把古希腊哲学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范围之外。

此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近代哲学，特别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菜、休谟等为代表的英国哲学，以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都有非常具体的论述。因此，我们也不能把近代英法哲学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外。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从广义上理解，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欧洲哲学的全部内容。不仅理论上说应该如此，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没有轻重之分的，其中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最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哲学，而是问题回应式的哲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学科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不是单纯在哲学理论内部自动循环的结果，其他思想成果，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所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该把这些思想成果也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中。

马克思在流寓巴黎期间接触到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兴起的关于“第三等级”的大量历史文献，如以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为代表的学派，试图通过严格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全部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同时，马克思还潜心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起源于洛克而汇流于社会科学的那一派，即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派别。这个派别试图把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曾一度把这种学说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

最后，在巴黎当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其中有圣西门派的残余，有傅立叶派，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其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列鲁和蒲鲁东，以及文艺界的社会主义领袖贝朗瑞和乔治·桑。这些人物及其思想，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在纵横两个方面展开自己的理论系统。在纵的方面，它揭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横的方面，它剖开社会肌体，揭示其内部结构和相互制约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人手的。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有机体，它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关于整体的表象”。

要揭示这一整体的内在结构，就不能停留在表象上，而必须剖开整体，抓住关键性的方面或环节，借以理解和说明整体。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研究社会结构所使用的方法时指出，这种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运动的基础，是一切复杂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借以竖立其上的基石。

因此，抓住这一决定性的环节，是解开社会结构奥秘、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而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所以马克思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恩格斯写道：“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应当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

可见，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了解“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可能“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也就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企图在纯粹哲学的范围内来解决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

结果，他们终生没有走出哲学的圈子，也就始终没有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走出哲学才改造了哲学；他们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才批判地改造了旧哲学，创立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新哲学。

总之，我们不能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作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分别地、互不相关地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情况要复杂得多。

正如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的学说也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完全可以说，它们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其他思想成果，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

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而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改造。

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论述，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规定了目标和方向；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也不仅仅是来自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同他们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的。总之，这些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其作用是相互渗透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