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时尚的特性

On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esthetic fad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tou Pedagogical College,515041

内容提要：在现当代，审美时尚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现象。科学的认识判断是正确评价的基础。本文拟对审美时尚的涵义、本质和特征进行深入简要的讨论。

In modem and contemporary times,esthetic fad is a socialphenomenon with many and diverse influences, and scientificunderstanding and sound judgment is the basis for correctevaluation.This paper attempts a concise in-depth discussionon the implications,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esthetic fad.

时尚尤其是审美时尚，在当代社会来得猛走得也快。就拿穿着来说吧，一段时间流行喇叭裤一段时间流行直筒裤，过段时间流行灯笼裤再过段时间又变成了流行紧身裤。时尚变化确实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难以说清楚到底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因此，有人便感慨地说，时尚“是不可知的”。但是，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时尚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那些热衷于赶时髦的人，不是没有多少时间就是缺乏能力去深究；而那些以清贫为乐以思想为上的人，不是处在时尚的边缘就是远离时尚钻进了精神的象牙之塔。不过，作为思想者，我们怎么能够对这种在当代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现象漠然视之或简单鄙夷了事呢？寻索一下文献——美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我们不难发现，时尚尤其是审美时尚问题，常常不是被回避掉，就是得不到充分深入的讨论。笔者在此仅就审美时尚的特性予以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 审美时尚与时尚、审美情趣之比较

1. 审美时尚与时尚之异同 讨论审美时尚问题，首先得对这一概念有一个较为确切的说法。然而，不要说对审美时尚，就是对“时尚”概念作出界说也是不容易的。中国学者岑国桢写道：“时尚是现实生活中广为流行的某种行为习惯、某种物品或某种观念。”（注：《心理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心理学百科全书》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4页。）日本社会学博士藤竹晓则认为：“时尚不仅是某种思潮、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的过程，而且，通过各种渗透过程，时尚队伍的扩大，还包括不断地改换人们的价值判断过程。”（注：藤竹晓《废弃与采用的理论》，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里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3—414页。）中国心理学家时蓉华又是另外一种解释：“流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指社会上新近出现的或某权威性人物倡导的事物、观念、行为方式等被人们接受、采用、进而迅速推广以致消失的过程。又称时尚。”（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仅在此列出的三种定义，其角度和侧重点就相当的不一致。第一种定义偏重于时尚的文本客体，第二种定义强调时尚的社会功能，第三种定义较注重时尚的主体传播。由于“时尚”概念认识的不一致，结果要给“审美时尚”下一个恰当且都能够认可的定义就显得相当困难。不过，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审美时尚”是“时尚”的一种类型。换言之，审美时尚是“时尚”；但并非所有的时尚都是审美时尚——譬如，当代中国练气功的流行、美国各式各样精神疗法的流行。如果给“时尚”作一个理论划分的话；那么，时尚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即实用（包括物质和劳务）时尚、观念（包括大脑的想法和口头书面的）时尚和审美时尚。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热衷于喝红茶菌；80年代初期，许多考大学的学生喜欢报考医学专业；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知识分子群中出现了下海热。像这一类的时尚可称之为实用时尚。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追随这种时尚的人们，往往确信能够从中获得非常实际的好处——或是身体的或是地位的或是财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喜欢谈论十年浩劫的“文革”；80年代初期到末期，在大学里流行着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等名字；1993年开始在学术界流行着对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像这一类的时尚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念时尚”。虽然“观念时尚”也可能会给追随者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如交往或提高知名度）；但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参与者以一种理性认识上的满足——虽然常常是相当表面的。尽管诸如时装、流行音乐之类的审美时尚也同样有可能为追随者们带来相当实际的好处；但与前两类时尚不同的是，后一类的时尚关键在于它的追随者获得的是一种感性的精神满足——是情感上的愉悦——虽然常常是不够纯粹的。

许多人之所以没有在“审美时尚”与“时尚”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一方面是因为审美时尚在社会时尚的各种类型中显得更为突出更具代表性——比较而言，审美时尚具有更为耀眼的感性形式和变化更快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时尚与实用时尚、观念时尚之间并非总是那么泾渭分明——譬如，对在一部分较富裕的人当中流行着到酒店或宾馆用餐的时尚，我们就很难轻而易举地判断出是实用时尚还是审美时尚。

2.审美时尚与审美情趣之异同 “所谓审美情趣，是指人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情感的倾向性。”（注：彭立勋《美学的现代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众所周知，任何人都有审美上的情感倾向和主观爱好。当一个人追随参与了某一特定的审美时尚时，这个人也就表现出指向某一特定审美时尚的主观爱好和情感倾向。因此，讨论审美时尚问题必然涉及审美情趣（也称审美趣味），必然需要对两者进行比较。

首先，就审美个体来说，审美时尚与审美情趣同样都表现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主观情感爱好。但是，审美情趣是一种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的、相对稳定的主观情感爱好，而审美时尚的参与者（尤其是积极主动者）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感爱好却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如果说审美时尚的承担者也表现出一定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么，这样的审美情趣也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着的——它给人的感觉是来去匆匆。虽然，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审美情趣也并非一成不变，但其变化主要是累积渐进式的。

其次，就具体的审美活动来看，审美情趣的承担者可以是个人的——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可以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审美者可能在自觉地塑造自己、改变自己；但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审美者并不需要总是顾及别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然而，审美时尚的承担者必定是一个社会群体；这样一个群体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审美情趣。由于审美时尚意味着“在对待审美对象以及各种现象、对象和活动等等的审美侧面上某种审美趣味一时占据统治地位”（注：Μ·Φ·奥夫相尼科夫主编《简明美学辞典》，见董学文、江溶《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故而，审美时尚的个别承担者所具有的审美情趣就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他总是要依照别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来调整自己。综上所述，审美时尚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内的群体审美者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群体审美者表现出相互影响、基本一致且较为短暂的审美情趣。

最后，就词的感情色彩来说，审美情趣是一个中性词——虽然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有高低之分；不过，就这个词本身而言，的确很难唤起我们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感受。但是，“审美时尚”这个词却总是非常容易地唤起读者（或听众）某种带有倾向性的情感体验——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审美时尚”是一个褒义词；在另一些人的脑子里，“审美时尚”却是一个贬义词。

二 审美时尚的系统质

审美时尚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任何简单答案，都必然很不全面。因而，这里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对审美时尚的系统质作出规定。

1.审美时尚是审美领潮者与审美赶潮者的互动统一 特定审美时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它的起始、过程和结局。有些人在审美领域里树立了某种榜样，另外一些人则效仿学习这种榜样，结果就形成了一定的审美时尚。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横山宁夫写道：“流行现象可以分为想出花样制造流行的人和赶时髦参与流行的人。”（注：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虽然审美时尚的起始者并非一定有意树立榜样，譬如英国的黛安娜王妃穿平底鞋。不过，横山宁夫指出在时尚运动过程中既有“制造流行的人”又有“赶时髦参与流行的人”，却是正确的——无论是“上行下效”的形态还是“下行上效”的形态。显而易见，没有审美领潮者与审美赶潮者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有某一审美时尚的形成。当子系统内部的互动开始解体时，审美时尚就发生了变化，最终走向消亡。

2.审美时尚是审美背离性与审美趋从性的统一 背离性常常被学者们看作是时尚的一个重要性质。美国人类学教授罗伯特·路威博士写道：“时装是个叛徒，从来不知道什么法律！”（注：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7页。）当代美国服饰专家、内华达大学教授玛里琳·霍恩则指出：“从本质上说，时尚变革是对现存规范的背离，是对新的规范的创造。”（注：玛里琳·霍恩《服饰：人的第二皮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12页。） 如果从一种时装代替另一种时装（一种审美时尚代替另一种审美时尚）的角度讲，背离性的确是其突出的特性。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若仅就某一特定审美时尚的内部而言，其趋从性则更为明显。不难明白，没有审美上的趋从性，也就没有审美时尚的形成。横山宁夫这样指出：“流行的这种自我主张不是由单独的个性提出来的，它是一种集体性的主张，并且集体性地推行这种主张……这是与过去那种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集体性个人主义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这种东西近似同志的制服。”（注：横山宁夫《社会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时尚具有背离与趋从相统一的特性。假如稍为深入些考察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审美时尚的领潮者那里，背离性是其主要性质；而在审美时尚的赶潮者那里，趋从性则更为显著。不过，话又应该说回来，即使是从某一审美时尚得以形成——众多人的趋从——的基础来看，背离性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趋从某种审美时尚也就意味着背离了原有的某种审美喜好。

3.审美时尚是趋从个体较少理性积淀与群体内部较多情感感染的统一 虽然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情感活动而非理性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活动毫无理性或没有理性参与。换言之，在审美活动的感性直觉和情感愉悦背后，有着理性的积淀。然而，审美时尚的参与个体在其活动中的精神结构却有别于通常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日本服饰美学研究者板仓寿郎中肯地写道：“流行是受人们的非理性感情支配的……”“它是由生活在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的情感及其表现而形成的。”（注：板仓寿郎《服饰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94页。）我们在不胜枚举的事例中可以发现，审美时尚的趋从者们不仅在审美活动的表层形态上表现出正常的非理性的感性直觉，而且在其背后的深层面上常常连起码的理性因素也被淡化掉。有一次，香港流行歌坛歌星黎明乘飞机来北京；一位闻讯专程赶来首都机场恭候的女大学生，因时间上的阴差阳错而没有见到黎明，结果竟在机场上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注：参阅曾遂令《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如果说见不到黎明觉得遗憾或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为此而像失去亲人一样痛哭流涕，则已经不属于正常的审美心态。1980年，风华正茂的著名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宣布退出艺坛，立刻就招来影迷们的不满和指责：“引退不行，太过分了，我们不能同意。”“看来我过去对你评价太高了……我看错了人，你到头来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女人而已。”（注：山口百惠《苍茫的时刻》，离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6页）山口百惠要去做贤妻良母，这是她个人的自由，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同意；可是，那些崇拜山口百惠的影迷们却为了自身的感性满足，试图限制崇拜对象的自由选择。这种缺乏理性积淀、抱着强烈功利目的的非正常审美心态，实在是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审美时尚的趋从个体，由于缺少理性积淀，所以也很容易为周围的环境（他人）所暗示所感染。当代美国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其自传《太空步》中这样抱怨：“对我来说，那些日子里最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莫过于被一群差不多歇斯底里的女孩子团团围住了……有一千只手在同时扯你、抓你、拽你、拉你……直到现在，我身上还留着许多伤疤。”（注：迈克尔·杰克逊《太空步》，现代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显而易见，那些团团围住杰克逊的女孩子并非都一样连起码的理性积淀也没有；但对明星崇拜的群体氛围的确可以使一个人的理性降到最低的限度。结论是必然的，在审美时尚的赶潮者越众多的情况下，群体审美者的理性背景在总体上就越弱；趋从个体也越加明显地为非理性的情感因素所支配。吴亮写道：“足球观众就是那些在旁观席上摇旗呐喊徒耗体力的人……足球观众就是那些足球明星的匿名崇拜者却在警察局留下姓名和指纹的人。足球观众就是那些虽非爱国主义者却总是挥舞着自己国家旗帜的人……足球观众就是那些时而拥戴一个人，时而拥戴一座城市，时而拥戴一个国家的人……足球观众就是那些生活在各个赛季的喧闹声中并且永远在等待着下一个赛季到来的焦虑不安的人。”（注：吴亮《足球观念》，《吴亮话语·消摇者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2页。）虽然用这种腔调来述说足球观众多少有些不妥；但如果考虑到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会（尤其是奥运会和世界杯）上球迷们经常表现出的那种非理性狂热行为，我们便不难明白，吴亮的话在本质上并未离谱。当代大众群体性审美文化活动及其时尚之所以表现出更少的理性色彩，其基本原因之一也正是群体内部相互间有着更多的更为有力的情感感染——如果在观看足球比赛的不同途径（现场集体观看和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之间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便不难清楚地理解到这一点。

审美时尚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逐一地予以讨论。

1.非深层的普遍流行 审美时尚的一个非常突出特征便是某种审美情趣的广为传播。在审美时尚波及的范围内总是出现一种新的有声有色的潮流，这种潮流态势往往使得那些没有与之保持联系的人或审美客体黯然失色。虽然我们可以从一些普遍流行的审美时尚中看到或揭示出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譬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的喇叭裤时尚；但诚如日本学者上田笃所说：“流行大体上是变化无常的社会表层现象的东西。”（注：上田笃《跟着感觉走》，多田道太郎等《时髦与新潮——世界流行现象透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1995—1996年在中国大陆一些城市里流行着双肩背的背包，我们既不能从中看出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也不能从社会深层结构中得到确切的解释。

有学者曾断定，在经济不景气时，裙子的尺寸变长；反之则变短。将女性裙子之短长与经济之好坏直接联系起来的看法，虽然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实例；但严格地说，两者间的关系偶合多于必然。首先，从逻辑层面看，经济的变化自然会对服饰（包括裙子）时尚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我们却不能说，服饰的时尚必为经济所支配——显然，影响服饰时尚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因素并非总是起主导支配作用。其次，从事实层面看，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包括审美时尚）氛围中，服饰时尚并非是单一的——在同一时间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穿长裙的文化圈，也可以看到穿短裙的文化圈。大量的客观实际情况表明，审美时尚的变化比社会深层结构（政治的经济的）或人的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变化要快得多。换言之，审美时尚无论如何风风火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并没有多少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审美时尚之所以广为传播，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仅就经验美学的角度而言，一个审美客体一旦成为时尚，就会给接受者带来更大的审美乐趣。英国心理学家、教育学教授C·W·瓦伦丁就曾这样指出：“当某种色彩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时髦的时候，这种色彩就会逐渐使许多人觉得是令人愉快的。 ”（注：C·W·瓦伦丁《美的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当然，成为时尚的审美客体之所以能够增加人们的愉快感，主要是出于参与者的审美错觉。

2.非强制的无形权威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审美情趣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人的影响。然而，即使一个人没有（或不打算）受其他人审美情趣（哪怕是极高的品味）影响时，这个人在心理上也不会觉得不安。但是，审美时尚对于参与者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却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横山宁夫将“无形的权威”列为流行的特征之一。他这样写道：“流行具有一种无形的权威，但无强制力。”（注：横山宁夫《社会学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审美时尚也不例外——虽然它并不硬邦邦地强求人们跟随；但对于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具有一种无形的威力。审美时尚所波及之处，总是使许多没有与其沾边的人感觉到不自在——不是被看作没有审美情趣、缺乏审美敏感性，就是被看作缺乏经济支付能力，甚至于被当作是异己分子。正因此，违背审美时尚也就意味着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于多数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确切无疑且显而易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权宜从众是从众的一种主要类型”（注：金华盛、张杰《当代社会心理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尽管在实质上衷心拥护审美时尚并从中获得审美乐趣的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但由于许多人有“不愿吃亏”或“怕受到惩罚”的心理，所以，卷入审美时尚的队伍总是那么的庞大。

3.非长久的短暂易逝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F ·洛夫兰德写道：“时尚……倾向于相当迅速地繁荣和同等迅速地衰亡。”（注：莫里斯·罗森堡、拉尔夫·H ·特纳《社会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页。） 审美时尚可说是审美情趣一时之崇尚，故而短暂易逝也必然成了题中的应有之义。当代日本著名流行学专家多田道太郎在讨论本世纪60年代的“迷你裙”和“披头士”现象时指出：“一切现代流行都是如此夸示炫耀着短命的光辉。”（注：多田道太郎《女性引导新潮流》，多田道太郎等《时髦与新潮——世界流行现象透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音乐流行的态势也同样充分地证明了多田道太郎结论的正确性。1980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年轻人中广为流传；1981年，台湾校园歌曲受到了年轻学生的欢迎；1984年，青年女歌手程琳演唱的歌曲被人们竞相仿唱；1985年，给乐坛带来刚劲之风的张行的盒带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发行量居全国之冠；1986年至1987年，英俊善舞的费翔所演唱的歌曲让许许多多的少女如痴如醉；1987年，留着长头发的齐秦所唱的歌曲席卷大陆；1988年，崔健的摇滚乐风靡神州许多地方（注：参阅宋强、乔边等《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救世情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371页。）；1992年，录制五六十年代歌曲的《红太阳》音乐盒带销售量创中国历史的最高峰；1993年，苏联歌曲热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向全国扩散。（注：参阅曾遂令《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7页。）毫不夸张地说，近20年来的中国，几乎每一年都有一种音乐时尚来去匆匆。审美时尚之所以具有非长久的短暂易逝特征，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仅从经验美学角度，我们便可作出如下解释。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那些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愉悦的东西总是不愿意随便丢弃；但是，由于多数的审美时尚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通过外在的模仿（只要有经济支付能力）便可以轻易到手的东西，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它并不让人觉得失去了什么。第二，如前所述，成为时尚的审美客体能增加接受者的愉悦感受，但这种增加的愉悦感受往往出于审美错觉；故而，当审美主体恢复到原来的审美常觉时，审美时尚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感便会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人所具有的渴望新鲜和刺激的愿望是审美时尚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某一特定的审美时尚发展到一定（或饱和）程度的时候，它就很难继续引发人们的兴趣，甚至于还会让人觉得厌烦难受。

4.非稳定的自我显示 无论是从审美的领潮者来说还是从审美的赶潮者来讲，审美时尚都具有自我显示、突出个人的特征。想引人注目可以说是人类一种很正常很普遍的心理。由于特定的审美时尚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既存的审美时尚或审美习俗的规范，所以对它的追随总是能够表现出新颖或怪异的特性，给人以强烈醒目的印象。不过，借助审美时尚的自我显示与一般的自我显示有很大的不同。自我显示有许多种方式——譬如财富、学识和容貌身材等等。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对能够用来自我显示的东西总是非常爱惜，也会长时间地为拥有那些东西而感到骄傲自豪。然而，审美时尚的自我显示是一种以非稳定的对象客体为基础的自我显示。换个角度讲，今天能够用来自我显示的审美时尚，到了明天也许就会让人觉得俗不可耐、羞耻难熬。进而言之，当特定的审美时尚失去新奇性时，其自我显示的功能便告消亡。

5.非纯粹的精神满足 审美活动从本质上讲是精神性的、超直接利害关系的。然而，卷入审美时尚的人们，其活动却很少是超直接利害关系的、纯精神性的；并且，其活动对人的身心健康也并非总是有利的。

首先，诚如康德所言：“……为了显得不比别人更卑微，进一步则还要取得别人的毫无用处的青睐，这种模仿的法则就叫时髦……时髦终究并非一件鉴赏的事情，（因为它可以是极端反鉴赏的），而主要与纯粹虚荣有关。”（注：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虽然参与审美时尚（不管是领潮还是赶潮） 同样也会带来某种精神的愉快感；但这种愉快感往往并非是因为审美客体符合主体那相对稳定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所引发的，而是因为参与其中更能为别人所欣赏、所认可——或身份或财富。因此，参与审美时尚的活动，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审美者的活动”。这种活动仅仅构成了达到另外其它目的的一种手段，所获得的精神性满足往往也只是一种取决于“他者”眼光的外在的精神性愉快。

其次，卷入审美时尚的这种非纯粹性精神满足还表现在“审美进程”的无法控制上。在通常情况下，审美活动、审美情趣的满足必须以自由支配“审美进程”作保证。但是，由于审美时尚总是易变易逝、层出不穷；结果，卷入其中的人们为了适应这种随风飘转的“风标”而不得不放弃以时间的自由支配作保证的自由心境，从而也放弃了自由支配审美进程的可能。自然而然，参与审美时尚的精神性享受也就难以达到纯粹和极致。

最后，追求审美时尚的这种非纯粹性精神满足更表现在参与者常常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有时候会为此而掏空腰包，有时候会为此而损伤身体（如18世纪欧洲妇女穿用铁或钢制作的紧身胸衣），有时候会为此而耗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