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切身体验对生命的感悟，并不断地深化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提出“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内涵丰富，表现在多个方面。他留学欧洲期间，深受康德、克罗齐等人思想的影响，在美学和诗学思想上，认为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主体在全神贯注中欣赏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的美就会显现出来。他对人生理想的设计是“人生的艺术化”，这与他的“直觉主义”诗学思想密不可分，探讨二者的内涵及其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朱光潜；人生艺术化；直觉主义；美感经验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自幼饱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后又远渡重洋，先后求学于多所西方著名高等学府，苦读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深得西学精神的精髓。朱光潜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精湛的西学造诣，他将二者完美地融会贯通起来，相得益彰。如他对理想人生的设计是“人生艺术化”，而这就与他诗学思想上的“直觉主义”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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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人生是一种广义上的艺术
爱美、寻美是人之常情。审美需要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之中，是人的一种内在必然性的生命需求，而不是外在的强求与诱发。哪怕是在蒙昧的原始社会，先民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中追求美，创造美。审美化人生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一种自为存在的确证与表达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显现。正因为审美与人生有着天然的内在关系，许多文人学者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谈题。
朱光潜从自身深厚的文学艺术功底和丰富的知识、阅历出发，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探讨人生问题，切身体验对生命的感悟，并不断地深化对艺术、对人生的认识，从而提出“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他在《谈美》中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1]在他看来，从广义上说，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艺术，而他的生命史可以说是一部作品。至于这部作品究竟是艺术的，还是非艺术的，完全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这就好比一块原材料，有人可以把它创造成精美的作品，有人却无能为力。那些懂得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人生也就是一部艺术杰作。所以，朱自清在《谈美·序》里称“人生艺术化”是朱光潜最重要的理论，并说：“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学者深思。”[2]
朱光潜：《谈美》，中华书局，2015年版
朱光潜在许多篇章中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人的自由的向往和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他的“人生的艺术化”的思想非常丰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朱光潜说：“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3]所谓“无所为而为”是指不斤斤于得失，忘怀功名利禄，只满足于理想和情趣。朱光潜认为，“讲学问”（包括审美）和“做事业的人”都要有“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态度是超眼前功利的，不计较个人利害关系，只是一种审美的观照，主客体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审美客体的功利性也不再成为主体的欲求与束缚，主体从而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境界。
在现实生活中，主体也应与在审美活动中一样，保持着“无所为而为”的人生态度，此人生态度即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艺术化的人生或人生的艺术化，就是要保持一种自由洒脱的态度，从不患得患失，也与现实境遇中的人生拉开适当的差距，以欣赏艺术品的态度来把玩人生万象。大凡那些自由、洒脱、豁达的志士，其人生确实是充满品味而富有情趣的。但是现实世界中总是充满各种利害与功利，人们难以逃脱利害的牢笼，而被各种羁绊所缚，尔虞我诈、卑鄙、压榨随时产生。而只有“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4]因此，主体要努力超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羁绊，把现实世界当作美感世界来欣赏，把现实人生当作艺术作品来玩味，持一种审美的态度来观照人生，这样的人就是豁达而脱俗的人，这样的人生就是精彩而有意义的人生。
（二）“修辞立其诚”的本色生活。朱光潜说：“‘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5]文章要“修辞立其诚”，就是要“忌俗滥”，俗滥就是没有了自己的本色而蹈袭了他人。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好的文章要有本色，艺术的生活也要有本色。朱光潜说：“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6]越国的美女西施患有心病，常常因为病痛而捧心皱眉，但这是真实自然的流露，不丑反美；可是东施没有心病也这样做，这是人为做作，就是虚伪矫情，只能令人厌恶。
艺术化的人生就是要有本色的生活，就如“风行水上，自然成纹”，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有着怎样的性情和情趣，就会表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使人觉得其自然和谐，这样的人就是本色的人，这样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俗人”迷恋于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源头活水，自然没有生气，生命就会枯竭。“伪君子”在“俗人”的俗不可耐之上更增添一份虚伪、矫情，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使人产生厌恶感，更谈不上美感。在朱光潜身边的朋友圈中，他特别欣赏丰子恺、朱自清二位先生。他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7]丰子恺身上散发着“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的自然本色，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朱自清诚挚温和、严谨适度，为人热情，做事“乘兴而来，适可而止，从不流连忘返”，“在做人和做文章方面都已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8]
（三）“严肃”与“豁达”并重的生活情趣。艺术是情趣的活动，人生也要有情趣，“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有情趣，也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艺术的生活。只有那种寻求趣味并享受趣味的人，其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艺术化的。朱光潜说：“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9]而要使生活充满情趣，就要主体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的情怀，二者不可或缺。艺术化的人生，就如苏东坡论文时所说，水在山谷中自行流淌，在它该畅行的时候行，在它该停止的地方止，既要随性又要适可而止。主体既能够做到认真，也能够做到摆脱；要在认真中呈现出主体的严肃，也要在摆脱时现出主体的豁达。
在中外历史上，许多名流雅士表现出艺术家的豁达情怀。王徽之居山阴，某夜间下起大雪，一觉醒来，开门见皎然洁白，便酌酒吟诗，忽然间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连夜乘小舟到剡溪去探访他，可是刚到了门前却又不想进去，于是又返回山阴。有人问他是何缘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生活贫困，但他不愿意去大学就职，而是依靠磨镜来勉强过活，因为他怕由此而影响自己的自由与生活。这些人有了艺术家的“豁达”，却没有了“严肃”。真正富有生活情趣的艺术化生活既要有“严肃”，也要有“豁达”。魏晋时代的有些名士只有豁达而没有严肃，而宋明理学家却又大都有了严肃却没有豁达。在朱光潜的心中，陶渊明、杜甫等人才是“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之名流，也才具有真正的生活情趣。朱光潜自己一生大起大落，际遇坎壈，但无论遭遇怎样，都能豁达以对待，同时又能孜孜以求，不放弃做人与做事业，他的生活充满着情趣。
（四）跳到圈外的文艺观世法。朱光潜在大学期间学过许多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学等，但他说在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之中，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10]朱光潜平生最爱文学艺术，也认为文艺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在他看来，人性的各个方面和谐发展才能铸就健全的人生理想，既不能缺少，也不能多余，就如草木生机欣欣向荣。对于人来说，思想情感就是人的生机，它需要自由宣泄。假如有了思想情感却不能得到应有的宣泄，就像有了生机的花草不能生长一样，最终会生病死亡。而文学艺术就是人的思想情感需要表现出来的载体，假使生活中没有了文学艺术，就会淡乎寡味，毫无生趣。那些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的人也就浊俗，甚至精神颓废。
正因为人生不能离开文艺，在一个有着文学艺术修养的人看来，整个世界是充满生机的，人生是有趣的。如果他有艺术家的表现能力，就可以借文艺表达情思；如果他不能表达，也能够具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多彩的世界都可以看成是一首诗、一幅画、一出戏剧，而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是艺术化的了。[11]现实中的许多人拿实际的人生态度来看戏，而朱光潜却拿看小说或戏剧的方法来看男女的恋爱；拿看画的方法来看一片园林或一座房屋。这种跳到圈子以外看生活的方法，朱光潜称之为“文艺观世法”，因为这是从学文艺中得来的。他说：“我的冷静客观的头脑不是从科学得来的，而是从文艺得来的。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所谓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这副望远镜，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这是文艺的观世法。”[12]现实世界的人和物是纷纭扰攘的，而要用超世的观世态度去看待，抛去斤斤计较与得失利害，忘却许多痛苦，把它当做图画看，当做小说看，那么件件事、个个人都是有趣的，生活也就充满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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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的“直觉主义”：不即不离与移情
朱光潜提出“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与他具有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切身的生命感悟有关，也与他早年留学欧洲，接受西方美学思想，形成了诗学上的“直觉主义”有关。在美学和诗学思想上的“直觉主义”，直接影响到他对人生的看法。
在西方，从康德到克罗齐形成了形式派美学传统。朱光潜在欧洲大学读书时间，接受了这派美学思想，认为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主体在全神贯注中欣赏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的美就会显现出来。对于公园里一棵高大的松树，一位木材商、植物学家、画家都能感知到这棵树。木材商感知到的是这棵树的价值怎样；植物学家感知到的是一棵树龄多少、枝叶为怎样形状的木本植物；而画家知觉到的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知觉古松的三位主体的态度不同，古松的形象也就会出现变化。木商对待古松的态度是实用的态度，他心里想着化多少钱来买它，运回去是做怎样的家具或是做房梁；植物学家对待古松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他要把古松归到植物学的某类某科里去，研究它与其他松树的异同之处；而画家对待古松的态度是美感的态度，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观赏树的盘屈的形状、苍翠的颜色和它的气概，而不管它的种类、价值等。[13]
实用的态度是求“善”，主体考虑与关注的是事物对于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科学的态度求“真”，主体关注的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在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中，主体的注意力都不在所观照的事物本身上，所得到的事物的意义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美感的态度与此不同。美感的态度是求“美”，主体以美感的态度观照事物，其注意力专注在事物本身上，心理活动偏重直觉，所得到的意象孤立绝缘。画家观照古松，把全部的精神投注在古松身上，想不起这棵树价值多少钱，也忘记松树在植物学里称为木本植物。他不用抽象思考，没有意志和欲念，在他的脑海里，只有古松的形状、颜色，古松自身以外的一切他都不管，只是把古松当做一幅画来把玩。朱光潜说：“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形象’。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14]当主体观照一件事物时，觉得它美，那么它一定会在主体的内心中呈现出一副图画或一种具体可感的境界，主体的内心和意识也会全部被它所占据；主体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观照它，从而暂时忘记一切。那么，这种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也就是“美感经验”。[15]
朱光潜的“直觉主义”诗学思想显然是受到康德、克罗齐等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克罗齐在《美学》里开章就说：“知识有两种，一是直觉的（intuitive），一是名理的（logical）。”[16]直觉的知识就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名理的知识就是关于几个个别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一切名理的知识都可以归纳到“A为B”的公式。比如说“杨柳是一种树”。直觉的知识则与此不同。主体直觉“A”时，就是把全部心神贯注在“A”本身上而心无旁骛，“A”在心中只是一个不关其他的独立自足的意象。比如，“A”代表的是杨柳，它在心中就只是一棵树的图画，假如还联想到“杨柳是木本植物”，那么就失其为直觉了，而这种独立自足的意象或图形就是“形象”。朱光潜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与“物”相接的只是直觉，物在心里显现的也只是形象。直觉时除了形象，没有他物；而形象除了在直觉之中见出，也无从他出。有形象肯定有直觉，反之，有直觉肯定有形象。直觉时内心里见出一个形象，这种“见出”即是创造，这种形象即是艺术。因此，“美感的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17]
（意）克罗齐著，朱光潜译：《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美感经验起于形象的直觉，直觉中除了形象，就没有其他的了。在美感经验中，主体与在实用世界里专心于满足实际生活需要有所不同，只是把直觉到的世界当作一幅图画形象来欣赏。主体跳脱实用的圈套，把世界摆在一种距离之外去看，世界的美就会显现出来。但在现实中，主体常常秉持实用的态度。常年生活在西湖和峨眉旁边的人们除了感到以居住在风景名胜之处而感到自豪外，往往觉得西湖和峨眉也不过如此。一个海边的农夫，当别人赞赏他门前大海的美景时，他却指着屋后的一园蔬菜说，菜还不错。倘若在人生中，主体总以超眼前功利的态度观照一切事物，不计较个人利害关系，从而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境界，这便是人生的艺术化了。
由此可见，美感和实际的人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事物本身的美并不能自己显现出来，要想见到它就必须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英国心理学家布洛对此提出一条原则——“心理的距离”，朱光潜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在大海上乘船遭遇大雾，茫茫无边，看不清周围的景象，呼吸不通畅，行程也要被耽搁，还会有危险，这是件最不畅快的事。但是换一种态度来对待，不去想行程耽搁了，也不去想是否会遭遇危险，只是聚精会神地看那轻烟似的薄纱笼罩在平静的海面上，天与海连成一气。面对如此绝美的海雾景致，这或许是一次极愉快的体验。[18]朱光潜认为，对待海雾有两种经验。在前一种经验中，主体的知觉、情感、希望以及一切生活需要都同海雾联结在一起，主体不得不畏惧危险而求平安，不得不为耽搁了行程而讨厌海雾。也就是说主体与海雾的关系太密切了，距离太近了，所以不能用安然的态度去欣赏它。而在后一种经验中，主体把海雾摆在实用世界之外，使它和实际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再为海雾担忧，只用美感的态度去欣赏它，美感自然就会产生。
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是能够把海雾当做美的观照对象，能够让农夫关注门前的海景而不是只去关心屋后的一园青菜。他们能抛开世俗，从利害功利之网中逃脱，全神贯注于事物之美的欣赏，并使现实人生与事物保有“适当”的距离。而这个“适当”很关键，就是说艺术既要让人从现实生活中解脱，又要使人能获得审美的愉悦。朱光潜说：“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19]所以，这个“适当”就是“不即不离”，把握这个“不即不离”也就很重要。欣赏曹操戏的观众，看到舞台上老奸巨猾的曹操，心生愤慨，结果提刀上台杀死了曹操的扮演者。这样的戏，就演员来说，演技绝妙；就观众来说，欣赏时忘其为戏，便从美感的世界回到了实用的世界。这是“距离”太近了，以至消失。王渔洋《秋柳诗》：“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诗句中的“南雁”指国破家亡后飘零的大臣；“西乌”指投降屈节的叛臣贼子。假使读诗的人不了解这首诗的历史，不明白是悼明亡的诗，也就不能理解了。也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欣赏者无法欣赏。可见，“不即不离”也就是最重要的欣赏态度了。
在美感经验中，主体与外界事物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距离”是指实用观点上的隔绝，就美感观点来说，主体与外界事物的距离再接近不过了。在主体的凝神观照中，主体情感专注于物的形象上面，心中无有，主体在不知不觉中，由物我两忘进入到物我同一的境界。朱光潜说：“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比如观赏一棵古松，玩味到聚精会神的时候，我们常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的清风亮节的气概移注到松，同时又把松的苍劲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20]这种物我同一的现象即是德国美学家立普斯所说的“移情作用”，即是主体在观照外物时，把自我情思投移到对象上，好像觉得对象上也有我的情思。自己在心情愉悦时，山川草木也会含情含笑；自己在伤心落泪时，花鸟虫鱼也在悲苦忧愁。
移情作用把人的生命移注于外物，本来属于物理的东西具有了人情，本无生气的东西具有了生气，所以朱光潜称它为“宇宙的人情化”。移情作用从理智上说一种错觉，不符合生活逻辑，但是如果没有它，世界如同一截枯木，了无生机，人生便了无情趣，文学艺术也就无从产生。诗人、艺术家正是凭移情作用把宇宙加以生气化和人情化，把人和物的距离缩小，一草一木才可以含泪凝愁，一山一水才可以微笑欣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的佳句才会叠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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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经验与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的一生是艺术的一生，他既关怀现实人生，又追求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向往快适诗意的生活，他对理想人生的设计是“人生的艺术化”。而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着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朱光潜留学欧洲十余年时间，求学于多所大学，接受了康德、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克罗齐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尤其是克罗齐的“直觉主义”诗学思想对其影响颇深。
在朱光潜看来，艺术和审美是人性中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能的需要。在人类的原始穴居时代就有了诗歌图画。人类对美的渴求是精神上的一种饥渴，恰如人类需要满足口腹的饥渴一样。人的生命中丧失了真、善与美，就会畸形残缺与不完美。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许多生来就有的本能冲动和情感，如性欲、爱、恶、怜、惧等需要发泄和排遣，但又受到道德、法律、宗教、习俗种种的约束而被抑制。艺术和审美是一种发泄情感、释放本能的通途，因为艺术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约束，可以无限想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忘却自我的世界。在美感经验中，主体不但把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忘却了，并且也把自我的存在忘记了。在主体的直觉中没有自觉，处于凝神的境界中时，主体心中只有一个意象，而没有物与我的分别，我和物是融合在一起的。朱光潜曾引用叔本华的话说：“如果一个人凭心的力量，丢开寻常看待事物的方法，……把全副精神专注在所觉物上面，把自己沉没在这所觉物里面，让全部意识之中只有对于风景、树林、山岳或是房屋之类的目前事物的恬静观照，使他自己‘失落’在这事物里面，忘去他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专过‘纯粹自我’的生活。”[21]那么主体就会摆脱意志，摆脱悲苦烦恼。同样，在艺术欣赏时，主体也暂时忘却自我，摆脱意志的束缚，由意志世界移入到意象世界，艺术对于人生也是一种解脱。
人生不能离开艺术，艺术从纷纭复杂的实用世界中超脱出来，所获得的是独立自足的、别无依赖的、单纯的意象世界，这就是美感经验。反之，离开了美感经验，也就无所谓艺术。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脱尽了功利与干枯，直觉到的形象也是观赏者的性格和情趣的返照。艺术的生活是情趣丰富的生活，离开艺术便无所谓人生。《晋书·隐逸》记陶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22]朱光潜特别推崇陶渊明的这种生活，说：“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23]陶渊明的诗“散而庄，淡而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陶渊明的生活充满着情趣和醇美，实现了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结语
人生是一种广义上的艺术。审美的人生是诗意的、创造性的，生活的情趣愈丰富，人生愈是艺术化，人的生活愈是美满和有趣。而要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主体须跳出实用的圈套，与外在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把直觉到的世界当作一幅图画形象来欣赏，那么世界的美就会显现出来。朱光潜在《谈美》中说：有一块路牌插在阿尔卑斯山谷中的路旁，敬告来来往往的游客，要慢慢走，慢慢赏。可是在这忙碌的世界，来游玩的人总是乘着汽车疾驰飞过，很少有人能驻足停留，耐心欣赏路旁优美的景致。那片奇异优美的风景也就变得毫无生趣了。这是令人可惜的。朱光潜认为，人生就要一路走，一路欣赏，无所为而为地玩索，拿得起，放得下，生活便充满了情趣，人生的艺术化的要义也就在此。
【本文刊发于《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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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3页。
[23]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43页。
褚春元（1971— ），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文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艺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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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党文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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