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已经走过了20年，在此期间中国国际关系学最重要的发展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兴起。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青年学者出于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现状的不满，分别在《国际政治研究》和《欧洲》杂志上提出了建设“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回顾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人不趋时、不媚俗、沉潜往复，致力于扎扎实实推进学科建设，在学术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应该说，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深入把握国际格局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型趋势，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现实前提，这更深刻地决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阔发展与当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实践过程，迫切需要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随着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和共生理论的次第产生，中国国际关系学派建设展现了蓬勃生机，收获了重要成果，并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系理论
秦亚青是关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其核心概念是“关系理性”。与西方个体本位社会强调个体“理性”不同，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本位理念是“关系性”。建立在“关系理性”之上的这个理论模式从“关系性”开始，视之为一个社会过程，再思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后通过提出“元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引入中庸辩证的基本方法，对关系状态下的国际关系过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这是重视动态、重视关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理论以关系为本位、以过程为本体、以元关系为认识核心、以中庸和谐为方法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系理论的着重点，首先是对关系和过程的理论建构，认为关系和过程实际上是一体的。关系理论将“关系和过程”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了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关系性”的概念。对关系性的重视不是推翻“理性”的重要地位，而是强调理性是有条件的，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而非完全“经济人”意义上的理性。
关系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有异有同，在行为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思维不同，则行为有异。思维的不同，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同，包括实践、语言、生活方式等重要方面，通常反映在世界观上。构成关系理论硬核部分的是“关系性”，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强调动态实践而不是静态事实，强调生成过程而不是存在实体，强调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
二、道义现实主义
道义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是阎学通。在阎学通看来，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即系统阐释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问题。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当世界不再分割为多个地区体系后，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主导国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道义现实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和战略信誉这两个重要变量，并且将政治领导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在其倡导者看来，借助中国古代“政治决定论”的思想，现实主义理论家重新引入了“政治领导”这个自变量，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由于以“国家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际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规范的变化，因而使得该理论不但能解释当前客观的国际现象，而且还能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三、天下体系理论
天下体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为赵汀阳等。在赵汀阳看来，今日世界，乱世已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有世界而无天下，致使世无良序；二是一乱生百乱，小乱成大乱。他认为，天下兴亡之事理，便是世界政治哲学问题。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体系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中国的基本精神在于“化”。“化”是为了追求“大”，有容乃大，以至无边。当这一基本精神落实在关于世界的问题上，就是天下无外。这种精神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思想。应当承认，“无外”是天下体系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它能够有助于人类消除西方思想中的顽固病症，即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敌人假设”。尽管天下体系模式并没有把握消除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性矛盾，但至少可以消解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冲突，这一点无比重要。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存在秩序，一种世界内部化的秩序，谓之“天下体系”。
天下理论的另一支自名为“新天下主义”。它认为，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天下的价值是普世的、人类主义的，而不是特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应是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新天下主义的所谓“新”，乃是加入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新天下主义来自中国历史智慧，又通过传统天下主义的扬弃，去中心、去等级化，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试图建立新的普遍性，即“分享的普遍性”。
四、共生理论
共生理论以几位上海学者胡守钧、金应忠、苏长和、任晓等为代表。在社会共生论看来，共生是颇有成效的社会分析工具、人生发展理论和社会改造学说，能够提供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维度。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生机之源。同时，事物因多样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是冲突之源，而恰恰应是活力的来源和共生的条件。国际社会的共生正如其他事物的共生一样，是基于差异，以差异为恒常，并视之为源头活水，它比“一花独放不是春”式的防御性姿态更进了一步。
共生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事物生存生长的特性，启发了人们国际社会的成长之道。一方面，共生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矛盾和冲突因素一直存在，这是事物运动的规律。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没有矛盾的世界。另一方面，共生理论从来都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依为伴的。在共生理论中，权力不因为力量大、能力强，一方就一定居于支配地位。进一步说，在共生体系中，各方都处于互相依靠的关系之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共生体系中，由于相互依靠的关系性，大和小的区别往往失去意义，不能说大一定就会支配小，也不能说小一定就屈从大，或者放在国际体系之中，也就是大国和小国相依为命。由于“关系性权力”而不是“因果性权力”发挥作用，所以大国和小国都能够接受共生状态。
从以上理论学说的提出以及重要著作的出版等情况看，“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初步形成，有关的代表性学者反思现有的理论，精研深思，批判地汲取中国思想中的优美质素，奠立了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上，它们也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得到讨论。比如在2019年世界性的国际研究学会（ISA）多伦多大会上，有专场研讨了关系理论。有关国际学术刊物发表了专门的书评讨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理论得到的关注更多。共生理论虽尚未有英文专著问世，但同样受到了重视，比如有加拿大学者在所撰文章中作了专门论述，国内有关学者发表了由此而来的“共生安全”论文等。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性的这些理论学说是具有生命力的，并在进一步成长发展之中。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中国学者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一定会以更系统、更完善的面貌呈现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面前。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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