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主张，不平等既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换言之，市场和竞争、资本和债务、有技能的和没有技能的工人、本地人和外国人、避税港和竞争力，这些概念本来都不存在。它们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是在人们所选择采用的法律、财政、教育和政治制度影响下而形成的概念定义。而这些选择是由政治话语和参与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群体决定的。这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思想和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皮凯蒂认为，面对亿万富翁与拿着最低工资的平民百姓之间惊人的不平等，辩护者会把这些亿万富翁吹嘘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就好像杰夫·贝佐斯一手建立起亚马逊一样。这些辩护者忽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此付出的大多数实际劳动。他们会说，这位亿万富翁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找到了工作，而不是成千上万的人帮助他成为亿万富翁。
麦克马努斯认为，皮凯蒂所指的不平等不是人类互动的自然特征，而是人们在对权力进行考量并在社会有关公正概念的约束下做出选择的结果。统治精英们经常会暗示他们受人尊敬的地位是自然的、明显的、公正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并以此来否认不平等能够或者应该改变。
皮凯蒂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生产力，但他同时指出，19世纪的私有制社会仍以普遍的不平等和贫困为特征。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最富有的1%人口所享有的资本收入是普通工人总收入的30—40倍，而这些富人支付的有效税率不超过5%。20世纪20年代，巴黎通过调节税收来改善不平等状况。将占巴黎总人口1%的富有人群的有效税率提升到30%—40%后，富人群体的生活水平变为普通工人的5—10倍。这些转变带来了自上而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有限的平等。如今，社会民主的条件逐渐被腐蚀，这导致巨大的不平等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死灰复燃。
麦克马努斯表示，皮凯蒂的著述并非尽善尽美。尽管皮凯蒂对意识形态的审视总是清晰而有趣的，但他没有提出什么创新理论。私有制社会都会找到方法来为不必要的不平等辩护。由于人类倾向于美化和捍卫权力，导致人们甚至乐于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即使自身正在遭受剥削。所以，任何对统治精英的不满都可以巧妙地转移到更不幸的人身上。如果我们要直面这些基于意识形态的微妙运作，就必须理解它。不过，皮凯蒂对这些观点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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