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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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顶不知从何处飞来的“文化沙漠”帽子在深圳头顶飞舞，至今仍时隐时现。其恶果有二：其一，弄得许多人焦虑万分，一部分人辩解说“深圳从来不是'文化沙漠'”，另一部分人则又声称“深圳已经摘掉了'文化沙漠'帽子”。此两路人马忽而同仇敌忾，忽而又自相矛盾，其情堪怜。其二，又弄得许多深圳人神经敏感，一听见“文化沙漠”四字，就以为是在说深圳，这一种“心虚”，太糟糕了。

昨天我在“夜书房”公号中提到，1981年春，姜德明先生写文章称1940年代的天津是“文化沙漠”，有深圳朋友读了感到很新鲜：原来天津也曾经荣膺此名号。其实，按照我曾经揭示过的“文化沙漠”命名逻辑，北京人说天津是“文化沙漠”一点也不奇怪，而原因也还是那个原因，即1949年之前天津是北方工商中心，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都比北京发达，加之还有几块租界刺目地在此地活跃，这里不是文化沙漠，哪里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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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在天津开会，上午是第二十届全国读书年度会议闭幕环节，下午是天津“问津书院”揭牌十周年座谈会。茶歇期间与一位媒体同行结识，他说现在他转型去了《文学自由谈》杂志。

“这个杂志还在？”我急切地问了一句，显得很不礼貌，实则我的“急切”自有另一番道理。

应该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对那位同行说，关于深圳文化，曾经有人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态度偏激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争论。

这也好啊。那位同行说道，争鸣文章传播得更广，宣传效果更好。

是啊，我心中暗想，可惜并非是我所愿意见到的所谓“宣传效果”。我之所以多少年之后仍对这家杂志挑起的争论耿耿于怀，是因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余秋雨的所谓“为深圳文化唱赞歌”，而发出责难者所依据的文本，正是我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编发的余秋雨先生在深圳的几篇讲演录。

我至今认为，不管当时余老师对这场争论采取了如何不明智的回应方式，也不管之后他多次陷入各类争议的是是非非，仅就他对深圳文化发表的观点而言，他是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攻击的。他并非一味为深圳文化唱赞歌。作为当时深圳市政府和文化研究机构聘请的文化顾问，他对深圳文化建设表达立场、提出建议，是十分正常的“履职”行为，不应该受到无中生有的指责、怀疑与莫名其妙地过度解读。

不过，俱往矣，二十多年过去了，再提这些已经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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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如今我常常意识到身处“时光交叠的时刻”，仿佛无意中踩到的那片泥土，乃是历史的“层累”之地。今天先由《文学自由谈》联想到当年因余秋雨深圳文化话题引发的“官司”，此刻忽然又想起，前几天我还偶然读到2001年年底余秋雨先生关于深圳文化的一番高论。那年轮到深圳作东道主，举办一年一度的“台北-香港-上海-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讨论参会代表团时，我们已经知道，参会的每个城市代表团都有一个“灵魂人物”：台北是南方朔，香港是陈冠中，上海是吴贻弓，深圳是谁呢？很遗憾，一时推不出呼之欲出、各方共识的人物，最后还是决定由余秋雨代表深圳出场，他当时的“深圳身份”是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深圳读书月读书指导委员会特别顾问。

从那天会议发言情况看，余秋雨并未受到当时仍未平息的纷纷扰扰的影响，仍然讲出了让许多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说，深圳文化的起点是对原有文化结构的出走。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深圳做了哪些文化的基础工作，它更大的贡献是创造了让这种“出走文化”能够生存发展的大的空间。

他说，当一大批开发者来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时，一个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这块地方本来没有文化，但这些人的身上都有文化，所以，当这个聚集一旦发生的时候，就不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了，老说别人是“文化沙漠”的人，恰恰说明他自己在文化转型期感到了危机。而勇敢的创业者，他在自己的生命里有一种向前闯的文化，有一种叛逆者的思维，有勇敢的闯劲，这就带来一种全新的精神。而且意义还在于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今天的结果，那时的深圳是个未知数。这些脱离原单位的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批文化人是中国文化史上比较有意思的人，他们奠定了深圳文化的基石，这一点很值得研究。这些构成了深圳的生态文化。随着生态文化的前进，有的人落荒而去，有的成为边缘人物，有的成了骂骂咧咧的深圳的批评者。但深圳文化终于站住了，它采取了有限度的叛逆，准确地说是出走。这种文化结构是上海文化、北京文化等所没有的，结构非常强硬，它对文化的诠释与其他城市都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一开始时，人们惊讶于深圳的旅游文化，在没有山水的地方建起了“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旅游文化对于原来的文化结构是非常陌生的。另外像企业文化，深圳的一些企业的内刊，质量与公开刊物一比，毫不逊色，像《万科周刊》等等。还有社区文化，这也是很新的。这种文化结构的突破，出现了一种概念，原来所谓的专业文化被一种生态文化所替代。生态文化的概念讲起来比较陌生，但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深圳文化的价值就在这儿，展现出对原有结构、原有文化伦理的出走和叛逆，体现出对整个文化大盘子的突破。但它又不表现出挑战的心态，它让理念变成事实，让所有来参观的人，带回去的是“这样的文化”。并不夸张地说，经济特区在做经济示范的时候，在某种角度上也做了文化示范。现在如果要对深圳文化提出某种忠告的话，我觉得是不要过于顾虑或在乎内陆的原来文化结构的认可，不妨继续勇敢一点。既然在经济上已经创出了那么多奇迹，那么现在可以在文化上进一步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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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温余老师二十二年前对深圳文化的判断，感觉虽然有些观点已经显得武断（比如说“深圳本来没有文化”），有些观点又成了“前卫”（比如“出走”云云），但主体观点仍然有旺盛生命力。那不是为谁唱什么“文化赞歌”，而是在建设一种深圳人应有的文化立场或文化态度。至于今天的深圳人是否还欣赏和接受这样的文化立场与态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