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厢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风在大漠戈壁上，吹了千年，梦从天国净土，梦了千年，只期待在莫高窟临摹菩萨，用那佛法，笑拈天下。敦煌作为亚洲的心脏地带，曾是古代中西方交通的要道，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中亚文明四种古老的旋律，在这里汇成千古绝唱。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风雨飘摇的早晨，一把芨芨草捅开了这个沉睡千年的藏经洞。
说到敦煌藏经洞，历史中还有另一个人物被历史学家所忽视，正如学者王冀青先生所说，早在王圆禄来到莫高窟之前，小喇嘛易昌恕就已经跟随师父居住在上寺了，1950年之后他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编外人员仍然驻守在莫高窟，直到1961年左右去世，易喇嘛比王圆禄在莫高窟的时间长了几十年，经历了莫高窟大大小小的变故，但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口述史资料，实为一大遗憾。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易昌恕喇嘛与众人在莫高窟上寺前合影 鲜为人知的更是这位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易喇嘛是甘肃临洮人，2017年笔者在整理搜集撰写《纪念，百年前来自临洮的这位敦煌守护者，他叫周炳南》时，发现了他的身影，2021年，恰逢易喇嘛去世60周年，特此通过走访调研、挖掘整理，从残垣断壁、断絮史料中拼凑出一个真实的易昌恕，撰成此篇，展现给读友诸君。纪念这位已经被河西的风沙掩埋，被故乡临洮遗忘的“易喇嘛”。易昌恕，1867年出生，甘肃临洮人。从小家贫，七岁于临洮当地白马寺、卧龙寺出家。常随师祖四方募化，游踪远达新疆伊犁。清代光绪十三年，随师祖至敦煌莫高窟，入上寺为喇嘛，后为住持，法名悟宽。
民国年间任敦煌县僧会司。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以僧会司兼理工程，《重修敦煌千佛洞九层楼碑记》载其名。
1950年，以喇嘛身份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为编外职工，从事敦煌莫高窟洞窟保护与园林种植，据易喇嘛介绍，识读藏文字母，会拼读，能诵藏文佛经而不解其意。易喇嘛于1961年在敦煌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徒弟徐喇嘛，俗名翰清，粗通文字，善雕刻，茅盾手书“敦煌文物研究所”匾额即其手刻，1971年去世。
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第一个进入洞内的学者，无疑是1907年探访莫高窟的斯坦因。斯坦因当时已是西方学术界顶尖级的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具有非凡的观察能力和文字记录能力。因此。斯坦因1907年对于藏经洞的观察与记录，最接近藏经洞发现时的原始状态，是后世学者研究藏经洞时必须要仔细阅读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
但是，在斯坦因到来之前的7年时间里，藏经洞至少已经被腾空过4次。所以，斯坦因看到的藏经洞，肯定不是藏经洞被发现时所呈现出的原貌，只能说比较接近原貌。不管怎么说，斯坦因关于藏经洞的记载，还是我们在确定藏经洞的性质、封闭时间和封闭原因等问题时，以及在判定藏经洞文物的数量、内容等问题时，都不得不凭借的依据。
1907年3月16日，英国人斯坦因和蒋孝琬在敦煌县的一名衙役陪伴下，第一次探访莫高窟，目的是确证一些传说中的细节。不巧的是，王圆禄当时外出，去敦煌绿洲化缘了。上寺喇嘛阿卡也出远门化缘，只有阿卡的徒弟易昌恕（斯坦因称其为“青年和尚”）留在莫高窟。从易昌恕的口中，斯坦因还是打听到有关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细节。
斯坦因在所撰写的《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了易昌恕的说法：“发现写本储藏物的地方远在靠北面的一个大洞窟中，该窟的墙壁上有最近修复过的迹象。通往该石窟寺堂的入口处以前曾被落下来的岩石碎块和流沙阻塞着。在清理了入口处之后，又在庙堂里和前室里慢慢地进行着修复工作；连接庙堂和前室之间的通道画有壁画，在进行修复工作的过程中，受雇的工匠们注意到了通道的壁画墙壁上有一条裂缝。在这条裂缝的吸引下，工匠们发现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往一个壁龛或者小室，这个龛室是从通道右手涂着灰泥的墙壁背后的岩石上挖空形成的。”“发现写本窖藏物的地点是一个大庙室，位于主要一组石窟寺北端的附近。该窟室的外建筑被涂绘得五彩斑斓，可以证明它最近经过了大规模的修复。这是由王道士开始并持续的虔诚劳动的结果，他于大约七年前立足于此地。通往石窟寺的入口处以前曾被塌落的岩石碎块和流沙所阻塞，再往南的一些位于悬崖脚部的石窟寺现在仍然部分地面临着相同的境地。当在庙室里和现在被其前室占据的地方缓慢地进行修复工作时，受雇的劳工在画有壁画的甬道墙壁上注意到了一条裂缝，这条甬道连接那两处地点。这样就发现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通往一个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壁龛，或者是一个小室，位于甬道那涂抹有灰泥的北壁之后。”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诞生。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甚至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藏经洞，其后果又会怎样呢？这里有一个真实事件，而且就发生在敦煌。敦煌市郭家堡乡土塔村，原有一座10余米高的古塔，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一些人将炸药包塞进塔底，把好端端的一座古塔全部炸毁，当时还发现了几捆完整的经卷。可惜的是他们不仅毁了塔，而且把经卷放在生产队的门房里，全部都当做废纸烧了。还有，敦煌境内堪称天下奇观的鸣沙山月牙泉，原有数十间古建筑，以及室内精美的彩塑、壁画和大量珍贵的匾牌，“文革”期间全部被毁之殆尽，片瓦不留。现在看来，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但在那个时代却被看成是一种“革命”行动，如此劫难，何人又能预料？何人能承担责任？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否则，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924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华尔纳来莫高窟时，原来受楼阁遮盖的“北大像”已完全暴露室外。
民国十六年（1927年）商民刘骥德捐资千元倡议再修九层楼，一年有余，终因工程浩大，资财短缺而中途停止。1928年，刘骥德广邀敦煌邑绅、农耆及僧会司易昌恕等人，集合敦煌官绅农商各界、募化集资，发愿重修莫高窟九层楼窟檐，矢志必成，至1935年耗资一万二千余元，终于落成九层楼大殿。1934年11月，斯文·赫定来到敦煌勘察，6日上午，他拍摄了九层楼。这幅照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九层楼，此时的九层楼尚未竣工，第二层的架手架还未拆除。
这次工程历时八年，为莫高窟维修工程历时最长，工程最大，重建后的九层楼飞檐依山而立，梁木交错，巍峨壮观。《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为莫高窟石碑，立于民国二十五（1936年）年4月，原碑嵌于莫高窟第96窟前室北厢西壁，目前仅存原碑的抄文，但抄文中有遗漏之字，因原碑石已毁，校对碑文没有依据，学术界对此碑的研究多是参考抄本录文。此碑为吕钟撰书并篆额，记录了清代及民国时期重修莫高窟九层楼修缮工程的前后经过，碑刻中提到的功德主之一易昌恕上刻有“上寺 易昌恕”等记载。此原碑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现有碑石残块保存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2000年5月，敦煌研究院依据原碑文重新复制了一块石碑立于莫高窟第96窟前室北厢西壁，复制石碑高200厘米，宽110厘米，为长方形石碑，椭圆形碑额，雕刻双龙戏珠纹饰。1941年5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宛君（后二夫人黄凝素加入）、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后又聘请藏画家索南丹巴的四个弟子等赴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画。面壁近三年，他匍匐于昏暗的洞窟角落，神往于斑斓的佛教圣境，倾倒于瑰丽的艺术画卷，如痴如醉。1941年2月至1943年9月，张大千及家人、学生等在莫高窟住了二年半多，他自己一干人等就住在上寺，和易喇嘛也就是前后院，易喇嘛还借自己的马匹和小毛驴为张大千置办生活用品。父亲首次来敦煌，地方各界人士在生活方面都很关照，但和这些新朋友尚无深交，特别是当官的，父亲尽量避开，更不愿意在生活上去麻烦他们。幸好我们住所上寺的主持者易喇嘛有一匹马和一头磨面的小毛驴，父亲和他议定付给一定的报酬，借用他的马和毛驴每10天左右派人到县城去买一次生活必需品。县城蔬菜缺少，有时还买不到菜，或是易喇嘛骑马出远门一时不回来，父亲和我们只好吃白水面或是馍馍夹油炸辣子，一个月总有好几天过这样的生活。要是吃一顿大米饭、菠菜炒豆腐之类，可以说是改善生活了。1943年3月24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书鸿到达敦煌。常书鸿记录了当时的莫高窟情况：“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惟一的人烟是上寺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一个道人。”上寺老喇嘛是易昌恕，小喇嘛人称徐喇嘛。下寺道士是王圆禄的徒孙李正平，又哑又跛。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僧去寺空的中寺（皇庆寺）被当作办公场所。从此以后，莫高窟收归国有。顺便提一句1947年临洮青年肖克俭中央美院毕业，擅长工笔人物画，在跟随常书鸿一起工作多年。后来，常书鸿在跟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交谈交谈时就回忆了初来敦煌当天借用易喇嘛的锅碗瓢盆做饭的事情。《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到敦煌的当天，本来预定去敦煌县城买锅、碗、筷子之类的家具，可没想到，到那里的前一天，县城被土匪抢劫了，城里的店铺全部停止营业。结果．什么也没买到。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用沙漠中一种名叫红柳的树枝做成筷子，从僧人（易喇嘛）那里借来锅、碗，煮了些面条下肚。当时，只有一碟醋和一碟成菜。——《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
1946年，为了宣传敦煌与筹措经费，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兰州皋兰门（即悬挂“万里金汤”巨匾的兰州南大城门）物产馆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其中有时年15岁的常沙娜临摹的三四十幅敦煌壁画，还有她在敦煌所绘的少数民族速写、油画、写生作品二三十幅。在离开敦煌去兰州时，常书鸿先生回忆到易喇嘛为他和常沙娜送行的场面，他在后来文章写道：正在这时，上寺的老喇嘛易昌恕，也急匆匆赶来送行。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熟识了。他对宗教是虔诚的，特别是老佛爷的事，从不二心。对生活，他也一天天热爱起来，带着徒弟徐喇嘛，自己种棉花、种麦子、种蔬菜、种瓜，自给有余。他为我们送行，口中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942年6月18日到9月21日，石璋如调查敦煌期间，在千佛洞中寺住所前与同行的劳干合影，与此同时，拍下了当时的上寺和中寺的场景，这里是易喇嘛后来在敦煌的家。
民国著名学者卫聚贤，祖籍甘肃庆阳西峰镇人，曾在上海和重庆主编国学刊物《说文月刊》。1941年秋，卫聚贤随同监察院长于右任去西北考察，在敦煌石室住了3天。回到重庆后，卫聚贤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先后作了几次演讲，最后写成《敦煌石室》一文，发表在由他主编的《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上。卫聚贤于1941年对莫高窟、藏经洞、王圆禄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他记录当时上寺和中寺的情况时说：“至上寺为喇嘛，名易昌恕，道号悟宽，在庙已有三十余年。中寺为喇嘛，名扬千佛宝，年约二十余岁。”1945年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成员夏鼐在敦煌考察时记录说：
“千佛洞前面的平原上有三个寺院。最南的一个叫做上寺，是（易）喇嘛住的。中寺现为研究所的办公室或宿舍，我们便借住在这里头。最北是下寺，一名三清官(即太清官)，当时为王圆篆的徒孙，一个跛足的哑道士所住。这年冬初，哑道士被驻军误伤致死，三清宫也收归研究所，作为警卫的住所。”敦煌学者孙儒僩先生在《莫高窟有两件事已没有人知道》回忆：
1943年，常书鸿先生来到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就住在中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寺一直是艺术研究所和后来改名的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基地。原住中寺的马姓和全姓两位汉族喇嘛被迁往第94窟北侧的三间小屋。当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后，除以中寺为生活和工作基地以外，中寺以北到下寺的土地也由研究所收归管理。但上寺以南的土地仍归上寺主持易喇嘛管理耕种，因易喇嘛是敦煌佛教会的会长，是德高望重的僧人，这片地就由他自耕自食。研究所成立以后，两寺一观再没有招收过僧人。易喇嘛继续他的佛事，每天在前院北房外廊下诵读他的藏文佛经，不知从何时起，所里补助他几十元钱供他生活。到了1959年，他已经身体衰弱，卧床不起。他的徒弟徐喇嘛也因年老无法照顾他，于是所里就在敦煌市为易喇嘛雇了一个道姑，照顾他的生活。易喇嘛大致于1960 年去世。莫高窟共有上中下三座寺院。上寺和中寺，在莫高窟最南端，相距较近，由汉藏两族的和尚执掌；这下寺，在莫高窟的北端，距上中寺约一里多路，由道士居住。王道士游到敦煌千佛洞后，在143窟住了一个时期，不久便正式落脚于下寺。接着便做了下寺的当家道士。道佛两教，三处寺院，和尚道士， “和平共处”，上寺即天竺寺，其位置在中寺之南，规模与中寺相当，寺分前后两院，是传统的小寺院布局形式，单间的山门，据老同志范华的记忆．山门的门额上有墨书题写的“天竺寺”三字，门两侧立枋上有红底墨书的对联，上联写“绿水青山多妙趣”，下联“白云芬草自知心”，颇有一点禅的味道，至今字迹仍隐约可见。前院中正面是三开间带廊檐的佛堂，院两侧各有三间带廊檐的厢房，北房三间由上寺的住持易昌恕喇嘛居住，南房三间是客房，后来也是研究所的职工宿舍。前院建筑的整体布局比后院的规格等级要高一些。上寺后院也是上面有带廊檐的后殿三间，南耳房三间是易喇嘛的徒弟徐喇嘛生活的地方。院中南北厢房各三间，都是作为客房使用，画家张大千1942年前后就曾住在北厢房。前后院厢房之问加建了三间更为矮小的房屋，作为寺院的客房，后来都住了工人，寺院南侧也有牲口圈，东面有磨房，再往南面是一片梨园。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地方周边还有少量的国民党军队残部，为了莫高窟的安全，这里驻守着敦煌县大队的一个班，孔金同志当时是这个班的班长，他率领的保卫班战士住在上寺的房屋中．以后孔金同志复员转业就留在了莫高窟，人们继续称呼他为孔班长。莫高窟上、中寺修建存在已经二百多年了，特别是近五六十年来，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及其后来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活动密切相关。虽累经修缮，但其整体布局迄未大变。1943年10月10日，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夫妇与朋友们在敦煌莫高窟举办双十节茶会，同时也为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及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接风。“中央通讯社”记者顾延鹏、曾经见过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易喇嘛、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王道士的徒孙等人参加了聚会，几张黑白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时刻。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1943 年 8 月李约瑟从重庆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目的地是敦煌。陪同他的有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黄兴宗, 兰州培黎学校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 1987）)和兰州培黎学校的两个学生孙光俊和王万盛，雪弗兰卡车司机邝威和来自兰州的机械师余德新，在嘉峪关他遇到了画家吴作人，结伴而行到敦煌。他拍摄了沿途兰州等地及敦煌、还有莫高窟洞窟内外的许多照片。李约瑟原计划在敦煌停留几天即返回， 但由于卡车坏了，需要更换新的发动机，李约瑟和他的同伴被迫在莫高窟的寺庙中滞留了一个月。后来李约瑟在1944 年在《科学前哨》发表了所记行程， 以及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公布的李约瑟拍摄的敦煌及莫高窟照片资料， 本文拟将李约瑟在敦煌的活动和拍摄的照片作简要介绍。1943 年 9 月 30 日，李约瑟一行到达敦煌。当天下午李约瑟一行驱车来到莫高窟，入住莫高窟中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院内。10月1日， 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聘请摄影师、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的陪同下参观洞窟。10 月 6 日，李约瑟为莫高窟上寺主持易昌恕喇嘛拍摄了一张照片。 1943年10月10日，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夫妇与朋友们在敦煌莫高窟举办双十节茶会，同时也为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及久未见面的朋友吴作人接风，随后他们合影留念。
1943年10月10日，罗寄梅夫妇、李约瑟博士和吴作人举办茶会，右五为易喇嘛。
在最近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寄梅、刘先等人拍摄的《观象敦煌》中也有不同角度的同场景照片。
罗氏夫妇为李约瑟博士和吴作人举办茶会，右五为易喇嘛，1943年10月
李约瑟在千佛洞逗留了6周时间。这座中国佛教文化的瑰丽宝库，由于千里戈壁的流沙，千佛洞最低的石窟大部分已被埋在沙中。尽管如此，李约瑟仍被这儿绚烂多姿、光怪陆离的历代佛教塑像和壁画所深深吸引。中央通讯社摄影师罗寄梅夫人在莫高窟中寺外骑马，后面站着有喇嘛和警察，而这位喇嘛应该是易喇嘛徒弟徐喇嘛。李约瑟后来回忆说“以极大的热情拍摄了许多敦煌壁画和当地风光的照片， 与同行的吴作人、摄影的罗记者、易喇嘛及路遇的蒙古人交友，谈天，聚餐，跳舞和治病，相处得十分融洽。”
“易喇嘛是很可爱的，当我前晚提着很重的一木桶水的时候，他带了一条扁担来帮忙。有时他送一大篮刨花给我们生火。”10月25日当李约瑟动身离开敦煌的时候，易喇嘛送来他果园自产的一篮美味楹桴，显然这是他感谢李约瑟一行用磺胺药治好了他的肿痛，他在日记里记载：“易喇嘛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他和两个上了年纪的喇嘛一起维持着一两个洞窟的香火。”“我们乘着破旧汽车来这里流放了几星期——真是千载难逢的好运气。生活说不上舒适，却充满了美的意味。供应极其贫乏，却感到无穷的乐趣。在汉代的城堡前清溪中洗涤衣服，在沙碛悬崖上采集蘑菇煮羹汤。在中央的寺院中咀嚼易喇嘛的萜子（形状像苹果，味道甚甜），我们只感到幸福，最纯粹的幸福。半夜醒来听到檐前铁马叮当，在从沙漠吹来的微风中颂歌赞唱，这声音永远、永远在我心头回荡。难忘那风中摇曳的树枝，难忘那流过沙碛的清溪，难忘那美妙的石窟，一个比一个美丽……”1958年7月李约瑟再次回到中国敦煌考察，见到了故友常书鸿先生和易喇嘛。1958年，李约瑟、鲁桂珍重访莫高窟，与常书鸿（左一）、易喇嘛（中）等人合影。自1943年李约瑟考察敦煌千佛洞后，这次是他第二次前往朝拜。他详细研究敦煌石室外残余木廊的断代问题，后又致函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要求提供30号洞窟上内容的照片，以便研究。
整个旅行都是令人兴奋的，不用说我能再来到绿洲，再次看到这些美丽的景致，心里有多么高兴，我对您的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印象很深。更惊奇的是，发现易喇嘛健在，15年前他对我们非常好，并且身体也很健康。莫高窟有一件让人费解的事，1961年易昌恕喇嘛去世，享年94岁。王道士死于1931年，活了30岁过点。就是说1900年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在1907至1924年间，王圆箓盗卖文物长达17年，而易喇嘛在莫高窟居住的时间比王圆禄要长几十年，经历了藏经洞发现和藏经洞文物外流的整个过程，在十七年的时间段内，对王圆箓盗卖文物的事，易喇嘛应该有所耳闻或目睹到一些事情。可惜的是，易昌恕对这段历史守口如瓶。1950年以后，易昌恕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外职工，各种原因却没有人想到要从他那里挖掘一些口述历史之类的信息。尽管王圆箓是下寺的道士，易昌恕是上寺的喇嘛，相距约一公里，大家必定同在莫高窟念经，藏经洞的“宝贝”是所有僧人的共享资源，谁也不能独吞，百年后，我们再次梳理资料时其实或多或少也发现了易喇嘛是知情此事的。1943年春节，上海的心道法师在敦煌传道，受到当地各界的热情接待，包括赠送敦煌写经为礼品。据心道的日记《心道法师游敦煌日记》透露，他还未到达敦煌，在安西（今瓜州）时，就有人送一卷藏文《无量寿经》；在敦煌的近一个月内，先后收到当地官绅僧贾赠送敦煌汉文写经两卷，藏文写经20多卷，这些写经均出自莫高窟藏经洞。其中先有敦煌李紫送汉文一卷、藏文五卷，长驻莫高窟上寺的喇嘛易昌恕送汉文《法华经》一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五卷，易喇嘛的弟子杨仁修“由某铺买来送”藏文《大乘无量寿经》两卷。心道将这些经卷的一部分也作为礼品送给他人，一部分可能是自己保存。遗憾的是，后来这些送出的经书随着心道法师的去世而不知去向。易昌恕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莫高窟，一直住在莫高窟的上寺，新中国成立后被敦煌文物研究所留用为国家工作人员，上世纪60年代初终老并长眠于莫高窟，享年94岁。他经历了藏经洞发现到文物流失的全部过程。他到莫高窟时间长、资格老，而且也没有发现他参与王道士在藏经洞开启之后的所有活动；二是他自己就属于藏传佛教的僧人，应该也看得懂藏文。所以当心道法师来时，易昌恕随手就能拿出五卷藏文写经相送；他的徒弟直接可以从敦煌县城的店铺里买来经卷送给心道。这些都说明，易喇嘛非常清楚这批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下落，或可能都是通过他而流失出来的。又据心道日记，易昌恕送给他五卷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一日，同时还有刘广文送五卷、杨女士送一卷。易昌恕手头有过藏经洞出土的文物，敦煌研究院藏一幅线稿绢画的就是他捐赠的，上面有于右任的题字。看来他也是手头有一些藏经洞文物也不奇怪。《心道法师游敦煌日记》有一段与易昌恕的对话值得引人深思。1943年农历正月初九日上午赴莫高窟途中：“十余里遇易僧官（昌恕）于天王寺附近，谈话中知易僧官系甘肃临洮人，礼青海塔尔寺阿卡为师，出家于本县卧龙寺，未几随师到敦煌千佛洞，时在光绪二十四年，仅十二岁；今已寿高六十八矣。有僧徒二人，种田石余，蓄马一、驴二、牛二，每年收成尚好，此乃上寺之状况也。至中寺有僧伽三四人，种田石斗种，看着甚多，收成亦佳。下寺为道家，因卖敦煌写本致富，产业颇大，曾被盗匪劫三次”。这是易昌恕接心道去莫高窟途中，早于他送经卷十二天。看得出：易昌恕只字不提王道士用卖经卷的钱修缮洞窟的事，而对他出卖藏经洞写经却一直是耿耿于怀。实际上，下寺周围亦有薄田多亩，王道士等人栽植果树梨木，在莫高窟也有目共睹。心道在这里记录的只是易昌恕的一面之词，其偏见和情绪较为明显。特别是他直言下寺因卖敦煌写经致富，是不是自己在做着同样的事呢？敦煌研究院所藏藏文写经《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大乘无量寿宗要经》，除部分收购和接受捐赠国者外，大部分都没有方面的记载。而这背地没有记载的藏文写经，很有可能就应该是1920年安排保存在莫高窟寺院的再度流失后的余物。另外前面提到斯坦因从一个住在莫高窟的藏族小喇嘛那里证实了商人所说的藏经洞情况不虚，小喇嘛还将一轴书法写得很精美的长卷借给他看”，此小喇嘛应该就是易昌恕。即便是别的喇嘛，同一寺院的师兄弟一般都会互相传阅，况且易喇嘛是住持应该知情。常书鸿著《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第205页中说：“易昌恕喇嘛收藏藏经洞一幅唐代白描绢画，捐献给了研究所”，于右任在莫高窟看后还给此画题字。由此可见，易喇嘛对藏经洞有文物是知道的，并且他自己也收藏了藏经洞绢画。可以说，易喇嘛应该是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和盗卖文物的唯一见证人和知情者。常书鸿1943年就来到了莫高窟，从他的回忆录中得知，常先生和易喇嘛接触颇多，但没有他们交谈藏经洞文物被盗的任何文字记载。
1954年段文杰还给易喇嘛画过一幅素描像《莫高窟喇嘛易昌恕》，应该说接触也多，但段先生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及易喇嘛是否知情王圆箓干的那些事。
欧阳琳先生回忆说：“1947年我23岁来到莫高窟，遇到大约78岁的易喇嘛时也相互打招呼。他身着红衣并裹着嘴巴，见人低头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着藏经。1950年后我发现他有点老年痴呆，耳朵又聋，与他说话很费劲。1957年后我是右派家属，那些陈年旧事也就没有兴趣问及王圆箓盗卖文物的细节了。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疑惑不解，易喇嘛怎么就不知情呢？
莫高窟1944至1954年期间的职工有20多人，尤其是常书鸿、段文杰、霍熙亮、孙儒僩、史苇湘等，他们也是解放前来敦煌的，与易喇嘛接触机会比我多，要了解王圆箓倒卖文物的事很方便，但他们后来都不提及易喇嘛是否知情的事。1959年后易喇嘛出门的次数就很少了。”
虽然易喇嘛和宝尼姑在同一寺院居住，僧人不可能有情感交流，但诵经之余总会有兴趣话题，如果易喇嘛能向宝尼姑透露点王圆箓盗卖文物的事，那么宝尼姑就应该是第二个间接知情人。易喇嘛还有两个徒弟徐喇嘛和马喇嘛。马性格内向，人前很少说话。徐喇嘛比易喇嘛小30岁，如果易对徐说点藏经洞的秘密，那么徐喇嘛就应该是第三个间接知情者。易喇嘛死后，原来的宝尼姑成了高龄尼姑，比徐喇嘛大10岁左右，他俩又结伴住在下寺相互照顾。史敦宇说莫高窟的子女们也经常到徐喇嘛和宝尼姑那里去玩耍，1960年后生活困难时期，徐喇嘛还把“风干馍馍”拿出来给娃娃们吃。解放后尼姑和喇嘛享受国家供应粮。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徐喇嘛是莫高窟的牧羊人，遇到揪斗右派黑帮人数不够时，也拉徐喇嘛过来作陪充数，作为备用坏人供造反派应急。至于徐喇嘛和宝尼姑是否交流藏经洞的那些旧事就不得而知了。1969年笔者在下寺见过徐喇嘛，印象是个头高、清瘦、健谈，坐在炕桌旁，手拿一羊骨头做的水烟锅，在忙碌地抽水烟，我还好奇地观察了他抽水烟的复杂操作。过了几年听说徐喇嘛和宝尼姑在一星期内都死在了下寺。徐喇嘛名叫徐斯，卒年80多岁。宝尼姑名叫宝乃，早年身着紫红僧衣，晚年穿便装。她手执拐杖、声音嘶哑、目光犀利、清瘦、矮小、驼背，从头到脚约一公尺高，卒年约90岁。从此莫高窟的僧人绝迹了。常书鸿先生曾在《忆冶秋同志与敦煌研究所》记载了易喇嘛捐献唐代张君义将军手的事情。《唐景云二年骁骑尉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敕文残卷》
还有一件重要工作，与冶秋同志的关怀密切相关，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1943年到敦煌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当时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有，并且着手搜集零散文物。莫高窟上寺住持易昌恕老喇嘛曾将其收藏的唐代张君义将军手捐赠敦煌研究所，据易喇嘛说：“张君义将军手”是在465窟内发现的，在窟中一沙堆中埋藏着，同时发现在布包的断手下还有一本《张君义记功本》，这个本子已被当年的发现人（笔者注：此人为张大千）带走，仅留下断手。多年来，我一直注意寻找《张君义记功本》。1962年李承仙出差到北京，当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王毅告诉李承仙说，最近已从香港购到《张君义记功本》一卷。李承仙知道后立即电告我，我给李回电，要她趁在京之便，赶快去找王冶秋局长，请局里将这件文物调拨给敦煌艺术研究所，以便与断手配套。冶秋局长随即批准将《张君义记功本》一卷，并《腊八燃灯》一卷，无偿调拨给本所，交李承仙带回所中。冶秋同志这样关心收集散失在外的文物，并且根据文物的出处调拨给下属单位，使我很受感动。
无论是周炳南西征还是易喇嘛留守，河西走廊注定只是中途，百年后，烟消云散，很多人就倒在了这中途，带着无限的期盼或眷恋，埋着了黄沙之下。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成就伟大而永载史册，不计其数的坟茔下面，是没有墓碑见证的生命、情怀，只能因平凡而被忽略不计，60年，史海茫茫，查找史料无异大海捞针，我们在各种资料中查找这位被临洮遗忘的历史人物，抽丝剥茧用最详实的史料，展开对话，力图向读者还原最真实的易喇嘛。
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其中的佼佼者，它更属于每一个经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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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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