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题记：据说有社会学家做过实验，分别让几组人写下几个与自己最亲的人，第一个写父亲名字的人占80.6%。我也一样，但是提起笔记述父亲时，居然不知道从何写起这位已生我养我四十多年的父亲，可笑的是，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小时候挨打的情景......

 

棍棒与底线

在高中之前，我很怕父亲，不敢正面和他说话，因为小时候挨过父亲的很多打。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为长子，父母奉行“大哥带好头，二哥三哥不用愁”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理念很简单，认定把老大搞掂了，老二老三老四就会以老大为榜样，带头的好了，其余的坏不到那里去。每当父母苦口婆心地教育我要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时，我嘴上信誓旦旦保证，心里总会不自然地想起“擒贼先擒王”和“杀鸡给猴看”这二个词。

这也没办法，我们父辈就是生活在标兵式教育的年代，他们接受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洗脑，自然而然对子女也这样教育。父辈们经历了迷茫无助的年代，当意识到他们已无力改变时，就把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加上，小时候的我调皮，挨打最多也就顺理成章。现在想来，父辈们的棍棒教育，一半来自于他们在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希望，把对时代、对人生不可名状的责怨转稼到子女的身上；另一半来自于他们把急于改变命运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子女任何违反他们教育路线的行为，都被看作是破坏他们人生希望的挑战。

我们70后所承受的棍棒，很明显带有父母对子女的功利色彩。60后之前，他们承受的棍棒分为二个部分，一是违反礼义廉耻所受家长的棍棒，二是违反智信仁勇所受老师的棍棒。而70后之后，不论家长还是老师，只要成绩不好，就要挨棍棒，成绩好了，就奖励胡萝卜。因为，分数成了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数不多的希望之一。

所以，每天放学回来之后，必须要先把作业完成才准玩，幸亏只有语文和数学二门要布置作业的功课，那时的老师基本不会布置回家作业。但父亲会检查我的课本，特别是语文，要默写或背诵的，一定不会放过。这都是小学之前的事了，上了初中就很少被打了，因为初中以后的知识，父亲也不会了。他只上过六年小学。四兄妹中，应该我是挨揍最多的，每次父亲打我的时候，母亲总在一旁哭。

得益于父亲的棍棒，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的成绩很好，做班长的记忆也就定格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就连后来最差的数学，还得过全县数学竞赛的三等奖。数学是初二时，因为讨厌数学老师而弃学，然后成绩就一路下来。

我挨打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调皮。农村的孩子田野跑、满山爬，一到夏天就往山塘、水库跳，隔三差五就听到有邻居或附近村民的小孩发生意外。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姐妹制定了严格的家规，上学准时出门，放学准时回家，时间基本是掐好的，放假期间出去玩必须要请示同意......如有违反，必遭一顿棍棒。当我也为人父时，我对儿子说：挨揍其实是人生成长的过程，不断在试探家庭规矩的底线，这对培养孩子在社会中遵守各种底线很重要。

 

买书与书柜

在90年代之前，我们村里人都还很穷，如果说家长肯给零钱买书的，村里恐怕只有我家了。包括连环画、金庸小说这类杂书，只要我说要买，父亲也会给钱。他说：“你要只是花在读书上的钱，家里再穷，卖屎窖迹（盖厕所的土地）也会给，如果是买零食，一分也不给。”当然，实在忍不住时，趁买书时打九九买点零食，也是有的。

上初一那年，我跟父亲说想要张标准的书桌和书柜。那时购买家俱不像现在一样到处有家私店可以买，必须自己买木料请木匠师傅到家里做，既要付木匠工钱，还要一日三餐好茶好饭招待。请个木匠做家私，对那时的家庭来讲，算上是大事情。父亲二话没说，请了村里最好的会做书柜的木匠，花了将近二个月，给我们兄弟姐妹各做了一张书桌和二个大书柜。

初中的时候，我对写毛笔字有兴趣，父亲到书店批发了一打习字贴（当时叫一打，具体多少本记不清了），直到我上了大学也没写完，当然是自己后来偷懒，没坚持练字。

 

读书生涯的转折点

我初中的成绩不好，尤其是理科，差得没法看。当年学校追求升学率，对一些成绩差不可能考上高中的学生，老师要么明确规定他们不能参考升考，要么暗示他们自觉放弃参考升考。我就读的本来就是二类初级中学，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被动员放弃参考升考，我也在其中之列。

父亲知道我连升中考的资格都没进入后，非常意外地没有责骂我，他找到我一个当老师的舅舅，然后找到校长去说情。那天，父亲和舅舅带我到校长办公室，父亲那羞愧和低声下气的样子，我至今没忘。他对校长说：“我的孩子成绩不好，是我家长没教育好，连累学校了，但如果连升考的机会也不给他，那么他的人生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校长很感动，他对我父亲说：“现在社会上都觉得读书无用，好多家长对子女升不升考没所谓，巴不得子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你是第一位为子女的升考资格来求情的父亲......”临走时，校长摸着我的头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你利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好好读书，争取考试出现奇迹！”

考试成绩不会出现奇迹，招生制度出现了奇迹。我毫不意外地没有考上高中（安流中学），而且差距很大。但是从那一年开始，安流中学有了择校生，择校生的入围分比正取生可以差100分！哈哈，我刚好入了择校线！当然，年少轻狂的我，一是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坚决要求出门去打工闯荡社会；二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知道三年之后还是会落榜的。

父亲威胁我，如果我不读高中，必须脱离父子关系！还是他带我去找了安流中学的教导主任，交给学校择校费400元后，我读上了高中。记得当时教导主任很不屑地对父亲说：“你儿子这样的成绩，还是出门打工好，读高中是浪费钱财。”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上了高中开始，我努力了不少，但因基础差且学习方法不当，严重偏文科，92年第一次高考505分，虽上了出档线，但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

在成绩出来之后，土生土长在农村的父亲尽其所能找了很多关系，当时的社会流行走后门，只要上了出档线，有社会关系的一般能找到学校读书，像我的成绩上一些冷门中专学校也是有可能的。父亲通过很多个转转折折的攀亲之后，打听到广州某校招生办负责招生的有个老师，是家里远房得不能再远房的亲戚。于是，打听到她家的住处，从来没有到过广州的父亲贸然带着我上门去求她。

从安流车站坐车到广州天河客运站在12小时，我们去到广州时已是凌晨2点左右，父亲和我在车站的长凳上坐到天亮，大约六七点钟就摸索着公共汽车的线路，找到那位老师的住处，在她家门口等到八点钟时，敲开她的家门。

也许父亲这种求人的精神感动了她，她看了我的成绩说：“其他学校她没能力帮，如果读她的学校，只能读成人类的（后来我的好几个同学就读了这类学校），只能拿成人高考的文凭。”她建议我好好重读一年。我说如果重读，希望能去水寨中学，因为在安流中学重读太没面子了。老师满口答应，当即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就这样很顺利地进了水寨中学文科班复读。复读一年，考进了嘉应大学。

我读书生涯的二次转折，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我。进入大学后，我完全改变了学习的态度和不断摸索学习方法，之后所有的考试，除了英语之外，我再也没有补考过。

 

烧掉的账本

父亲20岁之前学做过豆腐，学做过裁缝，后来做了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一个小学水平的人，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其艰苦学习的过程可想而知。他自学简单的英语、拉丁文，自己要求到安流医院做实习，借医生的书看，不懂就问，几年下来居然还会做简单的手术。后来又自学采药制药，他负责的制药室，在整个五华县是获奖励的。通过勤奋努力成了医院小儿科的业务骨干，如果不是弟弟超计划生育的，估计他会在医院升职。在五华卫校二年脱产学习期间，还担任了班长。回村里创办东礼医疗站后，1993年被卫生部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而言，不能不说是奇迹！

乡村医生是很辛苦的，一是出诊，二是随时应诊。现在交通和通讯条件好了，出诊的情况少了，在90年代之前，父亲半夜三更出诊是家常便饭。危急病人大多发生在夜晚，家属也是看到病人危急才急急赶来请医生，父亲总是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邻村一个大叔病重，他儿子来叫父亲出诊。屋外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母亲看着一边穿雨衣的父亲一边掉眼泪，等父亲出门后，母亲对我兄弟姐妹说：“你们长大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在农村里做医生！”

二十四小时应诊是乡村医生的职业特点，农村人要下田农作，农活忙完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于是顾不得吃饭就抱来看医生，所以越是饭点时间越是休息时间，也是乡村医生最忙碌的时间。这是与准时上下班的医院医生最大的不同。至今为止，我家的早餐一般在早六点半前完成，晚餐在晚六点半前完成，这时父亲的职业促成的。

乡村医生的收入都很低，一是患者都是亲戚邻居，他们经济条件也不好，不可能开出保健性质的高利润药品；二是乡村患者看病欠账的情况特别多，病人来了先看病用药，完了他说没带钱，那只能先欠着，大家都是熟人。乡村医生很少敢用贵的药，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怕患者欠账啊。

农村患者很讲诚信，一般到了年底杀猪卖了钱，他们一是给学校交上孩子欠着的学费，二是还上诊所欠着的药费，农村人流行一句话“过年千欠万欠，药钱不能欠”。但是，农民实在艰难，父亲一年到头算下来，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欠账不能收回来。有些乡村医生到了过年，会拿到账本前往患者家里催收，也是生活所迫。但父亲从来没有，明知仍欠着钱的患者上门就诊，父亲一样和颜悦色医治，账一样给欠。村里的五保户和一些困难户，父亲完全免费治疗。有一年大年三十，父亲很高兴地对我说，今天他收了一笔二十五年前的欠账！我的心头一震，我做过那么多不良资产处置，凡涉及政府及其部门的债务，大多仍烂在那里，而我们的农民兄弟，一旦经济条件有了好转，首先想到的还是做人的诚信！

2012年过年的那天，父亲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兄弟姐妹：“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大家都成家立业了，我把回乡从医三十年被欠账的账本全烧了......”我们兄弟姐妹肯定没有反对的，烧账本和儿女成家立业没有任何联系，儿女也不至于沦落到要靠父亲留下的债权生活的地步。过后再细细口味一下父亲的心态，觉得很有意思。其实那是父亲辛苦积攒下的财富，他终于放下了，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决定！

父亲的自学能力

父亲的最高学历是高小，也就是小学六年级。听舅舅说父亲，读书时很聪明像玩似的，几乎每次考试都是5分（满分）。但在他们那个年代的农村人，能读完小学已经算不错了，大多数人因为家里穷没有学上，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很多大人才在我读书的教室上夜校。

但父亲的自学能力很强，在村里人眼中他能作诗对对子（作对联），是村里文人一个。其实他写的诗，就是顺口溜式的客家山乡歌。上初中那几年，我迷上作对联，村里有个老高中生是村小学的老师叫达贤叔公，老师中就数他文章最好，自己草编有诗集（手抄本）。父亲就把我带到他家，让我跟他吟诗作对。不过，我不喜欢达贤叔公的古板，只追求押韵而没有意境。有很多问题，他也讲不清楚给我听。后来，真正打开我写作兴趣的，是在手抄一遍《写作大观》、《唐诗宋词鉴赏》之后。

父亲接近60岁时，喜欢上拉二胡，开始自己摸索着学，从早到晚只要有空闲，手里就拿着二胡，刚开始拉得实在难听，在我母亲的严厉打击之下，转移到屋角的屋檐下自顾自练，五六年过去，他已经可以和村里的汉乐乐队一起合奏了。不要小看我们村农民合奏团，他们中有几位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华木偶戏”的主力演奏，水平是杠杠的。父亲有时到梅城来，自己拿把二胡到归读公园又结识一帮新朋友。我听过他的演奏，水平比四川“二胡书记”高过不知多少倍，如果我有了那个条件，一定让父亲和四川交响乐团合作拉二胡！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快70岁的老人了，他每天坚持看书看报，前几年学会了收发短信，这二年玩转微信，发语音发图片，来个视频搞个聊天，无师自通。在家里母亲老是凶一下父亲，贬一下损一下，母亲心情好时叫他“老人家”，一般情况下叫他“老死货”。但是，一旦出了家门，母亲寸步也不敢离开父亲。他们在北京弟弟家住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父亲带着母亲出门，母亲只能在小区附近活动一下，她坐公共汽车也不会。而父亲不一样，拿个地图，坐公共汽车、搭地铁、自助买票......什么都会。我对老婆说，或许就凭这点，母亲对他的欺侮不敢过甚。

 

孝道持家

父亲是个孝子，村里是公认的。他是满子（排行最小），据说父亲吃奶到7岁，一直成为村里同龄人的笑柄。奶奶从1979年起，身体日益衰弱，几乎年年发病一次，当时消炎针最好的是先锋霉素，父亲就用最好的药，经常一吊就是一个月。现在有时我还笑话父亲，奶奶就是你过度医疗把她身体搞垮的。他既承认也辩解：“当时没考虑那么多，我水平不够，处方是某院长（安流医院）开的，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了......”

奶奶得的是罕见的皮肤病，每个月要骑自行车到离家二十多公里桥江镇的皮肤病院买药，当时公路还没改造，二十多公里都是泥沙山路，父亲去买药时一般都带上我。后来，还买了一部当时比较小号24寸的自行车（1992年后家里才买了一辆70C嘉陵摩托车）给我骑着一起去，那年我14虚岁。我个子小，要上一条又长又陡的坡，我力气不够，父亲就先把他的自行车推上去，回来再推我的自行车上去。后来父亲说，这样做一是培养你的毅力，二来让你懂得孝道。

取药是当天来回，早出晚归。有一次由于过于劳累，在取药回到半田村的一条田埂路上，父亲的脚突然抽筋，他倒在地上痛苦不堪，我当时手足无措吓得直哭，人生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的恐惧。好在父亲是医生，一边安慰我别怕，一边自我按摩，然后慢慢地骑车回家。

奶奶在病痛的折磨中生活到1999年12月份才过世，享年89岁，这在农村是个奇迹！在后来的四年里，奶奶双目失眼了，几乎是卧床过日子的，但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非常安祥且没有一丝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兄弟之情

我们家族人丁不旺，在农村里属于弱房，爷爷生下大伯和父亲是男丁。大伯复员先到了深圳，后来有迁家属户口的政策，伯母、堂哥、堂姐的户口要迁到城里去。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的集体时代，动迁户口要相应减劳动力的口粮，如果没有生产队分粮，意味着就要饿肚子。自己家里的本来劳动力不多，随迁人口又多，如果随迁人口没带粮票去，也面临同样短期饿肚子的问题。父母就向生产队提出，将当年全家的口粮全部换成粮票，给大伯一家带出去。

母亲说那二年是家里最困难的二年，除了向生产队超支（预借）一点粮食外，主要靠喝粥和蕃薯填饱肚子。农忙时，奶奶会捞一碗干饭给爷爷和父母吃，母亲劝奶奶不要这样，米饭一捞喝粥就变成粥水了。奶奶就安慰说她说：“你们干活比较辛苦，我在家里还有其他东西吃。”其实大家都知道，连粥都喝不饱的生活，家里怎么可能有其他东西吃。正是这样相互体谅，生活虽苦，其乐融融。

堂哥在国企工作，只生了个女儿，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不敢再生了。大伯是优秀党员，按他当时的条件或者说是搞点技巧，让堂哥再生一个是没问题的，但大伯虽然想要个孙子，却没有逾越政策的勇气。后来，大伯得到尿毒症50多岁就走了。

父亲叫来堂哥说，大伯走了，你必须辞掉工作，天大的困难也要生个儿子，经济上负担不了，我来负担。反复思想工作之后，堂哥辞职，堂嫂躲在我们五华农村生了个儿子，侄子现在已经在读大学法学专业了。有时想想，人生如戏啊。父亲常说，大伯在天有知，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还会有孙子继承香火。

我把这段故事说给侄子和儿子听，他们没有丝毫反应，还不如听一个郑渊洁的童话故事。他们那里知道，那是一代人为生育而做出的壮举啊！

结语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再像儿时一样惧怕父亲了，可以随意地打断他的话，甚至直言不讳地指责他的缺点。看着父母如孩子做错事一般的表情，猛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

今天是父亲节，我电话给父亲祝他节日快乐时，他心里一定在想：父亲节快不快乐，还不是取决于你母亲今天的心情！唉，知父莫如子啊。

有社会学家说：“一个人的成长，小学之前母亲对他的影响最大；初中时期，老师同学对他的影响最大；高中阶段，父亲对他的影响最大；当他读了大学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影响到他了。”不知不觉我已是父亲了，我将带会给子女怎样的影响？！

也许若干年之后的父亲节，我的子女也在写《我的父亲》时，我就知道了......

                   二0一四年七月六日初稿《家之三部曲》

                   二0一六年六月十八日修改于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