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研究員、理事王振華
作者簡介：
王振華，又名王馨振華，山東高密人，文學碩士、歷史學博士，西北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博士後研究人員，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研究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爲秦漢三國史、古典文獻學及遼夏金元碑刻。
文 | 王馨振華
摘 要：段玉裁的校勘學理論分爲照本改字、定其底本之是非、斷其立說之是非三個層面。三者互相聯繫，又相互獨立，共同體現出校勘學“求真”的終極目標。而顧廣圻採用探討致誤之由的逆向思維來建構校勘學理論，將致誤的原因分爲不校之誤和誤於校者。可以發現，這二者分別對應段玉裁的定其底本之是非和斷其立說之是非，反映出理論上的一致性。其主要分歧表現在側重恢復古書原意，還是注重較早版本的原貌。由弗里德里希·沃爾夫（Friedrich Wolf 1759-1824）、伊曼紐爾·貝克爾（Emanuel Becker 1785-1871）和卡爾·拉赫曼（Karl Rahman 1793-1851）創立的譜系法（Stemmatics），將校勘過程分爲“對校”（recensio）和“修正”（emendatio）兩個環節。“對校”利用共同訛誤構建版本譜系，而段玉裁則利用各種版本之間的共同性探求真正的“底本”，即定其底本之是非。譜系法假定所有版本同出一源，在假定不成立的情況下，必須進行“修正”，表現出與段玉裁的斷其立說之是非不謀而合的傾向。由此顯示，段玉裁的校勘學理論表現出進步的科學性，實際操作中則存在著缺乏系統性的不足。
關鍵詞：段玉裁 顧廣圻 校勘學 譜系法
清代學者段玉裁的校勘學方法與成就已經引起衆多學者的關注。但關於其校勘學原理的討論，似乎並沒有深入的發展。校勘學之所以被稱之爲一門嚴肅的科學，不在於豐富的經驗和精准的方法，而在於是否具備論證其自身合法性的校勘學原理。筆者擬就這一問題提幾點個人看法。
段玉裁在《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中指出：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定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焚，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
段玉裁將校勘學分爲三個層面，即照本改字，定其底本之是非，斷其立說之是非。這三個層面互相聯繫，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但在一次完整的校勘活動中，並非必須完全具備以上三者。
第一，照本改字。這是段玉裁校勘學原理最基本的層面，但在邏輯上卻並不一定是最先進行的層面。這取決於所依據的本子的情況。如果底本有明顯錯誤或奪文，照本改字就是一項簡單機械的工作，談不上所謂原理。但問題恰恰出在判斷底本的是非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問題上，照本改字就完全依靠於所依照的那個“本”的情況而定，不單是一項純粹的技術工作。
第二，定其底本之是非。這是段玉裁校勘學原理的第二個層面。這裏所謂“底本”，並非指校勘實踐中作爲主要依據的本子，而是指“著書者之稿本”，即經過作者最終改定、即將用以付梓的定稿。當然，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如果“著書者之稿本”已經灰飛煙滅，經由校勘學家利用其他傳世版本，通過邏輯推理等手段進行比較研究，能夠還原它的本來面目——哪怕只是部分真相——我們仍然可以認爲，它是“存在”的。而且，後一種情況往往占絕大多數。如果“底本”是原創性的著作，一般情況下，它能夠真實地再現作者的意圖，所以任何不符合“底本”的傳世版本，在這個意義上都應該改從“底本”。但也有兩種例外的情況：第一，作者的意圖前後矛盾；第二，如果“底本”是非原創性著作，即對原創性著作進行注釋、闡釋的著作，這種情況就顯得更加複雜。如果作爲反映作者意圖的“底本”違背了原創性著作的意圖，校勘學家就得視情況而定了。針對這兩種情況，段玉裁又提出了“斷其立說之是非”。
第三，斷其立說之是非。這是段玉裁校勘學原理的第三個層面。所謂立說，即“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這裏的“義理”並非指宋明理學的天道人倫之學，而是指作者意圖在邏輯上是否完滿。這個原則既可以檢查“底本”本身是否矛盾，又適用於非原創性的注釋、闡釋類“底本”中——這類著作在理論上具有相對的自足性——可是一旦從更高的層面去審視它，就會發現其中的矛盾之處。
段玉裁在《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中給我們舉了五個直觀的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我們選取一個稍作說明。《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唐代賈公彥將“下迤”改作“不迤”。在他主持的《周禮注疏》中有明確的證據：“不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以《疏》中的文字來反推賈公彥“底本”的內容，證據充足，邏輯完滿，我們只能認爲“底本”中的經文是“不迤”。但這僅是校勘學的第二個層面——定其底本之是非。段玉裁進一步通過《周禮》本身的內證及其它相關版本，論定作“不迤”是錯誤的，作“下迤”纔是正確的。最後不無感歎地說，作“不迤”者，“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於義理乃大乖也。”賈公彥的“底本”之是與立說之是互相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段玉裁認爲當從後者。
如果一個“底本”所具有的僅僅是顯然訛誤，那麼僅通過第一個層面的校勘活動，即可以完成整個校勘工作。如果“底本”需要通過其他版本來證實或者重建，必須通過第二個層面的校勘活動來完成。如果“底本”自身前後矛盾，或屬於非原創性的著作，必須通過第三個層面的校勘活動來完成。如果我們把最終改定的本子稱之爲“定本”，那麼不同的校勘過程完全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段玉裁校勘學原理圖解
學科原理指該學科在形而上的終極追求。校勘學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真”。段玉裁提出的三個原則，分別從不同層面上驗證“底本”的真實性，從而追求一個絕對可靠的“真”本——定本。因此我們認爲，段玉裁的校勘學已經不單單是經驗和方法的總結，而進入到原理方面的探索，儘管這種探索的思辨性仍然顯得很脆弱。
《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是由段玉裁與顧廣圻之間的爭論催生的理論宣言，正確認識段、顧之爭是深入分析段玉裁校勘學原理合法性的必由之路。前人曾將段、顧的爭論歸之於性格因素，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並未看清爭論的本質。古今那些左袒右袒的偏見，大多舉不出有力的證據證實或證偽，都在道德因素上繞圈子。至於單純從具體的例子上來指摘段玉裁的錯誤，也不能證明其校勘學理論是錯誤的。形而上的終極目標只有在理想狀態下纔能達到，現實中面對種種複雜的情況，難免出現意外的謬誤。因此，無論如何高明的校勘學家都絕不可能沒有失誤。儘管大量的材料已經證明段玉裁的許多具體論斷是錯誤的，也不能等同於證明其理論是錯誤。從原理層面來探討段玉裁校勘學的文章近年來偶有出現，如羅軍鳳指出：“段玉裁在校勘問題上，以義理首當其衝，易流於主觀、武斷，段氏的校勘很難說是'活校’或'理校’，當以'義理校勘’名之。”“段玉裁捨棄文本的依據，憑義理在三傳異文中作定奪，一以義理爲歸，顯現出主觀武斷的學風。” 但該文運用了未加分析的材料，所以結論難以令人信服。
如果我們將段玉裁和顧廣圻的校勘方法做一對比，不難發現，前者習慣於無底本校勘，後者樂於從事底本校勘。比如段玉裁的《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目的在於“厘次傳文，還其舊”，論定《毛詩故訓傳》的原文，卻並不以任何一個版本爲主。而顧廣圻代胡克家所作的《文選考異》，以重刻尤袤本爲底本，校以袁本、茶陵本。顧廣圻對於底本的尊重可以“不校校之”稱之，即使尤袤本確系錯誤，他也不改，僅在《考異》中加以說明而已。分析這種差異的切入點，當從顧廣圻的校勘學理論中尋找，他在《思適寓齋圖自記》中有一番表白：
“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之稱子才曰：'不甚校讎’。顧子役役於校書，而取之者何？謂顧子之於書，猶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
顧廣圻採用探討致誤之由的逆向思維來探討校勘學理論。他將致誤的原因分爲不校之誤和誤於校者。這兩者可以分別對應段玉裁的定其底本之是非和斷其立說之是非。
所謂不校之誤，即“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跡往往可尋也。”這裏雖然以宋刻本爲例，但其實也包括較早的古本。雖然這些版本也不免產生傳抄刊刻的錯誤，但由於距離成書時代較近，沒有經過後世庸人、淺人的臆改，所以錯誤之處基本可以通過“使人思”的辦法加以解決。這與段玉裁所說的定其底本之是非頗有相通之處。第一，顧氏所說的“宋槧”和段氏所說的“底本”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是較早而未經或少經後人竄改的版本。顧廣圻希望通過搜求版本的辦法，找到類似的較好版本，這樣可以避免大量因誤校而臆改的錯誤，使得校勘工作在起步階段即處於一個相對較高的制高點上，避免了大量重複繁瑣的考證工作。段玉裁重視“底本”，試圖重建已經亡佚的“底本”，也是相同的道理。第二，無論是顧廣圻還是段玉裁，都承認自己的“宋槧”和“底本”是有錯誤的，不過這種錯誤都可以通過較爲簡單的手段加以解決。
所謂誤於校者，主要指後世的庸人、淺人在讀不懂古書的情況下，根據自己的錯誤理解進行“校改”而造成的錯誤。這類錯誤難以發現，主要原因在於“校者”總會千方百計地彌縫矛盾，使所改之處表面上看起來顯得文從字順，一似毫無錯誤者。因此，剔除這類錯誤，就顯得尤其困難。這種情況與段玉裁所說的斷其立說之是非具有共同之處。前文曾經提到，“底本”本身帶有一定的自足性，如果不從立說的高度進行審視的話，校勘工作幾乎無法進行下去。而誤於校者同樣具有這種自足性，儘管他錯了，都錯得那麼有道理，“使人不能思”。
既然段玉裁和顧廣圻在理論上保持了一致性，那麼他們的分歧又在哪里呢？校勘工作還有一個隱含的原則，我們姑且借用翻譯學“名從主人”的原則名之。這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校勘學的最高原則“真”的作用範圍。比如，如果我們對賈公彥的《周禮注疏》進行校勘，那麼上文所引的那句話，應當作“下迤”還是“不迤”呢？答案顯然是後者。儘管“不迤”可能是錯的，但這是賈公彥的理解。我們要研究賈公彥的學術思想，就不能喧賓奪主，替古人改錯，那是既不尊重歷史，也不符合事實的。又比如，《文選考異》卷一：
有陋雒邑之議。
顧校：袁本、茶陵本雒作洛。案，二本不著校語，詳賦正文及注，俱用洛字，其《後漢書》所載賦亦作洛，蓋（李）善自作洛也。
顧廣圻引用三種證據：袁本、茶陵本的版本證據、賦正文及注的本證、《後漢書》的他證來證明雒原作洛，但是仍然不改動原文。因爲顧廣圻所校的是胡刻本《文選》，而胡刻本反映的是南宋淳熙8年尤袤刊本的面貌，輕易改動原文，尤袤刊本就會變得面目全非。在顧廣圻眼裏，胡刻本是主人，而袁本、茶陵本、李善注、《後漢書》只不過是客人而已。這種不校校之的謹慎態度經常爲後人所稱道，但也容易畫地爲牢，將校勘工作僅僅局限在以某一個版本爲主的底本校勘上。段玉裁之所以拈出立說一詞，主要針對這種底本校勘而言。
但是，立說之是非也必須有一個適用範圍，如《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所舉的五個例子分別出自《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毛詩》《儀禮》，全部是“著書者之稿本”早已不存的先秦典籍，只能通過考證推理的方法重建“底本”。段玉裁之所以不顧注、箋、疏、《釋文》等等說法，是因爲他想恢復“底本”的面貌。因此，段玉裁的斷其立說之是非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名從主人”。一旦分不清主客體，必然陷入自亂其例的矛盾境地，主觀、武斷之譏也就在所難免了。巧的是，段玉裁一生校勘的絕大多數古籍都是先秦兩漢時代的著作，其目的也主要是爲了恢復“底本”原貌，斷其立說之是非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1933年胡適爲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撰序，特別提到西方校勘學的情況，但此後長期內，學術界對西方校勘學關注很少。爲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們嘗試將段玉裁的校勘學理論與西方的譜系法（Stemmatics）進行比較，庶幾有所啟示。
譜系法是由三位德國古典學家弗里德里希·沃爾夫（Friedrich Wolf 1759-1824）、伊曼紐爾·貝克爾（Emanuel Becker 1785-1871）和卡爾·拉赫曼（Karl Rahman 1793-1851）發展起來的，又稱“拉赫曼方法”。其基本原則是，首先將校勘過程分爲“對校”（recensio）和“修正”（emendatio）兩個環節。所謂“對校”，即通過校異同的方法，考察各本之間的異文，得出各本之間的關係。“對校”的理論出發點是“相同的訛誤顯示出相同的來源”。出現相同訛誤的版本，在排除其他技術性因素的干擾下，可以認定爲同一譜系的版本。通過考察相同訛誤，可以構建現存所有版本的譜系，從而確定各本的優劣。“對校”的實質是尋找某種共同性，即當某幾個版本產生了相同的訛誤時，說明其共同性越大，越有可能屬於同一來源。
雖然段玉裁對底本校勘不甚感興趣，但這並非說明他不重視版本。相反，如果我們仔細尋繹那些校勘記式的箋識，就會發現他佔有的版本十分豐富。以《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爲例，他佔有的版本至少有唐本、唐石經、蜀石經、顏師古定本、孔穎達《毛詩正義》本、宋本、宋元古本、岳本、崔集注本、俗本等等。同時也引用《爾雅》《文選注》等相關文字，這也可以算作一種隱含的版本。由於他稱引的隨意性，我們不能對這些版本一一確指，但並不能因此否認它們曾被利用。我們通過對段玉裁的箋識進行分析，發現他的校勘學理論與“對校”有一個很大的相同點——他同樣利用共同性爲構建“底本”提供依據。例如：
1.害，何也。
段箋：凡宋元古本皆云害何也。近時俗本改害爲曷。（《葛覃》）
2.鵲巢，夫人之德也。
段箋：夫人謂太任、太姜及太姒。文王未受命時，太姒亦諸侯夫人也。《關雎序》云：“《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鄭云：“先王乃太王、王季、文王也。”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文選注》有之。（《鵲巢》）
3.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
段箋：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句法同。（《甘棠》）
第1例中，段玉裁引用宋元古本來構建“底本”。第2例中，引用蜀石經、《文選注》相關文字來證實“底本”之是。第3例中，引用蜀石經、《漢書·司馬相如傳》剔除“底本”的衍文。以上例子都是通過共同性重建“底本”的證據。所不同的是，段玉裁反其意而用之，利用相同的文字來證實“底本”，而不是相同的訛誤。
按照譜系法的理論思路走下去，重建“底本”之前還將會有一個中間環節，即必須構建各本的譜系。這就涉及到段玉裁的校勘理論與譜系法的第二個區別。段玉裁運用共同性直接構建“底本”本身，而不是構建譜系。這兩者之間有微妙的差別，構建譜系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構建“底本”，譜系清楚之後，可以完全排除同一枝譜系之內的後出版本，那麼整個譜系內有價值的版本就會大大減少。利用少數有價值的版本重建“底本”，可以大大減少工作量，避免漫無目的的考證，確實顯得更加科學條理。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譜系法起初是作加法，通過巨細無遺的工作，構建一個盡可能全的譜系；其次是作減法，將同一枝譜系內處於下端的無價值或價值較小的版本剔除，在僅剩的幾個有價值的版本之間重建“底本”。相比之下，段玉裁的方法就顯得相形見絀，甚至不得已花費大量的精力和筆墨去辯證一些“俗本”的錯誤。
但譜系法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假定所有的本子都是來源於單一的“底本”，經過不斷地傳抄，訛誤越來越多。但實際上抄寫者有時會參考兩個以上的版本，有時也會對他認爲存在訛誤的地方進行臆改。在這種情況下，經由共同訛誤建立的譜系就不可靠，甚至根本無法建立譜系。如此一來，譜系法又倒回到段玉裁的老路上來，當譜系無法建立時，就必須對現存各本異文逐一辨析，否則就無法體現出校勘的嚴肅性和準確性。針對這種情況，譜系法纔會有“修正”這個環節。而這與段玉裁的斷其立說之是非又不謀而合了。
經過保羅·馬斯（Paul Maas）改良的譜系法中，還有“審查”這一環節。即“檢查傳承文本，看它是否顯示了原始文本”，“如果證實沒有顯示原始文本，我們必須通過推測（divinatio）重建原文，或者至少將訛誤予以隔離。”（P46）“審查”可以說是爲確保“對校”的科學性多上的一道保險鎖。其在理論上，與段玉裁的定其底本之是非並無二致，差別在於校勘中西文本所持的具體方法上。在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段玉裁的校勘學理論以求真爲終極目標，發展出照本改字、定其底本之是非和斷其立說之是非三個層面。通過與顧廣圻校勘學理論和譜系法的比較，我們認識到，他的理論總體上具有進步的科學性和針對性，同時也存在著缺乏條理和系統的弊病。解決段玉裁遺留下來的問題，是今後中國校勘學家必須面對的任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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