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启刻本系统的界定及其使用现状
曾慥《类说》编成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现有多种版本存世，包括国图藏宋刊残本、国图藏明有嘉堂抄本、国图藏天启刻本、北大藏明世学楼抄本、北大藏李盛铎跋明抄本(简称“李跋本”)、中科院藏中吴山房抄本、中科院藏明抄本乙、中科院藏明残廿六卷抄本、台湾汉学中心（简称“台图”）藏明嘉靖伯玉翁抄本、台图藏明淡生堂抄本、台图藏天启刻本、上图藏明残四十八卷抄本、上图藏清五十卷抄本、日本静嘉堂藏明抄本等版本[1]。
《类说》
传世本中，宋刊残本不分卷，李跋本分七十卷，五十卷本大量存在[2]，天启刻本、《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分六十卷。
天启刻本由岳钟秀等人刊刻于明代天启六年（1626），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类说》版本。该本半叶9行，行18字，左右双边，白口，黑单鱼尾。每卷卷首有详目，正文先题“类说卷之X”，下题“宋温陵曾慥编，明新野马之骐参阅，山阳岳钟秀订正”。国图、台图、西安市文管会、日本公文书馆等地均有藏本。
鲜为学界关注的是，同为天启刻本，不同藏本却有早印、后印之区别[3]。
（一）天启刻本早印、后印本及其差异
国图藏天启刻本（简称“国图本”）经缪荃孙校订，为张元济涵芬楼旧藏。前有岳钟秀《订刊类说序》，次为叶时《类说序》、曾慥《类说序》，后为总目。
按，此本叶序、曾序为抄补，非原刻。台图藏天启刻本（简称“台图本”）经汉唐斋、结一庐、嘉业堂等藏。首载马之骐《曾公类说序》，版心题“前序”，次为岳钟秀《订刊类说序》，后为总目。
按，该本马序为国图本所无，无叶序、曾序。二本均有相同的文字挖改、修补，但台图本版面完好，字迹清晰，无脱页、漏字等情况，当属早印本。国图本为后印本，与台图本的主要差异如下：
1.国图本卷五《冥祥记》《齐谐记》，卷十三《归田录》33-34叶，卷五六、卷六〇等版面漫漶，严重者甚至影响使用。
2.国图本目录正常，正文缺叶。该本卷十一第3叶《幽怪录》、卷十七第6叶《东轩杂录》、卷二三第10叶《续博物志》、卷三二第4叶《传奇》等版片缺失，导致相关条目在正文中不存。
3.国图本目录、正文相关条目均有缺佚。卷十八《云斋广录》“白苧吟”条见于目录第3叶a面末条，正文第29叶首条。
台图本卷十八正文第28、29叶
台图本目录第3叶b面及正文第29-32叶另有“父诗促归……苏小歌蝶恋花”等8个条目，版况良好。
国图本目录直接将b面剜去，正文“白苧吟”以下8条俱无。
国图本卷十八正文第28、29叶
上述条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类说》（简称“文学社本”）均据文津阁本得以补全[4]。
台图本卷四五正文第21、22叶
此外，台图本、国图本卷四五《圣宋掇遗》“布裘金带”条均见于目录第3叶，正文第21叶。台图本目录第4叶a面，正文第22-25叶另存“教民陶瓦……衫窣地幕漫天”共14个条目；国图本全缺。因“布裘金带”在目录、正文中皆为当叶末条，其后条目的缺失极具隐蔽性，文学社本未补。
国图本卷四五正文第21叶和卷四六目录首叶
国图本虽是后印本，但在大陆学界影响深远。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该本，“出版说明”云：“现在，我们用天启刊本重印；原本有少许破损处，以无它本可据，暂仍其旧。”[5]
1988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再次影印该本。1996年，王汝涛等《类说校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已意识到天启刻本存在不足，因受文学社本影响，校注者认为“由于今存《类说》的多卷本只有一种天启本，无它本可据以校”，所以《类说校注》以天启刻本为唯一底本，“就所收二百五十种书取原书进行校勘”。[6]直至今日，相关研究多以天启刻本及其影印本、点校本为基础。
（二）四库本与天启刻本的关系
随着天启刻本问题的逐渐显露，《四库全书》所收《类说》进入研究者视野。文渊阁本[7]、文津阁本[8]今存全本，文溯阁本未见，文澜阁本[9]存卷25-26、31-33、35-36、41、43-49共15卷，馀为丁抄[10]。
此外，台图藏有一种“文澜阁《四库全书》配补钞本”，卷1-12、16、25-38共27卷为原抄，馀为配补。该本与文澜阁本有重叠，当是文汇阁或文宗阁抄本，姑且以“南三阁本”称之。
各本无总目及序言，有《书前提要》，知文渊阁本抄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文溯阁本成于次年（1782）[11]，文津阁本四十九年（1784），南三阁本五十一年（1786），文澜阁本提要为配补，年月空缺。然而与四库本《类说》（不含配补内容）相关的众多问题尚未厘清。
其一是四库本的底本问题。一般认为四库本底本为天启刻本，然而令研究者困惑的是四库本又有溢出“天启刻本”之外者，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即谓“天启刻本脱讹较多，不及《四库全书》本整齐”[12]，这也是今人看重四库本的原因。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类说》
四库本《类说》分六十卷，文渊阁、文澜阁、南三阁本有卷前详目（含书名及标目），文津阁本无。分六十卷且有卷前详目实乃天启刻本独有之特征，详见后文。书中“容成氏”至“论将”等52个条目在有嘉堂本、淡生堂本、残廿六卷本等早期抄本中为《淮南子》内容，天启刻本将其误置于卷二五《炙毂子》中，各阁本均同天启刻本。
另外，天启刻本卷二二《荆湖近事》“存孤恤寡”条，其他抄本均名“谨守一片绿衫”，天启刻本正文相关内容脱落，刊刻者可能发现了这一情况，将标题挖改为“存孤恤寡”，故此处字迹明显不同，四库本同天启刻本。从引书实际考量，《四库全书》所收《类说》底本确为天启刻本。
既然如此，为何又有天启刻本《类说》不及四库本整齐一说？这与天启刻本早印、后印本存在条目差异有关。
上文列举不同天启刻本于《云斋广录》《圣宋掇遗》诸书条目数量有别，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与台图本（即天启刻本早印本）同，故其条目较之国图本（即天启刻本后印本）丰富。
文津阁本“白苧吟”叶
此前，研究者并未发现天启刻本有不同印次且存在条目差异，因此得出所谓天启刻本不如四库本整齐的看法，今当予更正。
南三阁本两卷都是配补而成，原抄所用底本的早印、后印问题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该本配补内容与国图本同，且有相同阙文。顺带一提的是，文澜阁本丁抄所用底本却是五十卷本系统[13]。
南三阁本配补“白苧吟”叶
其二，各本《提要》[14]均涉及《类说》的版本信息，然与天启刻本、四库本实际不符。
1.“其二十五卷以前为前集，二十六卷以后为后集，其或摘录稍繁，卷帙太钜者，则又分析子卷，以便检阅”[15]。按，天启刻本不分前集、后集，也未析出子卷，四库本同，在以清五十卷本为主的部分抄本才有此特征。
2.“又每书虽经节录，而以原本相较，未尝改窜一词。如《邺侯家传》下有注云：'泌子繁作，皆称先公，今改作泌’云云。” [16]查文渊阁本《邺侯家传》书名下有双行细字：“泌子繁作，皆称先公，今改作泌。”[17]而天启刻本、文津阁本、南三阁本均无此信息。
诸抄本中，台图藏明淡生堂本书名下有双行小字“李泌封邺侯，泌子繁作，皆称先公，今改作泌”，又另署“李泌之子繁作”；台图藏明伯玉翁本作“李泌封邺侯，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繁即泌子”；中科院藏明残廿六卷本作“李泌之子繁作”；上图藏清五十卷本无。
由此看来，馆臣至少见过两种以上《类说》版本，撰写《提要》时所据版本分上、下集，析出子卷且署有作者姓名；后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本[18]则据天启刻本之早印本抄录。
因此，本文所指《类说》天启刻本系统包括天启刻本早印本、后印本，以之为底本的四库本（不含配补内容），以及由此衍生的影印本、校注本。
《类说》具有重要的辑佚、校勘价值，重视该书的版本问题本是题中之义，却因“《类说》无它本可据”的影响，这一基础性工作在较长时间内被忽视。
《类说校注》
实际上，《类说》存世版本多，版本差异大，以五十卷本为主的抄本与天启刻本在引书、分卷、作者、条目、文字等方面相去天壤。早在上世纪中叶，昌彼得就已关注到天启刻本之外的《类说》版本[19]。严一萍《校订类说》影印天启刻本[20]，即以嘉靖伯玉翁本为校本，用朱笔校订[21]，可惜在大陆流传不广。
近年来，陈静怡《〈类说〉版本及引书研究》（简称“陈文”）、赵庶洋《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简称“赵文”）[22]、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简称“李文”）分别调查天启刻本之外的《类说》版本，对《类说》研究有较大推进。
学界对天启刻本的问题多有察觉，但其学术价值尚未被正确认识：
第一，未厘清天启刻本与四库本的关系，认为四库本优于天启刻本；
第二，没有认识到天启刻本的诸多问题，还将其用于校勘、辑佚等工作[23]；
第三，将天启刻本的缺失等同于《类说》本身，从而使《类说》的价值大打折扣[24]；
第四，对天启刻本存在一定的误解，把某些《类说》版本共存的问题当作该本的问题[25]。陈文、赵文、李文对此有所修正，但仍有讨论空间。
《类说节要》
二、天启刻本系统的问题与不足
在此背景下，对影响最著之天启刻本系统作出恰切的评价，方能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笔者详细比勘天启刻本与其他主要《类说》版本，结果显示天启刻本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一）引书：数量减少[26]，出处有误
关于《类说》的引书数量问题，众说纷纭。《直斋书录解题》统计“所编传记小说凡二百六十余种”[27]。王汝涛等认为“没有二百六十余种，只有近二百五十种”[28]，秦川统计“引书二百五十五种”[29]，另有“二百六十七种”[30]等意见。
首先需对几种引书进行说明。
末卷《拾遗类总》分别摘自多种书籍，较为零散，不计入总数；《七书》（天启刻本卷三九，五十卷本卷三五）实际摘自宋代的《武经七书》，内含《孙子》《吴子》《尉缭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六韬》《李卫公问对》7种引书，仍将它们作为7种计算。
天启刻本《类说》前有全书总目，著录引书249种，与实际引书数量并不一致。卷十一《纪异录》总目著录了2次，卷三九《七书》共含7种引书，总目著录为8种。卷一《赵后外传》、卷五《十洲记》、卷二九《灵怪集》3书书名被误作标目，总目未录。卷二二《金坡遗事》、卷二九《鸡跖集》、卷五十《佛书杂说》《孔氏杂说》《缙绅脞说》、卷五五《杂说》、卷五九《香谱》7书正文有书名，总目漏刻。卷十二《龙城录》、卷四五《大唐新语》正文中书名遗失，总目未见。因此，天启刻本实际引书应为259种。
明天启六年岳钟秀刻本《类说》
五十卷本系统中卷五《平陈记》，卷二二《南越志》《北里志》《翰林志》《续翰林志》《洞微志》《杂志》，卷二三《金楼子》《抱朴子》《乾𦠆子》《艾子》，卷四五《笔谈》等12种引书不见于天启刻本。除去《平陈记》各本均有目无文外，较天启刻本多出11种引书，因《杂说》为天启刻本独有，故五十卷本《类说》实际引书为269种。
《类说校注》认为天启刻本存在“引书错误”的问题，并举例“卷三《神仙传》的《飚车羽轮》《修本草》《落翮山》和《新宫铭》均出自它书，与《神仙传》无涉”[31]。但上述条目均见于保留了相关内容的伯玉翁本、残廿六卷本、淡生堂本和清五十卷本，这至少说明此处“引书错误”非天启刻本问题。然“引书错误”确存于天启刻本，包括以下若干情形：
1.引书名被误作标目，使得引文内容著录在前书之下，如《赵后外传》《十洲记》《灵怪集》。
2.引书名缺失导致文本被纳入前书，如《龙城录》《大唐新语》。
3.拆分原书，将部分内容隶属于未知来源的其他引书。如将《玉壶清话》一分为二，后半内容纳入出处不明之《杂说》[32]。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类说》
4.误将卷前目录与引书名相混，以至于引书错误。如将丛书名《七书》与具体引书名《孙子》合并，题作《七书孙子》。
5.书名著录有误。首先，总目错漏百出，如将《高士传》误刻为《高氏传》，《列女传》作《列士传》，《两京杂记》作《病坊杂记》，《祖异志》作《狙异志》，《逸史》作《史逸》，《说苑》作《谈苑》，《内经》作《内史》等。其次，正文中书名著录也较为粗疏，将《集异记》刻为《集异录》，《文酒清话》为《大酒清话》，《渔樵闲话》为《渔樵问话》等。
6.具体条目出处有误。例如天启刻本卷二五《炙毂子》一书内“容成氏”至“论将”等52个条目实引自《淮南子》，《玉泉子》中“百合草履”到“啸十五章”等11个条目实引自《炙毂子》，《金华子》中的“龙王诛水族”“彭祖死”2条内容实引自《艾子》[33]。此类情况所在多有，不一一指出。
（二）分卷：擅自拆分，卷次混乱
宋元书志已关注《类说》的分卷问题。《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著录为“五十卷”；惟《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别，且不同版本存在异文，袁本作“《类记》六十卷”，衢本作“《类说》五十六卷”，卧云本作“《类说》五十卷”[34]。
不分卷之宋刊残本当是《类说》在南宋时期的节选重编本[35]，七十卷之李跋本可能是明代整理者一种新的编卷尝试[36]。《类说校注》推断天启刻本“多出的十卷，很可能是明人掺入的”，并进一步补充“这十卷书的增入，方法又很巧妙，不是成卷地增入原书，而是每卷书中各增入若干条，然后重新析卷，所增入者散入各卷之中”[37]。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类说》
对此，赵文据清五十卷本已予反驳：天启刻本较五十卷本非但没有增加内容，反而丢失了后者卷二二全卷，卷二三将近一半的内容，其他条目的缺失更比比皆是[38]。事实上，六十卷之天启刻本乃是在五十卷本卷次基础上变更而来，变更的主要方式如下：
1.合五十卷本两卷为一卷。天启刻本将五十卷本卷六、卷七合为卷六，卷八、卷九合为卷八，卷十六、卷十七合为卷十九，卷二七上、卷二七下合为卷三一，卷三〇上、卷三〇下合为卷三四，卷四一、卷四二上合为卷四九。
2.拆分五十卷本完整的一卷为两卷。天启刻本将五十卷本卷十一拆分为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拆分为卷十四、卷十五。
3.调整分卷的起始位置。天启刻本分卷的起讫大多与五十卷本同，仅卷五、卷六、卷二五的起始位置略有提前。
4.将五十卷本分为“上”“中”“下”的子卷都析分为一卷，这是天启刻本卷次增多的直接原因。五十卷本卷一、卷十、卷十四、卷十九、卷二七、卷三十、卷三六、卷三七、卷四二、卷四六、卷四七共11卷分上、下，卷二六、卷四〇分为上、中、下，天启刻本将所有子卷都独立为一卷。
明钞《类说》残卷
赵文、陈文都认定天启刻本打乱了《类说》原有的分卷意识，确实如此。现将五十卷本卷三至卷六收录的引书汇录如下：
卷三：《西京杂记》《两京杂记》《秦京杂记》《番禺杂记》《大业杂记》《玉箱杂记》《青箱杂记》《燕北杂记》；
卷四：《洞冥记》《十洲记》《拾遗记》《冥祥记》《齐谐记》《续齐谐记》；
卷五：《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洛阳伽蓝记》《南部烟花记》《河洛记》《传记》；[39]
卷六：《景文龙馆记》《御史台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庐陵官下记》《海物异名记》。
由上，卷三所收引书书名均含“杂记”二字，收书8种；卷四、五、六各收书6种，引书均以“记”为名，统一整饬，符合《类说》一贯的分卷方法。
天启刻本则将《燕北杂记》与《洞冥记》至《齐谐记》共6种引书列为卷五，把《续齐谐记》同《荆楚岁时记》以至《海物异名记》共13种引书编为卷六，同卷内不仅书名不统一，引书数量也相悬殊。
（三）作者：删而未尽，信息错用
“不题作者姓名”也是《类说》为人诟病的一大原因。“不题作者”[40]，“又未取《绀珠集》下署作者姓名之法，也为美中不足”[41]，“其缺点除文字零碎之外，又大都不录作者姓名，这就不如《绀珠集》了”[42]。
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类说》出版说明
考现存版本，不难发现《类说》中不少引书署有作者信息，其方式或直书姓名，或加以年代、官职、所属地域等情况，似乎并无一定标准。
但除天启刻本外，中吴山房本、残廿六卷本、有嘉堂本、世学楼本、淡生堂本等版本又高度统一，仅清五十卷本、伯玉翁本著录方式存在差异。现择取天启刻本卷十四、十五所收8种引书在现存本中的作者著录情况，列为下表1：
表 1
引书序号
书名
伯玉翁本
清五十卷本
天启刻本
残廿六卷本
有嘉堂本
淡生堂本
80
启颜录
81
因话录
唐水部员外郎赵璘撰
赵璘撰，唐水部员外郎
唐水部员外郎衢州刺史赵璘
水部员外郎赵璘选
水部员外郎赵璘撰
水部员外郎赵璘撰
82
谈宾录
唐朝壉子温撰
83
剧谈录
唐进士康骈撰
康骈撰，唐人
唐康骈
唐康骈
84
贾氏谈录
贾黄中。南唐清辉殿学士张泊编集。
贾黄中
贾黄中
贾黄中
贾黄中
85
晋公谈录
宋参政丁谓谓之撰
86
先公谈录
李昉宗谔撰
李宗谔著
李宗谔
李宗谔
李宗谔
87
侯鲭录
/[43]
从上表可见诸本均署有部分作者姓名。其中，伯玉翁本与其他版本出入较大，疑为后人所加。清五十卷本往往先题撰人姓名并加“纂”“撰”“著”字样，再录朝代、官职等信息，当是抄录者调整所致。天启刻本缺失较多却有残留，《因话录》一书署有撰人赵璘，只“衢州刺史”不知何据。
泉州文库本《类说》
粗略统计，天启刻本外的各版本《类说》约有150种引书署有撰人姓名（不同抄本略有增损，不含伯玉翁本），占《类说》引书总量的二分之一强（150/269）。检视天启刻本，共存24种引书作者，引书作者的著录几乎全同抄本[44]。天启刻本还存在作者信息错用的情况。
如卷一《赵后外传》，残廿六卷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作“《赵后外传》：汉河东都尉伶玄撰”，书末有伶玄自叙。天启刻本将“赵后外传汉河东都尉伶玄撰”列为标目，把自叙文字作为内容，从而缺少《赵后外传》一书，亦无引书作者，但在卷前目录中又将“赵后外传汉河东都尉伶玄撰”作为书名著录。
总之，尽管没有固定体例，曾慥《类说》原本署有部分撰人姓名，且比例在二分之一以上，“不署撰人姓名”的问题应归咎于天启刻本而非《类说》本身。
（四）条目：大量遗漏，顺序不同
1.天启刻本无而见于早期版本的条目[45]
关于天启刻本条目的遗漏问题，天启刻本无而见于早期版本的条目约有500馀条。实际上，天启刻本卷前目录提供了不少讯息，只是在缺少版本比对的前提下难以落实，殊乏关注。不妨以卷前目录为切入点，考察该本条目的遗漏问题。
（1）目录著录，正文缺失的条目。
天启刻本目录中《芝田录》“陆贽何面孔”条后有“棋者易子”，《景德传灯录》“如何是古佛心”后有“汝不是我同流”，《本草》“马通”后有“秦龟”，《难经》“四时脉”条后有“寸关脉、尺脉、形病脉病、荣卫、三焦、藏一肾两、结痈、卧而不寐、人面耐寒、五邪、病邪、虚补其母实泄其子、七传”等13条，《佛书杂说》“色空”后有“人弗为恶”，《古乐府》“战城南”后有“巫山高”，《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后有“小儿击瓮图”，“崔徽头子词”后有“荐福寺碑、谢无逸诗”，《王直方诗话》“上王正仲诗”前有“王逢原诗”等条目。
艺文印书馆本《类说》
天启刻本正文中，以上条目并失，《类说》早期抄本中保留有相关内容，当是刊刻者漏刻。
（2）目录空缺，正文佚失的条目。
天启刻本目录中留有一条至多条数量不等的空白，正文未见异常，而早期抄本恰有条目与之对应（见下表2）[46]。只《酉阳杂俎》“白舍人行诗图”条后有4个条目位置空缺，现存抄本未见。
表2
书名
缺失条目的前一标目
天启刻本缺失条目
述异记
活人草
报春鸟
江南野录
边罗汉
热血相泼
千恳万端饥寒二字
衣裾之下有此珍美
卷轴何多艾气
陶谷奉使
服术忌桃李
李亚保娶妇
云斋广录
渡淮遇风诗
鲲化为鹏诗
集韵
𦑺𦏸
屠苏
构㧑
构檽
𨱊钺
襏襫
本草
胡桃
橄榄木、罗勒、东风菜、雍菜野葛、火稻
事始
金几铭、太山刻石、诗三言至七言
战国策
南郑
美人掩鼻、不死雁、虚弦下雁、富贵骄奢
古今注
雉尾扇
莎鸡
阛阓
太子歌、蝉鬓、玄鹤、蜣螂
黄庭经
上有章
上清章
孙子
胜兵
治众
南部新书
菩萨蛮
令狐绹为相
念金刚经
赤鯶公
青琐高议
陆子履诗云
早行诗
续青琐高议
茹魁传
胡蝶诗、越女
翰府名谈
玉杯
无梦二诗、五相清燕之堂、漱口食冷、金锁曲、金樱落苏蜂糖、临文不讳、讳吏赃恶、宅枕乾罔貌类艺祖
古今诗话
杜诗愈疾
诗泣鬼神、明皇题诗、王贞白诗、无声诗
（3）目录作“已删”，正文缺失的条目。
《邺侯家传》“鞋者谐也”条后，残廿六卷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伯玉翁本有“昂藏一丈夫”条，正文如下：
泌少为诗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47]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安能不贵复不富[48]，空作昂藏一丈夫。”
《订刊类说序》
天启刻本正文无此条，目录中对应位置题“已删”。据李文，李跋本目录、正文皆存此条，“然整条以朱笔抹去，天头位置有朱批云：'□源政不必以诗传’”，“则在批注者眼中，此条殊为无谓，正不必存。或因正文删之，刊刻者亦将其自详目中去除，标注为'已删’，而刊刻（或挖改）时不察，因而误刻”[49]。
（4）目录、正文俱无的条目。
首先，经笔者统计，天启刻本因引书缺失导致的条目佚失有300馀条，目录便无从谈起。如淡生堂本[50]于天启刻本卷二五《炙毂子》前尚有《南越志》16条，《北里志》14条，《翰林志》11条，《续翰林志》15条，《洞微志》8条，《杂志》91条；《炙毂子》卷内尚有《金楼子》17条，《抱朴子》28条，《乾𦠆子》19条，《艾子》22条；于天启刻本卷五三《谈苑》之后又有《笔谈》一书，署名为沈括存中，存“翰林”至“雨雹”共71条。
其次，天启刻本所无的某些条目在抄本中就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佚，天启刻本底本或已不存。如《侯鲭录》“晏叔原诗”条后，有嘉堂本、淡生堂本存“夜值馆中书、内库酒法、笋石十字、上元放灯、本草、杨巨源诗、陈从易诗、裙带上诗”8条。
残廿六卷本有“'夜直馆中诗’以下欠八条”字样，仅存8个标目，无正文，最后一条天头有“'裙带上诗’此后与'春秋月’相接”。
四库本《类说》目录
伯玉翁本此书不存，清五十卷本有缺叶，天启刻本无。再如《幽明录》“天赐简策”条后，有嘉堂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有“袁安卜葬、袁申妇产子、采菱遇蛟、北斗君主簿”4条，这些条目在残廿六卷本中已有大量阙文，伯玉翁本、天启刻本不存。
理论上也存在天启刻本保留《类说》原貌，他本经后人增补的可能，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些条目确系《类说》所有而天启刻本缺失。除天启刻本自身留下的痕迹外，另一个证据来自宋刊残本。如《仇池笔记》，抄本较天启刻本多出“归去来辞、论菊、本秀二僧”3条，其中“归去来辞、论菊”2条见于宋本，当是《类说》原有。
另外，孙觌与曾慥有交游，曾慥每每书成均要送书孙觌，故孙氏所记最为可靠，《鸿庆居士集》有《读〈类说〉》二首，运用《类说》典故数条，但“络纬那能织、足闲仍有牦、君看转丸手”4条不见于天启刻本[51]。
核以《类说》抄本，分别见于五十卷本卷三二《古今注》“莎鸡”，卷二二《杂志》“不葬父母”，卷三二《古今注》“蜣螂”。全诗共涉《类说》13种引书14个条目，3条不见于天启刻本而载于五十卷本，天启刻本的条目佚失不难想见。
2.天启刻本与早期版本顺序不同的条目
天启刻本条目顺序与五十卷本多有不同。如卷一《穆天子传》“八骏”条后，残廿六卷本、伯玉翁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有“天子之弓、造父三百、左佩华、大木硕草、珠泽、悬圃、穄麦”等7条，天启刻本置于“木禾”条后。通常，天启刻本条目顺序与他本不同之处会有1行空行。
明抄本曾慥《乐府雅词》
不仅如此，天启刻本卷前详目与正文顺序也有不一致处。卷十八《江南野录》，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残廿六卷本条目见下表3，但残廿六卷本有2个条目有目无文，“陶谷奉使”条正文空11行，“李亚保娶妇”条空9行，中吴山房本恰好缺失此2条。
李跋本卷前目录与淡生堂本等版本相同，但正文顺序有异。天启刻本卷前目录中“陶谷奉使”“李亚保娶妇”2条位置空白，馀同李跋本。伯玉翁本仅存2条，第3-6条则收于《湘山野录》中。
条目顺序不同可能导致对原书内容理解的分歧，同一引书内影响尚小，若因顺序不同导致内容归属于不同引书，就会引发引书错误，为辑佚、辨伪带来极大困难。这在天启刻本卷二五表现尤为突出。
表 3
序号
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残廿六卷本
中吴山房本
李跋本、天启刻本、四库本
伯玉翁本
1
好青峭数峰
好青峭数峰
好青峭数峰
好青峭数峰
2
梦白衣妇人
梦白衣妇人
大器不可力致
大器不可力致
3
韩熙载、不敢阻兴见上[52]
韩熙载
卷轴何多艾气
《湘山野录》
4
卷轴何多艾气
卷轴何多艾气
服术忌桃李
5
陶谷奉使
×
梦白衣妇人
6
服术忌桃李
服术忌桃李
韩熙载、不敢阻兴
7
李亚保娶妇
×
×
×
8
大器不可力致
大器不可力致
×
×
（五）文字：脱衍讹误，随意妄改
天启刻本文字脱衍讹误甚多，极大影响了《类说》的价值，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对，亦能看出《类说》版本的演变痕迹。
1.文字增衍。
总体上，天启刻本文字脱漏多于增衍，然亦有内容较抄本为详者。如《本事诗》“窈娘”“兵士袍中诗”2条[53]，有嘉堂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伯玉翁本（按,该本无“窈娘”条）文字均少于天启刻本。“窈娘”条，天启刻本“破其家”抄本作“下狱死”，抄本无“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15字；“兵士袍中诗”抄本无“以诗遍示六宫……明皇悯之遂以”30字，对应位置作“明皇以作诗者嫁得诗人”。天启刻本多出文字从何而来尚不清楚。
四库本《类说》提要
更多情况下，天启刻本之文字增衍乃误将相邻条目内容并入所致。如《云斋广录》“渡淮遇风诗”条后，中科院明抄本乙、残廿六卷本、清五十卷本有“鲲化为鹏诗”，后接“猥稿”条：
“鲲化为鹏诗”：景祐五年，廷试状元吕溱为《鲲化为鹏》，诗曰：“九霄离海峤，一宿过天池。”
“猥稿”：宋郊、祁齐名天下，称“二宋”以比“二陆”。祁在蜀日，有诗三百首，名《猥稿》。尝有诗云：“碧云谩有三年信，明月空为两地愁。”后竟不入二府而薨。
李跋本、伯玉翁本、天启刻本均无“鲲化为鹏诗”条，“猥稿”条正文起首云“景祐五年宋郊祁齐名”，多出佚失条目的“景祐五年”4字。
2.文字讹误。
天启刻本将某字讹作他字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三水小牍》“鱼腹古镜”条有“腹有古镜，二如钱大”，“二如钱大”殊不可解，考抄本作“镜”，盖天启刻本将省写符号讹为“二”字。再如《东斋记事》“改罪己词”条作“仁宗时，书诏未尝改易。庆历七年春旱，杨亿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有学者提出仁宗1022年即位，庆历年号始于1041年，杨亿殁于1020年，如何能为仁宗草诏[54]？考伯玉翁本、有嘉堂本、残廿六卷本等作“杨隐甫”，清五十卷本“隐甫”二字漏脱，天启刻本“隐”作“亿”，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3.文字脱漏。
天启刻本多处有大段文字脱漏，甚至影响标目，不得不进行修改。除前文所云《荆湖近事》“存孤恤寡”条外，天启刻本《本事诗》“郎中员外”条不见于他本，有嘉堂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中另有“骑猪向南趋、咏鸟、上元载诗、兴善寺火、土山头”5条[55]，“土山头”条文作：
晋宋以还，尚书省置员外郎，唐尤重其选。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选者谓之土山头。赵谦光自大理正迁户部郎中员外。贺涉戏咏曰：“员外从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谦光答曰：“锦帐随时设，金炉恁意熏。惟惭员外制，不应列文星。”
《类说》卷一
天启刻本“郎中员外”条实为“土山头”条“贺涉戏咏”至末尾内容，或因与“土山头”相关的文字佚失，所以修改了标目。
再如《冷斋夜话》“谢无逸诗、荆公诗”相连，天启刻本“谢无逸诗”正文佚失，直接将“荆公诗”正文拼接于“谢无逸诗”标目下，从而少了“荆公诗”条，内容亦不符合。
至于天启刻本缺失一字至多字的情况极为常见，通常会造成文意晦涩和理解分歧。这类问题的产生有刊刻粗陋的原因，亦有底本问题。以《传记》“张底”条为例，抄本正文为“崔湜为中书令，张嘉祯为舍人，湜轻之”，天启刻本误将正文文字窜入标目，作“张底为中书令”，正文作“张嘉祯为舍人，湜轻之”，混淆了二者身份。
《仇池笔记》
再如《仇池笔记》一书，有嘉堂本、世学楼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等文意完整，天启刻本若干条目则因缺文导致文意晦涩（见下表4），相关文字在静嘉堂本、伯玉翁本中有相同缺佚，并且“书秋雨诗”条天启刻本与静嘉堂本还有共同的衍文“叹”字，大略可见《类说》版本的演进。
表 4
标目
有嘉堂本、世学楼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
天启刻本
静嘉堂本
伯玉翁本
书秋
雨诗
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有气节。学士不喜，博士亦忌之，予偶至斋书杜子美《秋雨》
杞人马正卿作书杜子美《秋雨叹》
按，同天启刻本
按，无“叹”字，馀同天启刻本。
如梦词
改为如梦。庄宗词云：如梦、如梦和泪出。
改为如梦令，如梦、如梦和泪出
改为如梦令和泪出
改为如梦。如梦、如梦和泪出
费孝先卦影
书云：此床某年某月日造，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
书云：此床某年某月日为费孝先所坏。
按，同天启刻本
按，同天启刻本
雪堂
义尊
昔在黄州，邻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谓之雪堂义尊。
酒之和者谓之雪堂义尊。
按，“器”作“品”，馀同他本。
按：同静嘉堂本。
4.随意妄改。如果说文字的脱衍讹误主要是由客观原因（底本、刻工）造成的，那么对底本文字妄加改动，造成天启刻本独有之异文就带有主观故意了。如《松窗杂录》“白鹦鹉”条，抄本作：
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异常。明皇以金笼饰之，示宰相苏颋，进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志。”
天启刻本无“慧利异常明皇以金笼饰之示宰相苏颋进”17字，作“魏征谏曰”，明皇、苏颋一变而成魏征，极为随意。
再如天启刻本卷八《乘异记》“王生不食”条，各本异文较多，亦能反映出《类说》版本的演变（见下表5）。
《曾公类说序》
由表可见有嘉堂抄本、世学楼抄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等文字统一完整；残廿六卷本、伯玉翁本已有异文、阙文；天启刻本文字与二者相近，但将“贱工”讹作“贼功”，“王山人”讹作“玉山人”，并且伯玉翁本阙文处，天启刻本似无异常，然其文字多有不通，与早期抄本不同，当是刊刻者妄补。
表5
有嘉堂本、世学楼本、
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
残廿六卷本
伯玉翁本
天启刻本
贱工
贱工
贱工
贼功
王山人
王山人
王山人
玉山人
状貌不衰自云不食烟火
状貌清瘦自云不食烟火
状□云不食烟火
知不食烟火
以药三贴并服三日[56]
以药三贴并服二日
以药三贴并服二日
以二物铺三贴并服二日
二日微饥
二日后切
二日亦
二日犹饥
忽逢王生
忽见王生
忽见王生
忽见王生
气息羸败
气息羸惫
气息羸弱
气息羸弱
何此病
何有此病
何有此病
何有此病
恳求解法
惧□□
□未无□
欲药无发
中有小窍
中有小物
中有小□
中有小孔
乃通气息
乃通气息
乃通气□□
乃通气上下
三块而止
三块而□
三块而□
三块
即所饵三剂药也
□所铺二□□也
□所铺二□□也
即囊日所铺二物也
王曰药虽暂发
□□□□□□
□□□□□□□□□□
云是前药之功郎不解
三、天启刻本系统价值重估
《类说》天启刻本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指出，某些加之于天启刻本的问题还见于其他《类说》版本，属于对天启刻本的误解，也应予以清理。
《类说校注》目录
《类说校注》提及天启刻本“有目无文”的缺陷，主要针对天启刻本《类说》条目“见上”的著录方式。“（并）见上”见于引书中一条内容对应两个或多个标目的情况，《类说》通常著录其中的一个标目及内容，文末另起一行注明“XX见上”或“XX并见上”。
有学者指出“《类说》的篇则名称并不是故事的'标题’，而是工具书的条目，一则故事当中包含多个可用资源，就需要用多个标目将其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读者取用”[57]。
现以卷一为例制成下表6，稍作说明。
表6
卷次
书名
前一标目
天启刻本
残廿六卷本、淡生堂本
卷一上
穆天子传
七萃之士
玉果璿珠见上
玉果璿珠
赵后外传
新兴髻慵来妆
祸水灭火见上
同
七香豆蔻汤
百蕴香露华粉见上
合宫之舟
箸击玉瓯、留仙裙并见上
同
赤凤自为姊来
紫玉九鶵钗见上
同
杨妃外传
霓裳羽衣曲
得宝子见上
同
杜甫诗
七宝冠、锁子金带并见上
同
谢阿蛮
请一缠头见上
同
重三百五十斤
猪笼见上
同
樱桃蔗浆
元始孔昇真人见上
同
卷一下
高士传
斜其被
谥康见上
天启刻本“（并）见上”的条目均见于残廿六卷本、淡生堂本，且后两个版本的著录数量还有溢出前者者（“百蕴香露华粉”“谥康”条）。核以各本《类说》，“（并）见上”体例还见于有嘉堂本、中科院明抄本乙、静嘉堂本、中吴山房本、世学楼本、伯玉翁本等版本，共三十馀处。
独清五十卷本无，然在《杨妃外传》“重三百五十斤”条后还残留了“猪龙见上”字样，可见《类说》原有“（并）见上”，“有目无文”便不能作为天启刻本的问题予以批评。
另外，今存《类说》版本均有不完善之处：1.《平陈记》一书有目无文。2.《文心雕龙》的内容实出《笋谱》。3.卷四十九谱录类，卷前目录与正文引书顺序不一。4.今本存在某些共同的阙文及引文错误。这类错误亦不应归咎于天启刻本。
曾慥《乐府雅词》
李文认为李跋本或即是天启刻本底本，因李跋本分卷七十，仅残存14卷，若干卷次尚处于未定状态，故本文仍将天启刻本置于《类说》版本序列中讨论。
总体而言，有嘉堂本、世学楼本、淡生堂本、清五十卷本等内容完整，保存了《类说》的较早面貌。残廿六卷本、伯玉翁本、静嘉堂本、李跋本等同属一个版本系统，有共同的版本标记，但各本在是否遵从底本问题上策略不一，故有不同呈现。天启刻本底本脱漏更甚，刊刻者采取若干手段掩盖底本之不足，形成该本的独特面貌。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文详细考察。
台图藏世学楼抄本王端履跋谓“天启刻本分卷六十，全失旧观，其缺佚处则任意增添，讹谬处则随笔改窜”，的为确评。《四库全书》以天启刻本之早印本为底本，沿袭了天启刻本的缺失，文津阁本间有妄补条目、文字之行为，伴随新讹误的产生。文学社本云“暂仍其旧”，实据文津阁本进行大量增补，误导了使用者。
《类说校注》以文学社本为唯一版本校注，成为今之通行本。后之学者多以《类说校注》为依据对《类说》引书进行辑佚、校勘，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
《类说校注》版权页
要之，天启刻本凭借刻本的巨大优势，促进《类说》流播，扩大其影响，是《类说》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重要的传播学意义。但是天启刻本在引书、分卷、作者、条目、文字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文献价值为之大打折扣。
学界过高估计了该本乃至该系统《类说》的学术价值，应慎重用于相关引书的辑佚、校勘，更不能居于《类说》底本的位置，亟需引入五十卷本系统《类说》进行相关研究。
附记：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李更教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博士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指导，谨致谢忱。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注释：[1]具体版本信息参见陈静怡：《〈类说〉版本及引书研究》第三章“《类说》版本源流考”，台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不同的是陈文认为中科院藏中吴山房本为卷一至卷十五，笔者认为卷一至卷十为中吴山房本，卷十一至卷十五乃版式、行款全然不同之另一版本，本文称其为“中科院藏明抄本乙”。[2]有嘉堂本、淡生堂本、上图明残四十八卷本、静嘉堂藏明抄本、上图清五十卷本等明确分五十卷；中吴山房本、中科院明抄本乙、中科院残廿六卷本、伯玉翁本、世学楼本等版本卷次不全或遭窜改，但其分卷多与五十卷本相合（只伯玉翁本正文以册计，不分卷，但总目仍分五十卷），同属五十卷本。[3]李更根据国图藏天启刻本的断版、缺页等问题首先推测该本“或属后印本”，对笔者有极大启发（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兼议明天启刻本面貌的形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9页）。[4] 关静：《〈类说〉影印本中的“陷阱”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5期，第22-23页。[5]曾慥：《类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按：该本并未忠实原书，还存在修版、剜去版心、据文津阁本增补条目文字等问题。[6]曾慥编纂，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页。[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8]《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5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9]《文澜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893册，杭州出版社，2015年。[10]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40页。[11]金毓黼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三，中华书局，2014年，第2307页。[12]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13]证据如下：1.卷二十五以前分卷与天启刻本不同，起讫全同五十卷本。2.存有天启刻本所无的《南越志》《北里志》《翰林志》《续翰林志》《洞微志》《杂志》等书。3.不题“（并）见上”的条目，条目、文字等都与上图藏清五十卷本相近，不排除以该本为底本的可能。[14]文渊阁本《提要》与他本略有不同。关于《类说》的体例问题，文渊阁本将《类说》与《绀珠集》《说郛》比较，他本则强调《类说》与马总《意林》的关系。[1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第1页。[1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第2页。[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73册，第24页。[18]该本卷四五“布裘金带”条后存天启刻本后印本所无之“教民陶瓦”等内容。[19]昌彼得：《增订蟫菴群书题识·旧抄本〈类说〉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20]该影印本乃拼合国图本与台图本而成。[21]严一萍：《校订类说》，台湾艺文印书馆，1970年。[22]赵庶洋：《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文献》2012年第3期，第37-45页。[23]如赵章超：《汉魏至唐五代小说佚文辑证》，人民出版社，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十编十一，大象出版社，2018年。[24]如薛琪薪、金坡认为《类说》存在：1.删削过多，文字零碎，不题作者；2.文字错讹脱衍、引书错误；3.有目无文，体例不一等问题与不足(薛琪薪、金坡：《曾慥〈类说〉的史料价值与问题》，《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78-81页)。[25]如《类说校注》评价天启刻本存在文字错讹脱衍过多，随意妄改，引书错误，刊刻粗略，体例不统一，有目无文等缺陷，并断言“所有这些，看来都不是《类说》原书”，“多是编者、抄者、刻者粗心所致”（参见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前言》，第4-5页）。[26]天启刻本相较于五十卷本系统引书数量有所减少，详后。[27]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3页。[28]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第2页。[29]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页。[30]赵庶洋：《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第43页。[31]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第5页。[32]该书不见于五十卷本，其内容实为《玉壶清话》内容，天启刻本误。《全宋笔记》将其当作赵闢公《杂说》予以辑录，则是以讹传讹。[33]对此，笔者另有专文《〈类说〉通行本与传世抄本引书差异考辨》，待刊。[34]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95-596页。[35]关静：《〈类说〉宋刊残本为曾慥“真本”说辩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第25页。[36]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第194页。[37]王汝涛等校注：《类说校注》，第6页。[38]赵庶洋：《略论清钞宋本〈类说〉的文献价值》，第39、42页。[39]《平陈记》各抄本均有目无文，此不录。[40]薛琪薪、金坡：《曾慥〈类说〉的史料价值与问题》，第80页。[41]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第226页。[42]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页。[43]伯玉翁本无此书。[44]如“《集异记》：唐薛用弱”，“《卓异记》：檀溪李翱述，唐人”等。[45]此处所云早期抄本包括有嘉堂本、淡生堂本、中吴山房本、清五十卷本等为主的《类说》抄本，因各版本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此处不作细致区分。[46]不同抄本于《本草》《事始》《战国策》《古今注》4书具体条目存在分歧，此处根据上图藏清五十卷本著录。[47]残廿六卷本作：“天覆吾，天生吾有意无？”[48]“富”，伯玉翁本、残廿六卷本作“去”。[49]李更：《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第202页。[50]其他抄本如有嘉堂本、清五十卷本、残廿六卷本等版本同样如此，仅条目数量略有不同。[51]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35册， 7b-8a叶。[52]清五十卷本体例不录“不敢阻兴见上”这类有目无文的条目，馀同。[53]因天启刻本文字极易得见，此处不录原文。[54]参见刘勇强“指稗录319补”，https://m.weibo.cn/status/4206607603225872，2018年2月12日。[55]伯玉翁本5条全无。据考证，此5条乃是处常子《续本事诗》文字，曾慥将其收入《本事诗》中未予注明（罗宁：《处常子〈续本事诗〉辑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5页）。[56] 清五十卷本此处作“以药三贴并服食法与之曰”。[57]李更：《〈类说〉与南宋坊本类书——兼议〈类说〉的工具性》，《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五辑，2016年，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