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每一段历史时期的学者对与张居正其人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改革都持有或褒或贬的不同见解。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张居正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颇多，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张居正其人的年谱、思想主张、性格特点，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措施，以及与王安石、商鞅等历史上的著名的改革家进行多角度对比等方面展开。如刘贞孜的《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张思《张居正赋税改革思想及其法律实践》、崔爱丽的《从比较史学角度看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刘志琴的《张居正评传》和韦庆远的《张居正和明朝中后期的政局》等。相较而言，对于张居正政治谋略的研究则少有人问津。为数不多的研究，如杨国平的《张居正万历新政期间的思想政治策略研究》等，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是放在万历新政期间，而不是张居正整个宦海生涯。本文作者不自量力，希望能够为此做出一点补救，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张居正的政治谋略。
一.广结善缘
张居正祖上曾跟随明太祖征战四方，因功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的军籍。但到了张居正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这一点从张居正的自述中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谢病别徐存斋（阶）相公》中说：“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那么，出身贫寒的张居正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的的顶峰的呢？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张居正高超的政治谋略，即广结善缘。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庶吉士，并从此步入仕途。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徐阶当时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按照当时的惯例，张居正是徐阶的门生。徐阶这个恩师后来确实对张居正有提携之恩，在世宗皇帝去世后，“（徐）阶草遗诏，引（张居正）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由此可见，张居正结交徐阶，为自己的仕途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为自己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阶画像
张居正结交的第二个贵人是奸相严嵩。严嵩当时是内阁首辅，权倾一时，专权任事，残害忠良。沈炼、杨继盛上疏弹劾他，都惨遭他的毒手 。当时他非常忌恨徐阶，和徐阶友善的人因为严嵩的关系都躲避徐阶，不敢和他来往。但“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另据有的学者所说，张居正在翰林院任职时，为严嵩起草过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所以和严嵩的关系处的不错。如此一个妒贤害能之人，张居正都能和他关系友善，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居正高超的政治谋略。
严嵩画像
张居正结交的第三个贵人是当时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穆宗皇帝。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张居正）迁侍裕邸讲读，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世宗皇帝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张居正在隆庆年间（1567—1572年）能够进入内阁，与在任裕王府侍读时赢得裕王的敬重不无关系。此外，张居正与裕王府的太监关系友善，也为他日后排挤政敌、独擅朝政奠定基础。明朝一朝，太监势力不容小觑，尤其是皇帝或储君身边的太监，凭借皇帝的宠幸干涉朝政，对朝廷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张居正能够抛弃对太监身份的成见，友善地对待他们，确实有先见之明，日后的成功驱逐政敌高拱的那段历史也为我们证明了张居正的高瞻远瞩。
明穆宗画像
张居正结交的第四个贵人是高拱。虽然日后两人分道扬镳，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但是起初两人的关系还是友善的。张居正在担任国子司业时，“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这两人志向都很远大，并都能互相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界的地位。另外，张居正与高拱保持友好关系还有其他的好处。这就不得不提他与裕王不同寻常的关系说起。史书记载：“（高）拱侍裕邸九年，启王益敦孝谨，敷陈剀切。王甚重之，手书‘怀贤忠贞’字赐焉”。裕王即位后，高拱也于隆庆三年（1569年）升为内阁首辅。因此，张居正与高拱保持友善的关系是明智之举。
高拱画像
二.惟才是用
张居正在隆庆六年（1572年）驱逐高拱后，遂代高拱为内阁首辅。在执掌朝政后，张居正推行了“考成法”“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为此他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他选用人才的标准并不看重门第出身，而是唯才是举。他曾与友人论及人才时说：“若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内不敢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选拔人才的高明之处。在《明史》中也有对张居正选拔人才的记载：“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两广督抚殷正茂、凌云翼等亦数破贼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乱，用张佳胤往抚即定。故世称居正知人”。李成梁出生贫寒且来自行伍，被张居正破格提拔为辽东总兵官，主持辽东防务三十多年，保证了明朝东北边境的安宁，他也因功被封为宁远伯。两广总督殷正茂“然性贪，岁受属吏金万”，但却有很高的军事才干，曾经平定过古田壮族韦银豹、黄朝猛之乱，所以张居正没有计较这些，依然任用他做封疆大吏，并将其引为心腹。
抗倭英雄戚继光
张居正在首辅任上真正做到了“外举不避仇”，这从他推举自己的政敌马自强可以看出。“居正请广内阁员，诏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礼部尚书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阁。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张居正这招用的确实高明，不仅博得荐贤的名声，而且与政敌化敌为友，打击了反对派阵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三.“依法治国”
张居正从小学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但是他在执政的过程中用的却是法家的“权
术”学说。这一点可以从《明史.张居正传》中得到印证。
1. 张居正在柄政时，“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 沐朝弼作为世守云南的国公，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在他犯法后，也不免被张居正依法处罚，可见在张居正的心目中，“法治”理念是多么的重要。
2.“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这是张居正申明法纪的最好例证。他通过这一点来达到他推行改革的目的，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严，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3.“时承平久，群盗猬起，至入城市劫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庾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其家属，盗贼为衰止。”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居正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利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这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通过力主“法治”，推行法家路线，张居正成功稳定了大明朝的内外形势，开创了万历新政的大好局面。但是在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张居正推行的法家路线必然会遭到理学卫道士的强烈抨击，后代人也多借此攻击他。清人傅维鳞就抨击他借法家学说推行改革，说他“祖申商之余习，结曹王之奥援，能以法劫持天下，使天子几有尚父之号，群臣俱成结舌之风，呼朋引秽，终身不悛”。诚然，傅维鳞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但过分苛责了张居正。在明朝中后期那样一个国势日衰、政治混乱的时代，张居正用法家路线行改革，符合“治世用平典，乱世用重典”的历史规律，真正表现出他高超的政治谋略。
四.勾结宦官和排斥异己
张居正最为后人所不齿的是他勾结宦官和排斥异己的做法，而这一点也确实做得很过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他的政治谋略的高妙。
隆庆二年（1568年），张居正与内阁首辅李春芳、次辅陈以勤同在内阁共事。同年，他向明穆宗上了《陈六事疏》，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和改革思想。但李春芳务以安静称帝意，不想有所作为，陈以勤则不置可否。这使张居正明白只有在自己大权在握之后，方可施展抱负。于是“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高）拱，俾领吏部以扼（赵）贞吉而夺（李）春芳政”。而“春芳寻引去，（陈）以勤亦自引，而（赵）贞吉、殷士儋皆为所构罢”。自此，张居正离自己独掌大权只有一步之遥了，他只要扳倒高拱就能如愿以偿地做上内阁首辅的宝座。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不豫，居正与（冯）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显然，张居正这次想依靠冯保扳倒高拱。冯保此人虽是宦官，却因为非常受明穆宗的信任，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在当时也是一个实力派。他因高拱没有推荐自己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十分怨恨高拱。张居正得知此事后，便和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高拱。万历元年（1572年），“神宗即位，（冯）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张居正通过冯保的力量，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实现愿望的方式为人所不齿。
张居正掌权后，就开始排斥异己。他曾经“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高）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剔息”。他罢免不称职的官员是出于公心，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他错就错在排斥以前依附过高拱的大臣，这完全是出于私心，想以此树立威信，让其他的大臣都要依附于他。另一件更为出名的事件更能反应这一点，这就是“夺情”之争。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须在家丁忧。服丧期满后，再出来视事，谓之起复。当时改革正在关键时刻，所以张居正不想立刻回去“丁忧”，而是指使自己的同党上书皇帝，请求皇帝批准“夺情起复”。一些大臣得知后，争相上书，以为不可，但张居正并没有听从。对于反对“夺情起复”的官员，他都予以打击报复，“吏部尚书张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遂交章请留，（吴）中行、（赵）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贬有差”。在处理这件事上，张居正完全失去了理智。虽然他沉重打击了自己的反对派，但他同时也得罪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言官，这些人日后成了清算张居正的主力，这可能是张居正所料想不到的。
司礼太监冯保像
通过以上我对张居正三十五年宦海生涯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儒法两家思想在张居正政治谋略中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广结善缘和惟才是用是张居正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而“依法治国”和勾结宦官、排斥异己则是深受法家“权术”思想的影响。在儒法两家思想的结合下，张居正在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将自己的政治谋略发挥到极致，也给后人留下一个复杂的自身形象。他就像历史上一代女皇武则天一样，留下一块无字碑，只待后人去评说。
编辑：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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