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刻书三大系统
书肆即现代的书店或书摊，古代称谓是书坊、书林、书棚，或是书铺、经籍铺，南方还有在船上卖书的，称书船。北京的旧书肆大都设在繁华集市中，在明代以前便粗具规模，比如明朝的北京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朝前市就是商业中心，东城的灯市及西城的城隍庙一带也多设有书肆。当时刻书业有官署刻书，内容类似现在的文件汇编，如吏部有《吏部职掌》、兵部有《大阅录》、礼部有《国朝典汇》等，都是很好的历史资料，但由于过于专业化，不被藏书家喜爱。更多的则是私人印书业，如明代著名刻书作坊汪谅家，曾刻印出不少精美的书籍，书中目录后还有广告性牌记，商业气息已经很浓厚了。清初，北京广安门内慈仁寺每月有定期庙会，商市繁盛，百夜云集，书肆也成一大景观，不少文人士大夫来这里搜访古籍。康熙十八年京城发生大地震后，慈仁寺庙市逐渐衰落，书肆业遂移至隆福寺街、琉璃厂及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内。
　　据说，北京的旧书商分为两大派，一是江西书商派，二是河北书商派。河北书商多是冀州、深县、枣强等地人，隆福寺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当时隆福寺是与琉璃厂齐名的书市街，《北京传统便览》说，那里曾经是“明末至民国时期北京著名书肆集中地。”隆福寺也起源于庙会，清乾隆时期的学者李文藻曾说：“内城隆福寺街，遇会有卖书者”，大概书肆的规模不大，服务也不周到，所以他抱怨：书籍“散佚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到了清末，隆福寺街的书肆已有三十余家，如东雅堂、修文堂、文奎堂、粹雅堂、鸿文阁、文殿阁等。民国以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等高等学府就在附近，时常有学者教授和青年学生来这里买书，他们与书肆的老板和伙计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不光能从那里淘到善本古籍，还得到许多关于版本学的知识。比如郑振铎就在隆福寺的带经堂书店购得明万历刻本《水明楼集》一部，欣喜异常，连称“书运不浅。”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学生们说：“这儿距隆福寺很近，你们应该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懂得的，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那时，无论名气多大的学者都会将书店的掌柜伙计待为上宾，他们之间不单是买卖关系，还是书友和学友，甚至是密友。
　　东安市场的书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发展和活跃起来的。那里地处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北京饭店及协和医院很近，时常有些外籍人士及洋派学者光顾，因此，较多地经营外文书籍，书肆中的现代气息也就比较浓厚。那些洋人离开北京时，常

将拥有的外文书和画册等出售，书店也因此建立起收购业务。例如中原书店经营英、法、德、俄文书籍，春明书店经营日文书籍。很多书店也出售新文化书籍，如现代小说、诗歌集等，还能买到新出版的月刊杂志，而松竹梅书店是为戏曲爱好者服务的，专卖梨园画报、戏剧旬刊。那时人们去书肆并不限于买书淘书，书肆还有着图书馆的作用，读者在书摊长时期阅读，绝不会遭摊主的白眼。在东安市场西街上，有几十家书摊连成一片的书廊，在那里能买到一些打折减价出售的旧书、过时的报刊。
　　西单商场是京城的另一大商场，但书肆却未形成规模，仅有东华、佩文、知行几家书店。此外，北京城还有一些颇有名声的书肆，如杨梅斜街的中华印书局，专营多种小唱本；打磨厂的老二酉堂、宝文堂是刊印私塾用的旧启蒙书和历书的；杨柳青戴联增画分店则以经营民间年画为主，并兼营美术类图书；而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里，则有数家书铺比邻相接，他们专门收进古籍旧书，当日即随行就市售出，因书价低廉，也常有文化人到这里淘书。
北京的民间印刷
　　　　早在辽、金时期，北京就开始出现了民间印刷业，但其规模一直不大。到了明代，随着政府印刷的大规模发展，才有了很快的发展，但还比不上江浙一代的一些城市。
　　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图书文化事业繁荣发达，书铺林立，仅琉璃厂一带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书肆繁集之处。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刷发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宝堂、荣禄堂、文锦堂、文贵堂、文友堂、翰文斋等，都是刻印兼发行的。所刻书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经》、《四书》和启蒙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七言杂字》以及初学书写临摹的字帖等。或者是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缙绅等。这些刻本，不为藏家士大夫所重视，大都行销民间，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很少。
　　老二酉堂：经营时期较长，肆设于琉璃厂路南，刻书很多，行销华北各地。书前封面题刻：京都老二酉堂，或在书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光绪十五年（1835年）刻明伦评《聊斋志异》，朱墨套印，镌刻精审。
　　聚珍堂：主人刘魁武，河北束鹿县人，于同治年间创肆北京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印书很多，而且采用雕版与活字两种技术。《五经》、《四书》用刻版印刷，文学、小说、诗词等作品多用活字排印。聚珍堂所印书籍，版式较小，多在封面题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书经》、《四书章句》、《幼学琼林》以及用木活字排印的《王希廉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济公传》、《聊斋志异》等。聚珍堂本各书，校勘审慎，镌刻清晰，属坊刻本中上乘之作。
　　翰文斋：主人韩心源，河北衡水县人。光绪年间在琉璃厂设肆。属于书林中通晓版本者。祖孙三代从事书肆经营，长达百余年。刻有《蒙古源流》、《元遗山先生全集》、《清秘述闻》、《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樊川全集》、《百宋一廛赋注》等。该店除刻印书籍之外，收集旧版古书，也是主要业务。
北京鸿远堂刻印的《满汉字书经》　　
陶氏五柳居：主人陶正祥，江苏吴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后来以经营书肆为业。后迁寓北京，设书肆于琉璃厂路北。陶氏长于版本鉴定、搜访异书秘本，深受学者、藏书家称赞，刻有《十三经注疏》、《抱朴子》、《太玄经集注》等。
　　在北京的印刷作坊中，还有一家鸿远堂，于乾隆三年（1738年）刻印过《满汉字书经》，是一种汉、满文对照的书。
　　嘉庆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蒙汉图文对照，三节版，上层下层为对照文字，中间是图。收辑了许多当时习用的会话词语，刻印精雅，携带方便。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各族语言的交流，还刻有学习满、蒙、汉文对照的《三合便览》，全书十二册。亦当时坊间刻本。
　　其它印刷作坊也刻有很多书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有《医学入门》等医药书籍。韦氏鉴古堂乾隆间设书肆于琉璃厂刻有《辑宋诗钞》。泰山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有《古文释义新编》、《四书读本》、《续彭公案》。文成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有《升仙传》，二十九年（1903年）刻有《诗经》。龙文阁刻有《日下尊闻录》、《徐氏三种》。文宝堂刻有《唐诗三百首注释》等。荣禄堂以刻卖缙绅全书为主要业务，但也刻了一些其他书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所刻《名法指掌》，刻印清晰悦目。文锦斋刻了一些医药书籍。文贵堂刻了一些五经四书。文友堂刻有《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说》、《中国艺术家徵略》、《明诗纪事》等。文友堂除刊版印书外，以收售旧本书为其经营特点。
　　　　　江浙的民间印刷　　　　　　　　
自南宋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印刷中心，有的印书作坊延续几代而不衰。这一带印刷最集中的是杭州、金陵、苏州、常州、无锡等地。特别是苏州的印刷，在清代有了很快的发展，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印刷地区之一。　
　扫叶山房是苏州印刷历史比较悠久的书坊之一。创设于明代后期，最初设在苏州。主人洞庭席氏。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义，起扫叶山房为肆名。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以及笔记小说、村塾所用经史读本，多达数百余种。至光绪年间，还在上海、汉口等处开设分号，并增添铅、石、影印设备，业务范围逐渐扩大。扫叶山房刻有《十七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印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大金国志》四十卷、《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嘉庆二年（1797年）刻印的《南宋书》六十八卷，世称《四朝别史》；嘉庆五年（1800年）刻印的《唐六典》三十卷、《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吴越备史》四卷、《契丹国志》、等，此时主持刻书的是席世臣。以上各书，字体仍仿汲古阁本，为扁方形。到同、光年间，扫叶山房刻书种类更多，数量更大，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二集附《童蒙四字经》（其它刻本无附《四字经》者）。刻印字画清晰，对儿童学习十分有益。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各书，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刷印。　　清代中叶，苏州书坊刻书以小说为重点。据所见传世本有金阊书业堂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印的《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印的《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附图十六幅、嘉庆十年（1805年）刻印的《英云梦传》八卷；还有金阊书坊黄金屋刻印的《新刻世无匹传奇》四卷，十六回、姑苏聚文堂刻印的《十子全书》、苏州四美堂刻印的《龙图公案》十卷，附图十幅等。　
　道光以后直到清末，苏州的宝兴堂、聚文堂、绿荫堂、文学山房、三经堂等也刻印了不少书。 　　
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设肆于苏州获尤街嘉余坊。刻有《望炊楼丛书》七种，《心矩斋丛书》十种等。又以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书》（亦名《文学山房丛书》共四集）为最著名。绿荫堂刻有《国语》、《瘟疫论》等。　　金陵郑氏奎壁斋在乾隆年间刻印了《四体字法》。到光绪年间书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经》，版销售归金陵富文堂。另外，南京的李光明庄、聚锦堂、德聚堂都刻印了不少书，李光明庄主人李光明，设肆于金陵聚宝门三山街大功坊郭家巷内电线局西首秦状元巷中，并设分肆于状元境口状元阁。所刻各书，前面多印有推广文字的告白启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有的还在刊叶附刻目录。据所刻《书经》刊叶目录所载，李光明庄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书，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启蒙类二十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据传本所见，刻书用两种字体，一是宋体方字，占多数；一是写刻欧体楷书，如刻《益幼杂字》，字体书写秀劲。书版多委金陵唐鲤跃雕镌，旌德李鸿才校字。李光明庄刻印的书籍在当时坊本中是比较好的。而聚锦堂、德聚堂所刻的书，纸墨刊工则不如李氏选择认真。太平天国印刷的《太平救世歌》　　杭州的印刷作坊可考的只有文宝斋、彗空经房、玛瑙经房、景文斋、善书局等几家。刻书内容多为戏曲、小说、佛经、启蒙读物及善书。　　在浙江的绍兴、宁波、余姚、慈溪、嘉兴，江苏的扬州、镇江、常州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印刷作坊。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玉山房等书肆，刻印有《瘟疫论》、《瘟疫条办》等医类书籍。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将南京改为天京。太平天国政府为了印刷自己的宣传品，设有专门的出版、印刷机构，组织了当地的刻版力量，刻印了一大批图书。当地的民间印刷作坊，也多印刷太平天国所规定的书籍，多数为启蒙读物、医书、兵书等，可惜流传下来已不多。　　　　
其他地区的民间印刷
　　　自乾隆年间起，广东的印刷业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书籍的主要产地之一。最初，印刷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后来逐渐发展到广州和佛山。广东的刻工有许多妇女参加，价格较其他地区便宜，因而吸引了不少出版者。苏杭一带的一些书商往往到广东刻版，将版运回当地印刷。各地官员将自己的著作送到广东刻印。在广州，可考的书坊有三元堂、五桂堂、文经堂、善书堂、敬业堂、翰文堂等二十三家。
　　清代中后期，佛山的商业、手工业开始繁荣，印刷也形成一个很大的行业，福建、徽州人也来这里开办纸行和墨行，印刷作坊可考的有二十多家。这里所印的书不但销往内陆各省，也被贩卖到南洋。佛山印书的内容多为通俗小说、日用医书，如《红楼梦》、《群英杰全传》、《慈云走国》、《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达生篇》、《济人良方》等。
　　清代民间印刷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印刷作坊分布较广，几乎所有的省都有一定量的印刷。福建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江西的印刷业主要在金溪县的许湾。山东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聊城、济南等地。陕西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西安、安康等地，安康的来鹿堂从成都请来刻工，先后印刷书籍二百多种。湖北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武昌、汉口、沙市、等地。湖南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长沙、常德等地。四川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德格等地。安徽的印刷业主要在安庆。河南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开封、彰德、郑州、周口等地。奉天（辽宁）的印刷业主要分布在盛京（沈阳）、辽阳等地。云南的印刷业主要在昆明。另外，吉林、山西、甘肃、西藏等省，都有一定数量的印刷，印刷业分布的这样广泛，是过去所没有的。
　　善成堂：为晚清规模较大、刻书较多的书肆之一。总号设在重庆，在成都、南昌、汉口、山东东昌、济南、北京等地设有分号。所刻书也多经史小说之类，行销南北各地，刻印有：《监本书经》、《唐诗三百首补注》、《说唐前传》、《第一才子书》、《幼学故事琼林》等。书前有封面，刊书名、字号和刻书地点等。如《净发须知》封面：京板绣像净发须知，善成堂藏板，这是北京刻本；《礼记》封面刻：渝城善成堂梓行，这是四川刻本；《五柳仙宗》封面刻：东昌善成堂书局藏板，这是山东刻本。有的书不刻刊版地名，如《聊斋志异》封面则只刻：光绪丁亥季冬善成堂镌。版心下方和卷尾刻：善成堂三字。善成堂除自己印书以外，还贩卖其他各家出版书籍。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安徽屯溪菇古堂书坊刻印了唯堂编著的《开眼经》，这是一本四字一句、便于诵记的启蒙读物。
　　总之，清代坊刻事业十分活跃，许多民间大众读物，诸如小说、戏曲、唱本、医方、星占、类书、日用杂字等，多由这些书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间生活、社会风俗习惯的资料，也从这些书中可以找到。虽然书肆多重营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响书品质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但是它在繁荣市场、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清代刻书的三大系统
一、官刻系统
清代的政府刻书，初期主要集中在内府。刻本的字体、版式，大体与经厂本相差不多。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资政要览》，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印的《内则衍义》，都是字大、栏宽，行格疏朗，显然同是明代经厂刻书工匠所承办。
由于明代司礼监刻书存在着版本选择、内容文字校勘不够精审、刻书质量不高的缺点。清代政府改变了由司礼监经管刻书的制度。在宫中武英殿设置修书处，专掌修书、刻书之职。选派翰林院词臣负责管理，并任用博学的词科学士参与编校刻印书籍。另召顾各类工匠担任雕版、刷印、装帧工作。从此，政府刻书主要由武英殿承担。内府刻书便改称武英殿刻书，或称武英殿本、殿本了。虽然内府仍有其它机构也刻印书籍，但武英殿刻书则成为清代中央官刻书的主要代表。
(1)武英殿刻本。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最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后改名武英殿修书处。据《大清会典》记：修书处下分设监造处、校对书籍处。监造处专掌监刻书籍，再分设铜字库、书作、刷印作。校对书籍处负责书籍付印前、后之文字校正工作。康熙初期，武英殿刻书能力尚小，所以采取了宋元时期的作法，发到南方苏州、扬州一带刻版，然后运归武英殿。雍正、乾隆时期，武英殿刻书力量日渐增强，开始大量刻印书籍，而且发展到顶峰，至嘉庆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
清代历朝官刻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刻书的范围很广，内容种类繁多。大致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清代皇帝的著作。清代统治者不但重视藏书、刻书，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读经史之作。因此这类圣训、圣制、御制之书，是必须予以刻印的，还有一些书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编修的，因而冠以钦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这类书籍占有相当的数量。如：顺治十二年刻印的《资政要览》、十三年刻印的《内则衍义》均属这类著作。康熙之后，御纂、御制、敕命之书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刻印库勒纳等奉敕撰《日讲四书解义》、康熙四十二年刻高士奇、宋荦奉敕编《圣祖御制诗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年刻张玉书等奉敕编《圣祖御制文集》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刻《御纂性理精义》、雍正四年刻《御选悦心集》、雍正五年刻王鸿绪等奉敕撰《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雍正六年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骈字类编》、雍正八年刻王顼等奉敕撰《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雍正十二年刻《御录宗镜大纲》、雍正十三年刻《御录经海一滴》等等。乾隆时期，高宗弘历以古文为治，所以御制奉敕之书更多。乾隆四年诏刻《钦定十三经注疏》和《钦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二十一史》，增刻《明史》、《旧唐书》，又辑刻《旧五代史》，是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书由此发展到极盛时期。乾隆当政六十年，所刻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数量浩大。嘉庆时期殿本数量渐减。于嘉庆二年(1797年)刻《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嘉庆三年刻阿桂等奉敕撰《钦定兰州纪略》，嘉庆四年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训》，嘉庆七年刻《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嘉庆二十三年刻托津等奉敕撰《钦定明鉴》等。道光以后至光绪间，武英殿仍司内府刻书，但此类著述已为数极少了。
第二是重刻前朝的各类著作。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对汉族文化传统十分注重，为表彰学术，对前代的经史著作、科学、文学等各类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颁行。武英殿刻书中，这类著作占有不小的比重。除上述汇录乾隆诏命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外，还刻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前代的政书，以及刻印仿宋岳珂《五经》，并重刻经学著作《论语集解注疏》，刊印《补刊通志堂经解》。
第三是方略、纪略著作。清代初期武功鼎盛，每次军事告成，必定编纂成书，纪录始末，称方略或纪略。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史书，而每事又以编年为序，源源本本纪录事情的全部经过。付诸刊行。乾隆时期武功最盛，殿版之中这类书籍以乾隆朝最多。如：康熙四十七年刻印平定噶尔丹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乾隆年间记平定准喀尔部的《平定准噶尔方略》，记平定大小金川的《平定两金川方略》，记平定回族马明心起义的《钦定兰州纪略》，记平定 台湾林爽文起义的《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以及记平定廓尔喀的《钦定廓尔喀纪略》。嘉庆之 后，仍继续刻印这类书籍，如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道光、同治年间的平定捻军起义及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第四是刻印字书、类书、丛书。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加强民族之间的融和，大量编纂汉族、满族、蒙族等各民族文字用书。武英殿刊印了各类字典。其中最著名卷帙浩繁、收录四万八千余汉字的是康熙五十五年刻印的《康熙字典》。
同时，武英殿刻印的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刻印的《渊监类涵》四百五十卷，康熙五十年刻印的《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遗一百一十二卷，康熙六十一年刻印《分类字锦》六十四卷，雍正六年刻印的《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等。比较最著名的是雍正四年以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古今图书集成》按类编排，收录材料极为丰富，多为整段、整篇或整部著作收入书内，因此，大量的宋、元、明古籍，竟借此得到保存与流传。
武英殿除刻印字书、类书外，还刻印丛书。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曾于《永乐大典》 内辑出还没有刻本流传的书籍三百多种，收入到《四库全书》之内。同时，用木活字排印了一百三十八种。由武英殿修书处设聚珍局，承印，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浙江、广 东、福建等省，又据这套丛书予以翻刻。
第五是诗文集的刻印，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印的清帝及廷臣之作《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有唐、宋、元、明诗集之刊印。并刻印有《历代赋汇》、《历代诗余》等著述， 以及《全唐诗》九百卷。
第六是康熙时期任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的天文历象之有关书籍。如：雍正元年刻印的《历律渊源》，内收《历象考成》四十二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律吕正义》五卷，三部著作。
(2)清代内府刻书。除殿版刻本之外，还有扬州诗局承刻的书籍。即殿版图书中，不在武英殿修书处刊刻而交付扬州诗局刻印的，世称扬州诗局本。扬州诗局由曹寅主持。曹寅字子清，一字栋亭，号荔轩，清汉军镶蓝旗人。康熙时历官通政使，两淮盐政，江宁织造。同时主持扬州诗局校勘古籍工作。所印各书校刻俱精。九百卷的《全唐诗》即由扬州诗局刊刻。此外还
明代刻书的三大系统
一、官刻系统
明代的官刻本，又分为中央政府刻本和地方政府刻本两方面：
中央政府刻本，是内府即皇室刻书。大部份是以明朝皇帝名义编著有关政教礼制的书。内府刻书属司礼监掌管，由司礼监的附属机构经厂刻印。成祖永乐年间即开始。最初刻印数量较少，主要是供给内书房学习和大小太监诵读之用。内容多是些经史读本、前代儒家性理道学古籍和明代政令典籍之类的书籍。迁都北京之后，司礼监扩大机构，扩大了刻书范围和数量。经厂内设有中书房，专司代写书籍敕文。中书房的人员，都是从比较聪明、稳重的太监中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应职缮写。写字以赵孟俯字体为师承，所以经厂本刻书大都是赵体字。经厂刻本，每册都钤有广运之宝的印玺 。
经厂本的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且刻有句读。纸墨选用上品，雕印择技术良工，因而成为一代文化艺术的精品。在经厂本的影响下，其它官刻、私刻图书也都精写精刻，刻印水平遂得到提高。但是因为由太监主持工作，学识不高，加之内容校勘不够精审，一般读书人对此类刻书，不太重视。
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院、都察院等机构也都刻书。特别是礼部、兵部、工部，刻书较多。钦天监专掌天象、历法，除刻有《天文刻》之外，每年都要印行《大统历日》。太医院是为宫廷服务的最高医疗机构，曾刻印了《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大明律真引》等书籍。
第三，明代的国子监也是官方刻书的重要机构。南京国子监大量地接收宋元两代遗留的版片，以及元代各路儒学所刻书版，继续刷印。对于一些残缺不全、字迹漫患的旧版，进行修补或重刻、新刻。南京国子监从嘉靖以后对史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刻。北京国子监刻书较南监少。据《国子监通志》、《国子监续志》记载，北监刻书大约有八十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的刻印。前者刻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后者刻于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四年。明代国子监所藏版片基本都已付印，总计约三百多种。加上重刻、新刻、翻印的数字在内，会大大超过这个数量。明代国子监刻书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然而，明朝的监本，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因为版片来源复杂，有些书又经过一再补修，造成书籍形式很难达到统一，加之校勘不精，刻书内容顺序颠倒、字体不一，以及漏字、漏文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书籍的质量。
地方政府刻本。明代的地方官刻，则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书籍。很多府县都刊刻本地方志。各地儒学、书院、监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在明代的官刻本中值得注意的是藩府刻书。明代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把王室子孙封到各地为王。他们之中有的人比较好学 ，喜欢校书、刻书，又因为藩府刻书多数以宫廷赏赐的宋元版本作为底本，所以质量较高。如：永乐年间周藩定王，封于河南开封，刻有《普济方》医书。版式为四周双边，版心上刻字数，下刻刻工姓名，小题上刻有花鱼尾，颇有元代遗风。其它如辽藩、晋藩、秦藩、蜀藩、益 藩、鲁藩、宁藩、潞藩、徽藩、衡藩、楚藩、唐藩、宁藩、郑藩、襄藩等都有校刻书籍的成果。成化二十年唐藩刻《文选》；正德五年楚藩刻《刘向新序》；嘉靖十三年秦藩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以宋代建安黄善夫本为底本，与私人刻书家震泽王延哲所刻同出一源，镌刻极为精审，可视为藩府本中的代表作；嘉靖十四年徽藩崇古书院刻《锦秀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嘉靖四年晋藩刻《文选》六十卷；嘉靖十六年晋藩刻元苏天爵《元文类》；嘉靖十七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四十一卷；嘉靖二十年蜀藩刻《栾城集》；嘉靖三十年徽藩刻《词林摘艳》，写体上版，书法流畅自然，为藩刻中之佳作；嘉靖四十三年益藩刻《论语集注》、《孟子》，《孟子》书前有序，序末有大明嘉靖甲子岁孟春吉旦益藩阜平府敬所乐善堂重刊题记。此外，嘉靖间鲁藩刻《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别旨一卷；辽藩刻《梁昭明太子文集》，《东垣十书》十九卷；万历十二年衡藩刻《胥台先生集》；万历三十年襄藩刻《宗藩训典》；以及万历间郑藩刻《乐律全书》四十八卷。直至明代末期藩府刻书仍在继续。如崇祯七年潞王刻《古音正宗》和《新刻述古书法纂》、《古今宗藩懿行考》等等。明代藩府刻书，历时悠久，品类多、数量大、质量高。在官刻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后代藏书家所珍视。
二、私刻系统
初期刻本种类不太多，印数也比较少，流传至今的更为稀有。明太祖洪武年间的私人刻书有洪武十年浦江郑济郑洧等人刻印的宋濂《宋学士文粹》十卷。十七年新喻付若川辑刻的《付与砺文集》。三十一年蔡伯庸刻的《高季迪赋姑苏杂咏》一卷。宣德七年周思德刻《道德经讲义》。
明代中期之后，私人刻书日渐兴盛。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发展很快。涌现出众多的私人刻书家。私人刻书家往往又是著名藏书家，有丰富的藏书为依据，书源多，而且本人也学识渊博。刻书态度比较认真严肃。此时出版的翻宋、仿宋刻书热潮，就是首先由私家发起而延及官刻、坊刻的，并且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推广到全国。不仅刻书数量增多，而且推出了不 少佳品。明代后期，雕版印刷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私人刻书风气越加浓烈，而且以各种不同形式编刻出版物。如专门搜集刻印古籍秘本；自刻家集；选辑诗、文附加评点；类编旧书章句等等。发展到万历年间最为活跃，刻书数量最多。
明朝自洪武到崇祯，统治二百七十六年，在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共刻印有多少家刻本，已经很难考查清楚。今选择比较著名的私人刻书家及其主要刻本摘要举例如下：
江阴朱承爵。正德十六年刻唐杜牧《樊川诗集》及《浣花集》等。
游明。明正德九年举人，景泰二年进士，天顺年间曾于福建任职。曾翻刻元代中统刻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录》二卷。为 明代初期私家刻本最为精美的代表。
江阴涂祯。于明弘治十四年仿宋刻印九行本汉桓宽撰《盐铁论》十卷。为清代翻刻 该书的主要底本依据。
昆山叶氏绿竹堂。隆庆六年刻《陶谷清异录》十卷，隆庆五年刻《云仙 杂记》十卷。行书写刻，极为精美。卷尾题有玉峰叶氏绿竹堂中绣梓印行双行十二字。
金台汪谅。嘉靖四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该书据黄善夫《史记》 影刻。
震泽王延哲。嘉靖六年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
吴县袁氏嘉趣堂。嘉靖十二年刻《大戴礼记》十三卷，嘉靖十四年刻《世说新语》三卷，嘉靖二十八年仿宋刻张之纲《文选六臣注》六十卷。
福建汪文盛。嘉靖二十八年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 以及《五代史记》七十四卷等。
余姚闻人铨。嘉靖十八年刻《旧唐书》二百卷。
顾春世德堂。嘉靖十二年刻《六子全书》、《老子道德经》二卷，《华南真经》十卷，《冲虚至德经》八卷，《荀子》二十卷，《新纂门目五臣注》，《杨子法言》十卷，《中说》十卷。嘉靖十三年刻《王子年拾遗》十卷。
徐时泰东雅堂。刻宋廖莹中世彩堂本《韩昌黎集》四十卷。
吴县郭云鹏济美堂。嘉靖二十二年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三十卷，嘉靖三十八年刻《曹子建集》十卷，《河东先生集》四十三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 卷，后序一卷。
苏献可通津草堂。嘉靖三十八年刻王充《论衡》三十卷，《韩诗外传》十卷。
晁氏宝文堂，嘉靖十三年刻《昭德新论》三卷，晁冲之《兴茨集》一卷，嘉靖 二十五年刻晁说之《晁氏客语》一卷，《晁氏儒语》一卷，《晁回道院要集》三卷，《法 藏碎金》十卷。
浙江钱塘洪氏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六种，收入较多宋元人短篇小说，对小说史 研究极有帮助。分别为《雨窗》、《款枕》、《陡航》、《长灯》、《解闲》、《醒梦》。该书传世很少，只有其中零种流传，如北京大学收藏有《款枕》、《雨窗》二种。此外，洪还刻有《路史》、《唐诗纪事》、《绘事指蒙》，以及据宋本翻刻的《新编分类夷坚志》等 书。
王世贞。嘉靖年间进士。刻有《乔庄简公集》、《皇明盛事》、《唐世说新语》、《凤州 山人四部稿》等。
张佳胤双柏堂。嘉靖年间进士。刻有《越绝书》、《华阳国志》、《天目先生集》、《居 来先生集》等。
浙江鄞县范钦。嘉靖间进士。刻有《范钦奏议》、《天一阁集》、《范氏奇书二十一种》 、《天一阁帖八种》、《司马温公稽古录》等。
明代后期，私人刻书越加繁荣兴盛。以万历时期刻书最为丰富。如：
顾起纶顾起经奇字斋。万历元年刻自编《国雅》二十卷、《续国雅》四卷，附《国品》，以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等。顾氏刻书常于书后附刻姓名里氏表。将一部书的写勘、雕梓、刻印、装潢等各项环节工作的参加人员一一列出姓名、籍贯。表现了明代私人刻书家的严肃认真态度。如《国雅》卷二十末附：梓授：吴郡顾植、顾贤、罗监、张氏、方之 善；同邑何钥、何氏、施云、何钊、邵植、王伯才；笔授：吴郡顾环、施云、侯愚、家产子顾相、戴卿、朱漠。附有姚咨题记：校是编者周天球、童佩、朱在明、俞渊、叶之芳、成淳、从子道瀚、子祖源、祖河、祖汉皆余也。题记后有万历元年顾起纶覆校识语。《国雅品 》末有勾吴武陵郡奇字斋新雕双行写刻牌记。
徽州吴勉学师古斋。万历期间刻有《五经》、《四书》、《资治通鉴》、《古今医统正脉》 、《二十二子》等。
吴管西爽堂。刻有《古唐诗纪》、《山海经》、《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等书。
浙江钱塘胡文焕。刻有《会文堂琴谱》、《古器具名》、《学诗会选》、《格致丛书》等等 。
汪廷讷环翠堂。刻有《坐隐先生精订草堂诗余》、《汪廷讷坐隐图》、《人镜阳秋》，以及杂剧《环翠堂精订五种曲》。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坐隐先生订答谱》八卷。
冯梦祯快雪堂。万历年间进士，刻有《大唐新语》、《陶敬节集注》、《先秦诸子合编》等 。
李之藻。万历间进士，刻有《左传补注》、《三事忠告》、《江湖长翁集》以及《泰西水法》、《天学初函》等有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
徐 火勃 红雨楼。刻《唐欧阳先生集》、《幔亭集》、《焦山古鼎考》等。
张溥。崇祯年间进士。刻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定名贤奏议》等书。
曹学。万历间进士。刻有《唐黄御史集》、《欧阳四门集》、《大明一统名胜志》、《五 灯会元》、《仓石历代诗选》等著作。
此外，以铜活字印书著名的安国桂坡馆、华燧会通馆等也以雕版技术刻印书籍。
明代后期影响较大的私人刻书家毛晋。毛晋，字子晋，原名凤苞，号潜在，虞山人。室名有汲古阁、缘君亭、世美堂、载德堂、笃素居、读礼斋、续古草庐等等。以汲古阁和缘君亭最著名。毛氏一生对刻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家中拥有藏书八万四千多册。自明末到清初四十多年间，刻书共有六百余种，流传广远。毛晋自青年时期即喜爱刻书印书。于天启年间刻印了《续补高僧传》、《剑南诗稿》、《神农本草经注疏》以及《三家宫词》、《极玄集》等宗教、医学、诗文集等几类书籍。崇祯年间是他刻书最为兴盛时期。刻书种类多，数量大。如：崇祯元年刻《唐人选唐诗八种》、《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崇祯二年刻《群芳赏玩》；崇祯三年刻《津逮秘书》，五年刻《室普斋四刻》，七年刻《确庵文集》，八年刻《弃草诗集》，十一年刻《元人十种 诗》， 十二年刻《重刻历体略》，十六年刻《明僧弘秀集》，以及自崇祯元年到十七年刻成了两部巨著《十三经注疏》 和《十七史》。此外，还刻有《文选李注》、《六十种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大型丛书和古代名著。毛氏刻书，于版心下方都刻上汲古阁或绿君亭室名。入清之后，毛晋的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散佚版片，修补刻印已有书籍。其刻书印书，有自家特定的纸 张，每年到江西定造用纸。薄的叫毛边，厚的名毛太。这一名称到现在仍然沿用着。
毛氏不仅自己刻书，还代别人刻书印书。如代张溥刻过《南史》、《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代钱谦益刻《列朝诗集》；代张潜刻《苏门六君子文粹》；代冯班刻《冯定远全集》。毛晋不仅刻书，而且也抄书。他发明影抄技术，不惜高价，收求宋元秘本，精心影抄，保存古书的原始面貌s，使许多古籍珍本借此得以流传。毛钞既因此得名。
由于毛晋刻书价格低廉。所以流传很广，影响颇大。直到清代中叶，毛氏刻书活动才逐渐衰落。嘉庆年间，仍然有人用遗存的汲古阁书版在刻印书籍。现在许多藏书机构都能找到汲古 阁的刻本。
毛晋去世后，他所收藏的宋元善本归给泰州季沧苇所有，后又转归昆山徐干学传世楼。许多 书版，也都流散四方。《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归了席氏扫叶山房；《唐人集》、《六十家词》归常熟邵氏；《八唐人诗》归了山东赵秋谷；《陆放翁集》归常熟张氏；《十元人集》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词苑英华》归扬州商家；《说文解字》归苏州钱氏。还有些书版被毁弃。叶德辉《书林清语》记：毛氏后人不知爱惜，竞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 茶吃了。
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它介乎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这在当时封建制度时期，无疑是一种迈向进步发展 的倾向。是对印刷出版事业的一种有力促进。
三、坊刻系统
明代的坊刻书，初期也是沿着元代风气发展下来的。其中有些是元代的老书坊。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一切沿元代遗风。嘉靖之后，湖州、歙州的刻书工艺急剧发达，于万历崇祯年间上述地区的刻工多向南京、苏州一带移居，因此，南京、苏州、常熟等地方的书坊刻书盛极一时。自永乐以后建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刻书事业日渐繁荣。坊间刻书也迅速发展起来。可见明代坊刻分布地区极为广泛。他们刻书种类很多，有医书、科举用书、小类书等。有些书坊多刻戏曲、小说、杂剧、小说的评点本以及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些著作，这些书籍今天已被视为优秀的古本书了。
兹将比较发达地区的书坊及其主要刻书摘录如下：
(1)建阳地区。建阳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事业最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的书坊刻书仍以建阳为最盛。
明代初期，著名书坊如：勤有堂、尊德书堂、敬善书堂、清江书堂、进德书堂、慎独斋、归仁斋等，历史悠久，刻书时间长。所刻书籍有：皇庆年间余志安勤有堂刻《杜诗》；宣德九年尊德堂刻《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十卷，该书为两节版，上节刻附音释，字体颇似元刻；宣德六年清江书堂刻宋陈彭年撰《广韵》五卷；正德六年杨氏清江书堂刻《新增补相剪灯新话大全》，版式为上图下文，书末刻有清江书堂杨氏重校刊行，书林正已詹吾孟简图相三行题字；嘉靖三十二年杨氏还刻印了《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杨氏刻书开创了初期刻印小说图文并举之先河。
正德嘉靖间刻书较多的书坊有刘洪的慎独斋。曾刻有《文献通考》、《山堂考索》、《十七史详节》、《通鉴钢目》等大部头著作。刘氏所刻书，版式字体仍类似元代刻本。此外，杨氏归仁斋也为明代刻书数量较多的坊肆之一。刻有《事文类聚》、《通鉴前编》、《通鉴续编》、《大明一统志》等书。
万历以后，建阳书坊刻印小说、故事，百科大全等民间读物日渐增多。书坊主人时常自编自刻，由话本演变成为小说后，又经增补缀编为演义之类的书籍。如：万历年间余文台双峰书堂刻印《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书林熊大木编刻《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等。杨氏清白书堂于天启年间刻印《七种争奇》及《新刻一札三奇》，书内收录名人尺牍，是为写信参考之范本。崇祯年间存志堂刻《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投笔记》、刻《张侗初先生汇编四民便用注释札柬五杂云》、《王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
此外，种德书堂刻印了《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八十一难经》等医学书 籍，为民间医生提供参考读物。
(2)金陵书坊。金陵是古代历史名城，现在南京的旧称。明太祖定都金陵，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刻书事业发展比较早。自万历至崇祯年间，坊刻盛行一时。加之湖州、歙县刻工为开辟新领域而转聚到此，更促进了金陵雕版事业的发展。
金陵著名的书坊很多，如唐姓的富春堂、广庆堂、世德堂、文林阁；周姓的万卷楼、大业 堂；陈氏的继志斋等。
富春堂主人唐对溪，刻书很多。万历元年刻《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十卷；万历五年刻《校注释园证蔡伯》三卷；《新刻出像音注点板徐孝克孝义祝发记》二卷，版心下刻有富春堂三字，卷端下刻书坊对溪富春堂。《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二卷，卷端下题金陵书坊富春堂梓。万历十五年刻《新刻增补全像评林烈女传》八卷，以及《绨袍记》四卷等。富春堂曾刻过一部《绣刻演剧十本》，是将十种戏曲合刻在一起的小丛书。该书流传较少，仅有零种传世。
唐氏世德堂刻过《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校注拜月亭记》二卷，明高濂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二卷，明吴世美撰《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校注惊鸿记题评》二卷，明沈采撰《新刊重订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世记》二卷，明汤显祖撰《新锲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萧记题评》二卷、《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二十卷一百二十回等等。世德堂刻书，常留有金陵唐氏世德堂梓行、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建业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锲等题记。
此外，金陵唐氏广庆堂主人唐振吾刻有《新刻出相音释点校东方朔偷桃记》二卷，《新刻出相点校八义环杯记》二卷，《新刻出相点校宵光记》二卷。文林阁主人唐锦池刻有《新刻全像观音鱼蓝记》二卷，《新刻牡丹亭还魂记》四卷、《新刻金像易鞋记》二卷、《重校古荆钗记》二卷、《重校绣襦记》二卷、《图绘宗彝》四卷、《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十二 卷。
万历年间金陵著名书坊还有陈氏继志斋。刻印有元马致远撰《新镌半夜雷轰福碑杂剧》一卷。明高明撰《重校琵琶记》四卷，明高明撰《重校玉簪记》二卷，《重校韩夫人红记》二 卷。继志斋刻书，常在封面、目录后、卷后等部位留有：继志斋藏版、秣陵陈大来校录 、秣陵陈大来校梓等题字。
周氏书坊有万卷楼万历三十四年刻《新镌全像海刚锋先生居官公案》四卷、七十一回。在卷端下题;晋人羲斋李春芒编次、金陵万卷楼虚舟生镌;。大业堂刻《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八卷。卷端下题姑苏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周氏大业堂校订。万历二十一年刻《新镌翰林考证历朝故事统宗》十卷。该书每卷首有冠图 一幅。
长春堂于万历间刻《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人瑞堂崇祯四年刻《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八卷四十回。汇锦堂刻《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金陵书坊李澄源刻《金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
(3)杭州书坊。杭州旧称临安，是南宋政府所在地，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十分 发达。不但刻书多，而且刻本精良，技艺上乘。元明以来，由于苏、徽等地刻书迅速发展，杭州的盛况已逐步被取代。所以明初期的坊间刻书传本已不多见。比较著名的书坊主要有容与堂，刻书最多且有流传。容与堂的刻本有：元施惠撰、明李贽评《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明高明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二卷，明张凤翼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 二卷，《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等戏曲小说的李氏评点本。容与堂刻书，多在版心、卷端等处，刻上容与堂三字或虎林容与堂梓、容与堂藏版等。
其它书坊刻本有：武林人文聚刻杨尔曾撰《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三十回。该书封面题武林人文聚藏版。武林藏珠馆刻《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版心下刻藏珠馆三字。
明代杭州可考的书坊还有文会堂、更生斋、冯念祖卧龙山房、段景亭读书坊、徐象檀曼山馆等，这些坊家也都有刻书流传。如段氏读书坊刻有《孔子家语注》、《杨子法言注》、《关尹子注》、《五经纂注》、《徐文长文集》、《昭代经济言》等。徐象檀曼山馆刻《古诗选》九种，《国朝献征录》、《东坡先生尺牍》、《五言律祖》、《玉堂丛话》等。
(4)北京书坊。北京自明永乐建立都城之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坊间刻书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正阳门、宣武门琉璃厂一带地区，书铺林立。比较著名的书坊不少，刻书也比较多。如永顺书堂、岳家书坊、金台汪谅、铁匠胡同的叶氏书铺 等等。
岳家书坊于弘治十一年刻印《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五 卷。
永顺书堂刻书是北京明代早期书坊之一。过去传世不多见，六十年代在明代墓葬内**了永顺堂刻印的十二册唱本和传奇。如刻有《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全相莺歌孝义记》等等。
金台汪谅刻书最多。嘉靖元年刻印《文选注》。于该书目录后附刻鬻书广告、刻书牌记：金台书铺汪谅，现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古今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广告所列目录如下：
翻刻司马迁《正义注解史记》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选》一部。
翻刻黄鹤解注《杜诗》一部。
翻刻千家注《苏诗》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机微义》一部。
翻刻《五经直解》一部，刘寅进士注。
以上俱宋元版。
重刻《名贤丛话诗林广记》一部。
重刻《韩诗外传》一部，十卷(韩婴集)。
重刻《潜夫论》、汉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遗音大全》一部。
重刻《仙神奇秘谱》一部。
重刻《诗对押韵》一部。
重刻《孝经注疏》一册。
以上俱古版。
目录末题：;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板校正新刊。
从所开列鬻书目录，可以看到汪氏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很注重选择较好的底本，多据宋元版、古版翻刻、重刻。因此汪氏刻书，受到后人称赞。如《史记》另据宋黄善夫刻未翻雕。曾有人将其广告撤去，充作元刊。汪谅刻书传世已不多见，仅见《史记》、《仙神奇秘谱》、《集千家注杜诗》、《文选注》等几部书籍有所流传。
此外，宣武门铁匠胡同叶氏书铺刻有《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该书蓝印本，半叶十行，版式宽大，卷末刻有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刊行麒麟为记一行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