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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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事商业贸易的行商坐贩们，为了使顾客了解自己经营行业的属类，宣传自己所经营商品的特点，以广招徕；同时也为了便于和同行之间展开竞争，便必须借助于某种宣传方式，于是就形成了市、商特有的民俗标志。这种市商标志主要可以分成诉诸视觉的招牌（即“幌子”）和诉诸听觉的“市声”两大类。

市声，顾名思义，即是在商业贸易活动中通过某种声响效果以达到招徕顾客的目的，其中又分成为两类：一为“叫声”，一为“代声”。

叫声，又称吟叫、歌叫，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叫卖声、吆喝声。由于缺少典籍的记载，我们已难以确考古代的“叫声”起于何时，但可以推想，商业贸易活动自从摆脱了原始的自然交易形式后，开始带有私有的营利性质，这种叫卖吆喝之声便也随之应运而生了。到了宋代，一方面由于都市的繁荣和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出现了许多专门记叙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笔记，于是我们才开始看到有关“叫声”的记载，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条，写当时京师中每日交五更，做各种买卖的便都趁朝入市，其中“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又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一节，用极详细的笔墨，逐一列出当时杭城市中所卖诸物：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沙戏儿。春冬扑卖玉栅小毬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毬、快行胡女儿沙戏、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毬、香鼓儿等物。夏秋多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樨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细巧笼仗、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及四时景物，预行扑卖，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玩游人看了，无不哂笑。又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有白须老儿看亲箭（提手加度）闹盘卖糖。有标竿十般卖糖，效学京师古本十般糖。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又有经纪人担瑜石钉铰金装架儿，共十架，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寿安坊卖十色沙团。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卖蚫螺滴酥，观桥大街卖豆儿糕、轻饧。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使五色纸袋儿盛之。通江桥卖雪泡豆儿、水荔枝膏。中瓦子前卖十色糖，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

最后说，这些卖物者“亦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

那么，这种吆喝声给听者的感觉如何呢？这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那些小行商小坐贩们，绝大多数都非来自殷富之家，他们靠着做小本生意的微薄利润以养家糊口，无论是隆冬、下雨刮风，都不能间断其工作，其中的景况常常是凄苦的。情动于中，声发于外，所以其吆喝声常给人以一种凄切悲苦的感觉。宋代诗人范成大曾作有七绝三首，题目就叫《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诗云：

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

忧渴焦山业海深，贪渠刃蜜坐成禽。一身冒雪浑家暖，汝不能诗替汝吟。

啼号开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劳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块亦何心。

第三首中把叫卖之声称为“啼号”，说它是跟“冻雀饥鸦”一样的声音，并指出“求售之声甚苦”的原因，是因为穷人为了活着，必须不停地辛劳工作。现代作家周作人在他的《夜读抄·〈一岁货声〉之余》一文中有一段话，可视作范诗的补充：

……我只记得章太炎先生居东京的时候，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凉？”……章先生的批评实在不错，那卖“纳豆”的在清早冷风中在小巷里叫唤，等候吃早饭的人出来买她一两把，而一把草苞的纳豆也就只值一个半铜元罢了，所以这确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着一个小儿，假如真是言为心声，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无怪的了。

但在另一方面，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货卖声还有它动听引人的一面。卖物时吆喝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招徕顾客，这就决定了吆喝声的两大特点：一是声音必须响亮，以让较远的人或在室内的人也都能听到；二是吆喝时有一定的腔调，听起来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性。为与其音调相配合，有时还在“正文”之外另加上许多的“衬字”，这就是宋高承所撰《事物纪原》一书中所说的“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写有《临安春雨初霁》一诗，其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二句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后人赞此句者都说它写活了我国江南城市的春景，非常细致贴切。但如果能联系当时卖花人吟叫的具体情景来看，则当能有更深的体会。《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回仪卫》条有这样的记载：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日丽风和的暮春季节，奼紫嫣红的各色鲜花和清奇可听的歌叫之声相互映发，确实是极美的景象。又南宋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记正月十五夜：

……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即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值，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

市井商贩竟可以进入宫廷卖货，其条件之一就是要“善歌叫”；而妃嫔内人们以数倍的价钱争买其物以致有的商贩“一夕至富”，恐怕那此起彼落、悦耳动人的歌叫之声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都说明，做买卖时讲究吆喝的技巧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蔚成风气；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赏爱提倡，也进一步推动了“歌叫”技术的不断发展。

叫卖声在古代作为一种有声有辞的口头“广告”，其声韵部分由于难以用文字记录保留下来，故我们今天已难知其详（当然我们可以以今度古，用“活的资料”——即今天市井间的各种叫卖之声——来推想当日情景之一二）。至于其语辞部分，则可以从古代的笔记著作中找到一些片段的记载。如明末王季重《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载：“卖饮食者邀诃（吆喝）：'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清光绪年间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叫卖曰：'冰胡儿！’”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叫卖曰：'老鸡头，才下河！’”

    以上所载，都是吆喝之声中较简单者。清代光绪年间，有自署为“闲园鞠农”者，

编著有《一岁货声》（又名《燕市货声》）一书，是书共分十八节，依次为：除夕、元旦、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月、腊月、通年、不时、商贩、工艺、铺肆。”是研究“市声”乃至研究传统市商民俗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下面将其中所录各种叫卖声之较有特色者，略引几例。如“除夕”一节中记卖荸荠果的唱曰：

荸荠果来呀，好吃来又好剥哇。

同一节中记卖硬面饽饽的唱曰：

硬面唵，饽啊饽饽。

“三月”一节中记卖盆罐的唱曰：

卖小盆呕，卖小罐呕。喂猫的浅呕，舀水的罐呕。澄浆的盆啊嚆…（笔者按：文后小点不是省略号，而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余韵”，下同。）

“五月”一节中记卖桃的唱曰：

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

“五月”一节中记卖桃的唱曰：

喝了水的来，蜜桃来喴……一汪水的大蜜桃。酸来肉来，还又换来。玛瑙红的蜜桃来噎哎…块儿大，瓤儿就多，错认的蜜蜂儿去搭窝，亚赛过通州的小凉船儿来哎，一个大，一个大，一个大的钱来。

“七月”一节中记卖花生的唱曰：

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

“八月”一节中记卖水果的唱曰：

今日是几来，十三四来。您不买我这沙果苹果闻香的果来哎，二百的四十来。

最后一节“铺肆”记粥铺卖粥的唱曰：

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绿豆的饭咧。

不难看出，以上所引的叫卖吆喝之声，尤其是最后一例，已经是声辞繁富，需要吆喝者掌握相当的技巧才能胜任。

让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两宋时代。前面说到，由于商业贸易的发达，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做买卖时讲究吆喝“歌叫”之声在当时已蔚成风气，其声辞越来越富于节奏变化，因而到后来，竟对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这种歌叫之声为当时的口头说唱艺人所摹拟，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成为一种很受听众（观众）欢迎的伎艺，这在当时不少典籍中都有所记载，如《事物记原》卷九“博弈嬉戏部”之“吟叫”条载：

嘉祐末，仁宗上仙，自帝即位，至此殆五十年，天下稔于丰乐，不意邦国凶变之事，而英宗谅阴不言，能昭其功。然四海方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其本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买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叫也。

《梦粱录》卷二十“妓乐”条云：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

南宋耐得翁《都城记胜·瓦舍众伎》云：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市井间及京师瓦舍中的说唱艺人摹仿各种叫卖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伎艺，称为“吟叫”、“叫果子”或“叫声”。这种叫声已属于一定的宫调，以击鼓或敲盏掌握节拍，且有加引子和不加引子两种唱法。据《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载，南宋时有吟叫艺人的专门团体“律华社”；同书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载，当时因善于“吟叫”而闻名一时的艺人有姜阿得、钟胜、吴百四、潘善寿、苏阿黑、余庆等人，《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也提到有因善“叫果子”而著称的文八娘。

吆喝歌叫之声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之二是：宋元词曲中的不少词牌、曲牌，都是采纳了这种市声经加工而成的。宋元词曲的每一词调或曲调，在其创制之初，调名（即词牌或曲牌）与内容都是相一致的。其中有一部分，即是一些身居民间的乐工歌伎，受了当时流行于市井间的卖物之声的启发，经过加工变化，将其定型化、声律化，逐渐发展为“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某一词调或曲调。例如：

[货郎儿]：南北曲皆有[货郎儿]，明末清初沈自晋作《南词新谱》，将其列入“附录引子”之中。北曲中正宫、仙吕均有[货郎儿]，正宫、南宫又有[转调货郎儿]，中吕还有[货郎儿犯]，都是[货郎儿]的变体。元杂剧《风雨像生货郎旦》第四折连用九首[转调货郎儿]，故又称[九转货郎儿]，此调起源于民间流动小商贩的叫卖声。《元典章》五十七“禁弄蛇虫唱货郎儿”条，也以“在都（大都，今北京）唱琵琶词、货郎儿等，聚集人众，充塞街市，男女相混”而禁止演出。

[卖花声]：词牌名，亦即[浪淘沙]；北曲曲牌中亦有[卖花声]，亦即[升平乐]，明朱权编《太和正音谱》列其于中吕。前面所引《东京梦华录》中曾提到当时京师“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宋代词人王季夷[夜行船]词中也有“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之句，可见当时各种鲜花的叫卖之声十分丰富多彩、婉转悦耳。词牌曲牌中的[卖花声]当即是采卖花的歌叫之声加工而成。

此外，北曲曲牌中的[叫声]、[芙蓉花]、[石榴花]、[红芍药]、[山丹花]、[黄蔷薇]；南曲曲牌中的[包子令]、[蔷薇花]、[柰子花]、[好花儿]、[石竹花]、[菊花新]等，也都可能与叫卖声有关。

最后再说说“代声”。

所谓“代声”是指以其它物器音响来代替叫卖的一种市商民俗标记。清道光年间笔记《韵鹤轩杂著》卷上（作者佚名）中载：

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为记号。修脚者所摇折叠凳，曰“对君坐”；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医家所摇铜铁圈，曰“虎撑”；星家所敲小铜锣，曰“报君知”；磨镜者持铁片，曰“惊闺”；锡匠所持铁器，曰“闹街”；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卖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卖闺房杂货者所摇，曰“唤娇娘”；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

清代民间艺人所绘《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如第一幅《剃头图》释画文云：

此中国（笔者按：指京师）剃头之图（也）。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手执“唤头”，串走胡同。每到大街，将挑放地，等来往之人刮脸、打辫子、剃头，方便之至。

文中道出剃头者所用的响器叫“唤头”。第五幅《修脚图》释画文云：

此中国修脚之图也。每日间手持竹板，名曰“对君作（坐）”。长街游走，竹板一响，便知修脚的来。如遇修脚之人，二人对座，将脚搁在膝盖上，用小小刀割取脚上鸡眼，取其行路平稳。庙场必有。

此则说修脚者所持的竹板，叫“对君坐”。第五十六幅《串铃卖药图》释画文云：

此中国串铃卖药之图也。其人系江湖之土郎中，徽［微］通医数，明点药性，口有佞才，即往各省游艺，一手持串铃摇动，一[手持招牌上写药名]不等；看病时，目视其色，言能变化，尚带卖药，无非求衣食也。

此则说卖药者所用的响器，叫“串铃”。又近代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于1933年编有《故都市乐图考》一书。这里的“市乐”，即本文中所说的“代声”。全书的序云：

北京一城，因为有数百年建都的关系，所以极富于美术性，有许多地方可以表现出来：比方以最新而极普通人力车论，由日本流入中国，到上海已五六十年，而仍为一极平常之黄包车，到北京不过二三十年，车之姿式已变了很多：电灯、脚铃、车把、车围、脚蹬、扶手等等，无处不力求美观。即托泥板一物，镂铜者、珐琅者，种种不一，岂非富于美术性之明证乎？沿街肩担贸易之小贩，尤足表现之。其叫卖之声，俗名为吆喝，所发腔调等于歌唱，有板有眼，有快有慢，宛转悠扬，悦耳动听；且有时有白有唱，与戏曲无异，诚非他处所可比拟。如卖烧饼油炸果、江米凉糕、爱窝窝等等之声，较快之板也；卖江米灌馅甑尔糕、果子干、玫瑰枣等等之声，较慢之板也；切西瓜零售者等等，则吆喝时有唱白之分矣。如“好高的瓤儿，两个大，两个大钱儿来！”乃唱也；如“吃吧，俩大一块呀!”乃白也。再如粥铺之叫卖喝粥及油炸果，则往往有成套之词句，以上所举，尽系普通之叫卖声。尚有许多小贩自己特别编成大套词句者，又属例外。至各庙会卖香面等物者，则皆有成章，词句若干套，句句有韵，均与词曲尤异，必须背熟，方能叫卖，则与唱歌毫无分别矣。余曾将北平小贩何时售何物，由元旦起至除夕止，依时归纳，辑成一书，名曰《北京货声》，但仍系有字无声，盖欲传其声，非以五线谱之法谱之不为功也。

以上所论，系关于人声叫卖者，其有恐嗓音不足，不能达深院之听者，则利用一种乐器以作代表，统名之曰换头，此图所绘者是也。久居北京者，一听其声，便知其所售之物，盖习惯也。其所用乐器在八音中，以金、革为多，取其声宏，能达远听；竹、木次之，丝最少；匏、土、石三种几不见。因此等物器，出声不宏大也。吾故特将瓦盆、水瓢、琉璃喇叭三种绘入，以实八音之名，识者定必笑其牵强多事矣。绘成之后，吾无以名之，即名之曰《故都市乐图考》焉。

这篇序言，几乎通篇都是在专论中国传统的“市声”。序的前一节论“市声”中的“叫声”，且云自己“曾将北平小贩何时售何物，由元旦起至除夕止，依时归纳，辑成一书，名曰《北京货声》”，那么这应该是和《一岁货声》性质十分相近的一本专记传统“叫声”的著作，但此书迄未得见。后一节说“关于人声叫卖者，其有恐嗓音不足，不能达深院之听者，则利用一种乐器以作代表，统名之曰换头”，这就是“市声”中的“代声”。作者将自己搜辑到的北京的“代声”编为一书，命名为《故都市乐图考》。

《故都市乐图考》共收集老北京买卖行业中用作“代声”的各种响器共四十余种，分别是：贾铎（卖油者）、锣（卖吹糖人者）、锣（耍猴者）、锣和小锣（耍傀儡者）、糖锣（卖糖者）、糖锣（卖耍货者）、糖锣（卖豌豆糕者）、铴（卖冰糖子者）、铴（小炉匠）、钲（卖香油者）、铜点（卖卜者）、云锣（卖针线栏杆者）、铁拍板（磨刀剪者）、串铃（卖扇子者）、口琴（卖口琴者）、簧（理发匠）、小铜角（磨剪磨刀者）、冰盏（卖酸梅汤者）、虎撑子（卖药者）、钉尺（钉鞋小贩）、铜摇鼓（卖灯油小贩）、琉璃喇叭（卖布登登儿者）、三弦（卖卜者）、笛（卖卜者）、报君知（卖卜者）、乍板（修脚者）、匏（卖椰瓢等小贩）、盆（卖盆者）、饧箫（卖糖小贩）、鼓（卖卜者）、小鼓（打鼓的）、大鼗（卖布小贩）、小鼗（卖布者）、鼗（卖杂货小贩）、鼓钹（跑旱船者）、梆（卖油小贩）、小梆（卖艾窝窝者）、小梆（卖甑尔糕者）、聂兜姜（耍耗子者）小梆（卖烧饼油炸果者）。每则有图两幅：一行业者形象图，一响器图，图下配以文字考释。如“锣（卖吹糖人者）”一则的文字考释曰：

以大麦糖，用口吹为各种形式之玩物，名曰吹糖人的。此其所用之唤头，俗名锣，即清朝《禾辞·桑歌》乐所用之锣。按《大清会典》：锣，范铜，面平，径一尺三寸。与此极相合。清朝所用铜质乐器，与锣形式相似者颇多，但名目不同。如：中间隆起如沤者，大名铜鼓，小名铜点；无沤者大名金，小名钲。盖名为锣者，只此一种。按此与汉魏以后之钲亦有相当关系。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概括出卖物时“代声”的运用，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其声音务求清脆响亮，以使一定范围内的买客都能闻知，这一点是和“叫声”一致的。二是除极个别吹奏声作代声（如卖玩具喇叭的）外，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打击声，如敲鼓、敲锣、打木梆、打竹板、摇铃、摇串铁等。三是根据所从事的行业或所卖物品的种类不同，用作“代声”的器物在某一地区大都约定俗成、相对固定，如货郎用摇鼓（即所谓“货郎鼓”），江湖郎中卖药者用串铃，剃头者用响铁器等，这样在买客一方，只要一闻其声，便能立知其所卖为何物。四是用作“代声”的器物，大都有一个很形象的、能说明其性质功用的名称，如“对君坐”、“唤头”、“惊闺”、“厨房晓”、“唤娇娘”等。此外，在卖物过程中，有时“叫声”和“代声”还常常同时并用，如《水浒》七十四回写燕青扮做山东货郎，“一手拈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