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林先生原名劳祖德，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以为“天恩祖德，承受不起”，后来为《读书》写文章，便借用了女儿的名字，从此，谷林作为读书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地标，让人心仪和景仰。
谷林先生给人写信，署的是他的本名：劳祖德。我与学者止庵兄谈起老人的时候，止庵兄也是尊称他为劳先生。谷林先生生于 1919 年 12月 12 日，九十岁的时候去世，这一天是 2009 年的 1 月 9 日。
谷林先生著作不是很多，只有《情趣·知识·襟怀》《书边杂写》《答客问》《淡墨痕》《书简三叠》等几种，并且都是薄薄的小册，如果加上他整理的五卷本的《郑孝胥日记》，也实在不能算多，这一方面是他写得少，一方面则是他注重自己的文字质量，出手的都是珠玑精品，没有水分，全是经得起储藏的干货，产量自然就有限。
止庵兄说老人的文章好处就是“有感而发”，我想这也是他的作品少而精的原因。尽管作品不多，老人的读者却不逊色那些畅销书，老人的书是常销书，喜欢读的人群都是真正的爱书人和文化人，这些人的书架上都是货真价实的真东西，谷老的书被郑重摆放在其中，就说明了一本好书不能以厚薄来论，一个作者的知名与否也不能以著作多与寡来区分。
那些能传下来的书，那些能留下名让人记得的人，像历史上的《论语》《老子》《庄子》，字数很少，但谁能够轻视它们的作者呢。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喜欢谷林先生的文章，像姜德明、扬之水、陈原等，尤其是止庵，他的眼光和口味很“毒”，最喜爱的作家就有谷林。黄成勇也是不折不扣的“谷迷”，他主事《书友》时，每期都登一篇谷林的文章，甚至书简，在读书人心中刮起一阵旋风，争相阅读和剪贴。南京书痴董宁文在这些文章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后集中弄出一本《淡墨痕》，总算圆了读书人的梦，堪称美谈。
谷林先生曾给我寄赠过《书边杂写》《答客问》《淡墨痕》《书简三叠》和冯亦代的《书人书事》。每本书都钤章题字，有的还作题跋，怕印泥弄污书页，每每还要附上一小张白纸遮住印章。在《书边杂写》扉页，老人题道：“零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接袁滨先生惠函，索此旧作，厚承错爱，惟有愧汗。” 《答客问》是简单的一句话：“敬奉袁滨先生粲正甲申秋日 祖德寄自北京”。《淡墨痕》更简洁：“袁滨兄教正 谷林自北京 五年四月”。……
从这些赠书看出，我确实给老人添了不少麻烦，索要著作，这对八十多岁的老人多少是一种负担，想起来很惭愧。我还收存有谷林先生给我的二十多封信，刚开始通信的时候他称呼我为“先生”，后来就亲切地称我为“滨兄”了。2002 年我给谷林先生寄去我的一本小书《草云集》，这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联系。先生很快就写了信来，字迹工整、隽秀，写在裁成长条的有点硬的那种白纸上，看得出老人的认真和细心，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袁滨先生：
本月七日收到您从淄博寄赠的大作《草云集》，深为感谢，适有一点杂事，没有立即奉复，十分抱歉。您认识很多作家，例如为尊著作序的王稼句，介绍您与张阿泉联系的龚明德等。却不知道这三位中是哪位介绍您送给我这本书的。您勤奋读书，文章写得紧凑简短，读后便提出问题和意见来论议，很有益处，当博一日千里的进步。您大概比张阿泉更为年轻，实在可喜。不知道有无机会能在电视频道中见到您的丰采。此复，再致谢意，并祝撰祺！
劳祖德 上（谷林是我的笔名）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老人这封信写于他生日的前日，信中猜测是谁介绍我寄书给他的，其实他说的那三位都没有给我说过谷林的地址，我是在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的，我寄书原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得到回音，尽管先生谦称自己“没有立即奉复”，但相隔四天就回信的速度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也是够快了。
先生还猜想我可能像张阿泉一样是做主持型的记者，期望能看见我。我当时在电视台做的是编导工作，我们的节目也没有上星，不像省级电视台都是卫星传送，他不可能看到我。
我何尝不想拜访老人呢，这个愿望在两年后方才实现，那时候他还住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一个大院里。我是和张阿泉一起造访的。那是2004 年的冬天，北方下了第一场大雪。我们先在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购书，那天下午的时间很充足，张阿泉说谷林就住在附近，提议去看望一下。
我们去的时候，先生正在窗口写字台前写字，那是后院里一座红砖旧楼的底层，我们敲了敲窗子，老人很吃惊，张阿泉来采访过，老人已经熟悉，我们走进正面的楼道里，即使在白天这里面的光线也显得有些暗，看出条件不很好。
先生出门迎接我们，把我们让到房子的里间。他的住所陈设很简单，外间是两个老式书橱，排满了书。里间靠墙也摞着书，还有两张单人小床，窗前是一张旧写字桌，油漆也掉了，擦得发亮，周围的墙壁有些发灰，真的是有年头了。
先生后来搬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宿舍，那里的情形我没有去过，可能要好一点吧。有一年去北京本想再去拜访的，但我在姜德明先生处听说老人神情上有些迟钝，有时候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却光着，女儿回家后发现问他，竟然不知道。我听了很黯然，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8 年春天在南京，我听董宁文兄说，他刚去看望了谷林，样子还蛮好的，只是行动慢，老人上了年纪，都那样的吧，就又后悔没有去北京看先生。在我的记忆中，谷林慈眉善目，很温和，因为已经通信认识，所以没有陌生感。他一口宁波话，听起来也很洪亮，并不难懂，个别地方听不清楚，他就慢声细语再重复一遍。我们谈书谈人，也谈我和阿泉来北京的目的和见闻。老人说刚给我寄了《书边杂写》，你到家就收到了。
老人寄信寄书，从来不挂号，他说给北京的谭宗远平信寄了书，就丢了，对方要求他挂号，他没有听，还是照样寄平信。老人的做事风格就是这样，固执中有一份天真。阿泉在老人与我谈话的空隙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阿泉拍得很细，连谷林写字桌的空镜头也不放过。我与谷林先生在书桌前合影，又到外间的书橱前合影，回来后我把照片寄去，老人来信说， “惠寄合影三帧，已于昨日收到，足下英姿挺秀，鄙人只有倚玉树而临风之乐焉”。当时他的老伴也在场，可惜我疏忽了她老人家，没有和他们伉俪一起合影，每次念及，都十分后悔，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我们告别时，老人一直送到前院的大门口，并且指着传达室说，你们寄的书信都是从这里取的。他站在那里目送我们，那身影深深印在脑海里，久久难忘。也是这次的北京之行，成全了我与阿泉的一次美好合作，我们商定要为先生的《答客问》做个评论专版，约稿名单是我和阿泉在北京的宿舍里再三斟酌定下的，钟叔河、扬之水、王稼句、龚明德、薛冰、陈学勇等都应约写了稿子，后来《清泉》整版推出，效果很好。
但谷林先生在做这件事上并不支持，当初因为许多被邀请者手里没有《答客问》，需要老人为之寄书，他来信说：“顷接十九日'鸡毛信’，深出意表，附下'约稿人员’，皆一代名家，惜素未通问，不敢唐突韩荆州，借以自炫，故违命办理。”有此原因，就有多位接受约稿的不能如约写出文章。
尽管如此，我还是陆续把约到的稿子转寄给他过目，老人的兴致还不错，有一次他说：“随信寄下评介九篇（连同你的“弁言”共总十件）都已一起拜读。因为午刻始从收发处取得，吃了午饭放下碗筷才细看，结果放弃了午寐，搞得十分疲累。你一一打印，自然尤费时力，不胜感谢。”专版大约是在一年多后刊发的，谷林先生为此专门写信称：
吾兄为此大费心机，劳累不浅，忆您曾在组稿之初来信嘱我向您约稿对象寄出此书样本，弟当时因约写诸君均非素识，如迳投样书，曲求吹嘘，未免脸面上过不去，遂未遵命，为吾兄拘成困难，今日回思，更觉不安。读此专版，修笺道谢，再致谢忱。
老人这一解释，一目了然，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非常满意这个评论专版，后来他为我的书写序，还专门提到此事，说“两整版的对此书的评介，妙极了！逐篇都有令我感激的鼓舞”。我们原本就是想为他做一点实在的事情，目的达到了，自然心里是高兴的。我也因此加深了与老人的感情，老人说“袁滨是我的亲密书友，也是我的冤家对头”，这话是很见意味的。
先生对我的写作也多关爱和鼓励，我的《盈水诗草》印出，寄了一册求教，老人很快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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