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中国实学研究会、韩国实学研究会、日本实学研究会编著的《影响东亚的99位实学思想家》（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年版）。为配合第14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拟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的召开，我们特选该书有关内容，以飨读者。正如本书序言指出的：中国实学作为儒学的一种重要思潮，也随着儒学传统进入了东亚各国特别是韩国和日本，对其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韩日三国实学研究会联合出版这本书，既是为了解决三国各自的社会问题，更是为了促进三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建构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东方现代化文化模式；这种东亚文化共识的建设，也是我们三国实学研究会为三国和平发展努力的一种尝试。
“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困知记》
罗钦顺是明中叶著名的气论思想家，中国古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罗钦顺（1465～1547），江西泰和县西冈村人。因触犯到朝廷宦官刘瑾，被削职为民。刘瑾被诛杀后，罗钦顺又返朝为官。63岁时告老还乡，居家20余年，专心研究，著作有《困知记》等。
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万物的生长规律，万民的生活准则，人事的成败得失，都是气运行的结果。气是运动的，往来、升降、阖辟等都是气的运动形态。理就是气之理，“理气为一物”。气的有秩序地运转即所谓“理”，不能把理看成是主宰气的理（理在气上）。他从自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和人伦的层面把“理”还原回归到万事万物之中、人伦日用之中以及人性的知、情、欲之中。相对于程朱理学之“虚”而言，罗钦顺使“理”有了“实”的基础。
人物一理，人为万物中的一物，故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人心作为虚灵的本体，本无不该。由于我之私、物之蔽，而明于近、暗于远，故需要通过格物，开其蔽、去其私，使心体通明、内外一贯。
以存心为始，以尽心、穷理为极。人和天地万物都同出于一个本体。人和物都是“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气之理为一，性的来源是气之理。人和物形成以后，则是千差万别、万殊不一的，人有人的性，物有物的性。这就是“理一分殊”的道理。
在心学兴盛之际，罗钦顺由衷地感叹过:“古人实学今谁讲。”这句话本身也透露出他对实学的向往。他提出政失妖兴、虐政召灾的著名理论及建立善政的种种主张；在经济上要求宽征裕民和平赋薄赋；在政治上提出了“官德”之说，以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同时重视学校教育，强调学校教化功用。他非常欣赏“安静之吏”，“安静之吏之有益于人家国也审矣”。安静之吏，不滋事，不扰民，有长远的眼光，能考虑到久远的利益。德治的关键是要“格正君心”。帝王修德，政治就会清明，德治就能推行。士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随时省察，平日存养是人生修养中所必须的，而且修身养性是终身的事业，“参养是学者的终身事”。要摆脱富贵贫贱、功名利禄的缠绕，“有志于道者，必透得富贵功名两关，然后可得而入”。
罗钦顺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曾经偶遇一老僧，问其“怎么才能成佛？”那老僧以禅语答说：“佛在庭前柏树子。”后来反复研读儒家经籍，认为佛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以灵觉为至道”，是“有见于心，无见于性”，只看到心的作用，没有看到性的实在性，否定了天地万物、人伦社会的存在。他认为，宋以来的“心学”这一点与佛禅相似，都是“局于内而遗于外”，忽视对外在的事物之理的追求。
罗钦顺批评佛学及阳明心学，他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革新与修正来维护正统理学。在“心学”席卷之下，钦顺宛如中流砥柱，依然坚守程朱理学，故被时人目为“宋学中坚”。
罗钦顺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颇为著名的一位学者黄佐在其所著的《原理》一书，大量引用了罗钦顺的论述。有些学者呼吁要为罗钦顺建立庙堂加以供奉。罗钦顺的《困知记》是先传至韩国而流传于朝鲜时代，再由朝鲜传至日本，流传于德川时代，深深影响朝鲜时代与德川时代的朱子学。藉由德川时代藤原惺窝、林罗山、贝原益轩三位朱子学者对罗钦顺思想的受容，显示罗钦顺的“理气为一物”也对日本朱子学者产生偌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罗钦顺：《困知记》，阎韬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林月惠：《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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