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史地】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重读宿白先生《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
▶ 本文原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9.6）；引用论文，请以原文为准。
【摘 要】：宿白先生以大体比定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魏书·序纪》，推定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达茂旗墓群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的遗迹。40年来,考古界循此探索，方兴未艾，确定的南迁遗迹越来越多。本文以文献史料为反证，认为，完工、扎赉诺尔、达茂旗墓群是否是拓跋鲜卑的遗迹，或遗迹的“标本”，尚須论证；而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越来越多的所谓南迁遗迹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
1977年宿白先生发表《东北内蒙地区的鲜卑遗迹》[1]42-54，梳理解放以后各地发现的鲜卑遗迹和与鲜卑有关的遗迹，将大体比定的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做了初步辑录。其所论内容之一，为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据宿白先生研究：嘎仙洞—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和达尔罕茂明安旗（百灵庙）东北方宿白先生此项成果，开创了四十年来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一大热点课题，方兴未艾①。2007年孙危博士综合相关考古成果说：依据本书拓跋鲜卑的长期研究，可将其完整的迁徙路线描述出来。这条路线为：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2]74拓跋鲜卑南迁路线上的站点，在一千八百多年后能如此精密地复原出来，的确令人震撼。《东北史地》2012年第1期发表的倪润安博士的《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说：在解读文献的余地越来越小、越来越难的情况下，考古资料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关于拓跋鲜卑南迁的路线的主要观点，正是依靠考古资料推定出来的。相比其他意见，考古资料提供了起点、中间点、终点这样比较完整的路线链条，而且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中间点也更加密集起来。因此，对于路线这样实证性强的论题，经过考古资料加以辨析和检验，要比片段文献的推论更有说服力。[3]31-36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却少有反响。对于文献史料极为稀缺的早期拓跋鲜卑来说，出现如此丰富的反映其社会生活风貌的考古文化资料，应该如获至宝，像鸵鸟那样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绝非科学正确的态度。作为一个涉足拓跋鲜卑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我觉得有责任也有必要对此做认真的审视和探讨，倘若这些考古成果符合客观历史，当然要充分吸纳，丰富自己的研究；如果有疑问，也应该提出来，供考古界同仁参考。本文试做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指正。拓跋鲜卑南迁路线的研究，宿白先生是最早的开拓者，对此项研究的审视，还应该从宿先生的论文开始。宿白先生的《东北、内蒙古地区鲜卑遗迹》发表于《文物》杂志1977年第5期，问世当始我就已经拜读，并深深折服。文章第一次将墓葬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结合进行研究，令人眼界大开，在当时的北方民族历史和考古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确实起到了如林沄先生所说的“凿破鸿蒙”的作用。米文平曾说，宿先生此文所附“鲜卑遗迹分布图”，在大兴安岭北段圈定“拓跋鲜卑”原始游牧地，嘎仙洞正在其中。受此指引，他开始在嘎仙洞寻找李敞所刻祝词，最终得以成功。而我本人，也受宿先生文字的启示，开始思考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探讨呼伦贝尔时期拓跋鲜卑的社会发展，著成了相关论文。宿先生研究的开创之功，不可没。宿先生论文发表四十多年来，相关考古学研究获得了巨大发展；史学研究，包括拓跋鲜卑史的研究，也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由于时代和总体研究水平的限制，开创性的作品，往往并不完善。今天，当我们带着探索拓跋南迁问题，再一次重读宿先生这篇论文时，有了新的认识。宿先生的立论，其唯一的文献史料是《魏书·序纪》。据云：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 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 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4]1-2他们的原始游牧地区应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拓跋祖先自东北向西南迁移，先抵完工附近，遇阻沼泽而西及扎赉诺尔，可知完工墓群早于扎赉诺尔墓群。其中扎赉诺尔墓群也成为宿先生后续研究中，将某个考古遗存“比定”为拓跋鲜卑的基准和“标本”。在此基础上，宿白先生以《魏书·序纪》所叙诘汾即位，在献帝领导下南迁，经九阻八难，始居匈奴故地云云作为文献史料依据，通过与扎赉诺尔所代表的拓跋鲜卑考古文化进行“大体比定”，确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存，以及集宁北土木尔台车站西南的二兰虎沟和达茂旗（百灵庙）东北方两墓群，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过程中留下的遗存，从而勾画了拓跋鲜卑南迁的大体轨迹。以文献史料为依据，确定扎赉诺尔墓群为拓跋鲜卑的遗存，再以此为基础，选择南迁路线上的杨家营子、二兰虎沟、百灵庙东北的墓群和遗存作“比定”，确定他们是拓跋南迁过程中的遗迹。宿白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无疑是正确和合适的。在论证过程中，他始终贯彻两个基本点，一是文献史料的依据，二是考古文化的“比定”。考古学，我是外行，器物排队比定等等，我没有资格置喙。历史文献乃史学领域之事，所以我只能从文献史料角度对此进行考察。宿先生说“鲜卑早期的资料极感缺乏，即使北魏迁洛以后的事迹，也不完备”，所以《东北、内蒙古地区鲜卑遗迹》一文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就只有上述《魏书·序纪》一百五十字的记载。早期拓跋鲜卑的文献史料极其稀少是事实，但是不是只有这不足150字？不是的。历史文献资料，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证据，也为我们作结论设置了界限。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陈垣先生反复强调要“竭泽而渔”，不仅是因为只有做到这一步，研究的结论才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因为，只有做到这一步，才有可能避免由于反证的出现，而使我们的结论面临被推翻的尴尬境地。宿白先生在研究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时，受当时总体研究水平的限制，没有注意到许多相关史料，结果他所作出的结论遇到了有力的反证而无法自圆其说。原始游牧地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 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诺尔发现的墓群，大约似乎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里，厥土昏冥沮洳”（《魏书·帝纪·序纪》）前后的遗迹，完工在呼伦池之东，扎赉诺尔在池之北，“南迁大泽方千里”的大泽，应是呼伦池，池东都难迄今尚有面积广阔的沼泽（沮洳）区域。拓跋祖先自东北向西南迁徙，先抵完工附近，遇沼泽而西及扎赉诺尔，可知完工墓群早于扎赉诺尔。宿先生所定拓跋鲜卑的原始游牧地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与马长寿先生1962年出版的《乌桓与鲜卑》所作判断完全相同 [5]238-239 。1980年嘎仙洞发现李敞所刻祝词，证明了马先生、宿先生的观点完全正确。根据这一地理坐标，宿先生关于拓跋鲜卑南迁“大泽方千里”是呼伦池的结论，平实、合理，也是确凿不移的推断。虽仍有否定意见出现，却都是既没有史料，也不见论证，仅以“可疑”作定论，横生枝节，曲为之说。但是，拓跋宣帝推寅率领族人南迁至呼伦湖是历史事实，并不能因此认定，完工和扎赉诺尔墓群是拓跋鲜卑的遗存。宿先生的逻辑推理缺少一个大前提。他不仅要证明拓跋鲜卑来到了呼伦池草原，还必须证明，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其他人群生活。因为只有在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够让人信服，仅有的两项考古发现完工和扎赉诺尔，是拓跋氏南迁大泽留下的遗存。缺少了这个大前提，宿先生的推论从形式上逻辑上看，是站不住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1962年翦伯赞先生在他的历史散文名著中写道：呼伦贝草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这块“最好的牧场”，在拓跋鲜卑到来以前，绝无可能荒无人烟。《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6]2891。按，《后汉书·东夷夫余传》，夫余“地方二千里，本秽地也”，“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7]2810-2811。秽貉之西是匈奴，不知耕作，牧羊。大兴安岭两侧生态迥异，古代是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民族和嫩江流域及以东营农耕渔猎民族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图集》正是以大兴安岭为界，岭东注记秽貉、夫余，岭西呼伦贝尔草原为匈奴，这里是匈奴某个左方王将的驻牧之地，怎么可能荒无人烟？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 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拓拔氏，后改为长孙氏。 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 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 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 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 七族之兴，自此始也。[4]3005-3006对于拓跋鲜卑史上这著名的七分国人，赵万里《汉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所载《奚智墓志》提供了重要的解读线索：故徵士奚君讳智字淟筹者，恒州樊氏山郭 山浑人也。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中古迁移，分领部众，遂因所居，改为达奚氏焉……[8]图207以《官氏志》所载，结合《奚智墓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献帝诸兄弟“因所居”而得姓。据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纥骨、乙旃为高车部落[9]9,23。普氏乃匈奴卜氏，达奚、伊娄不明，要皆与纥骨、乙旃、普氏等皆拓跋之异族。拓跋部七分部众，使兄弟分别成为诸部的酋帅，是将拓跋部内部之异族人群分拨出来，另组部落，而总隶于本部，组成部落集团。七分国人之举，乃拓跋鲜卑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有着丰富的内涵，我已著文作详细探讨。[10]在这里只想指出，拓跋推寅南迁呼伦贝尔草原时，有大量匈奴、高车等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和发展水平的人群同时生活在这块丰美的草原上。《官氏志》反映了最终的结局，它们被拓跋鲜卑所吞并，并成为拓跋鲜卑集团之臣民。而从宣帝推寅至第二推寅献帝邻的七世100余年间，它们与拓跋鲜卑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已经无法知晓。 当我们根据《魏书·官氏志》所提供的证据，揭示出比《序纪》更详细和真实的历史面貌时，宿白先生的一些结论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第一、呼伦贝尔草原发现的完工和扎赉诺尔两处墓群，如果是拓跋邻南迁匈奴故地前夕七分国人时的遗存，那么它们都可以是属于拓跋鲜卑的考古文化。但它们属于拓跋鲜卑“八国”之中哪一部？是拓跋本部，还是出于匈奴的普氏、出于高车的纥骨氏、乙旃氏？这仅有的两处墓地，谁能作为拓跋鲜卑文化的代表，成为判断其他遗迹是否是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样板”？必须有进一步的论证。第二、倘若完工、扎赉诺尔墓群的时代早于“七分国人”，那么，它们是拓跋鲜卑还是独立的匈奴、高车部牧人的遗存？在没有任何资料作证的情况下，更难确指，更需要证据和论证。第三、所谓拓跋鲜卑先抵完工，再到扎赉诺尔，属于拓跋鲜卑的两个发展阶段，在呼伦湖草原只有拓跋一族在任性游牧迁徙，完全是主观想象。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根据以上文献史料所提供的反证，仅仅凭借《序纪》中“南迁大泽方千里”的记载，便将扎赉诺尔墓群推定为拓跋鲜卑文化遗存的“标本”，都是站不住脚的。拓跋鲜卑自呼伦湖出发南迁匈奴故地，宿白先生从考古学上比定其第一站是南杨家营子遗迹。《魏书·帝纪·序纪》论拓跋祖先迁移大泽之后，历七世，至诘汾（圣武帝）时，又“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自呼伦池向南是广阔的内蒙古高原并“山谷”，也不必经历“九难八阻”，只有略转东南，进（入）大兴安岭中段以南，才与记载相符，恰好在大兴安岭南段东侧辽河支流乌尔木伦河流域发现了和扎赉诺尔墓群极为相似的遗迹。这就是巴林右旗南杨家营子居住址和墓葬遗存。宿文又引《序纪》诘汾“南移……于是欲止”，“历年乃出”云云，说：大约是指在巴林左旗一带留了一段，没有长期居住，这和此处遗迹并不丰富的情况相符。宿白先生的思路，仍是首先以《魏书·序纪》所给出的条件，肯定南杨家营子遗址在拓跋鲜卑南迁路线之上，作为最坚实的文献史料依据，然后将扎赉诺尔这一拓跋鲜卑考古文化的“标本”与南杨家营子出土器物作考古学比定，二者“极为相似”，从而得出南杨家营子为拓跋南迁遗址的结论。《序纪》明确记载，拓跋氏南迁，遭遇九难八阻，“历年乃出”，是说经历了整年的时间。因为停留整年时间，便在拓跋先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记忆，透露其南迁是一个在短期内持续进行的过程。历史文献在这方面也留下了资料，可以证明南迁是在短时期内完成。史料一：《三国志·乌丸鲜卑传》裴注引王沈《魏书》记公元166年，檀石槐分东、中、西三部，并列举其中著名的大人，其中西部大人有“推演”者。自马长寿先生以后，学界一般都同意，此推演即推寅，第二献帝邻。换句话说，当公元170年左右檀石槐分东、中、西三部时，推寅必须已到达“匈奴故地”。史料二：上引《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南迁前夕“时帝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当是时诘汾已经成年，可以继位为酋长，而邻已经“衰老”。史料三：《魏书·序纪》所载与力微有关的三个纪年。“岁在庚子，力微元年”，是年为曹魏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力微继其父诘汾为拓跋酋帅。力微42年，魏景元三年，公元248年，“遣子沙漠汗入曹魏为质”。最后是力微“享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以黄初元年即位，享国五十八年，卒于晋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上推104年，力微当生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如果以诘汾18岁生长子匹孤，那么他33岁生力微，78岁去世。考虑到其子力微104岁，诘汾享年78岁是不会使人奇怪的。由220年上推78岁，诘汾生年当在143年或略晚一些时候。当公元166年檀石槐分三部时，诘汾年龄在24岁左右，其父邻即第二推寅大约五六十岁。《序纪》称其“时年衰老”不为过分。这与檀石槐西部大人推寅在时间上恰好相当。[11]这一结论建立在上述3条史料5个信息点的基础之上，并满足了这3条史料所界定的要求，且误差不会超过10年。因为拓跋氏必须在166年以前到达匈奴故地。若是太早，诘汾尚未成年，邻也不得称为“衰老”；若晚于166年，第二推寅就不可能名列西部大人，也就证实黄烈先生的主张，推演不是推寅。②此证拓跋鲜卑在南迁途中耗费的时间，不过一二，或二三年。其实从呼伦贝尔到五原郡边外匈奴故地，路途并不遥远。明孝宗弘治年间，据《明孝宗实录》弘治十二年五月乙丑，兵部奏“北虏部落往年春过河未久，即趋东北驴驹河住牧过夏”[12]2643。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兵部再奏“往年小王子部落冰冻则西入河套，河开则东过大同……”[12]3057云云。可证蒙古中兴之君达延汗率部二三十万人“每年秋冬南迁河套住牧，开春渡河北上克鲁伦河一带过夏，实际上是以大部落集团，在大范围内作定期游牧。”[13]197由鄂尔多斯高原到克鲁伦河（该河水注入呼伦湖）一年可以走来回。无怪拓跋部在翻越兴安岭时遭遇九难八阻，“历年乃出”，会在拓跋先民中留下深刻的记忆。首先，仅仅一两年停留时间，拓跋鲜卑不可能在这里形成如此之多的遗存，此其一。问题二，宿先生比较分析，南杨家营子墓葬与扎赉诺尔墓葬在木棺、殉牲、陶器、骨器、铁器等的变化以后指出：从总的数量上比较，南杨家营子墓群的随葬品不如扎赉诺尔丰富，但从它的制作（如陶器、骨器）和反映的问题（如骨纺轮和铁工具），可以看出拓跋部这时期的经济生活比扎赉诺尔墓群时期又有了发展。这个发展，反映在墓群制度上，不仅贫富差别明显，男女分工的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扎赉诺尔墓群中的母子合葬，这里改变成小孩附葬到男人墓，很明显，南杨家营子时期母系权势已大被削弱，父系的权威树立起来了。……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邻近的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这是拓跋部进入较高级的部落联盟阶段还较为发展的新情况。我们大段援引宿先生对考古资料所作的分析，只想指出，南杨家营子墓群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阶段与扎赉诺尔差异之大，绝非一两年甚至数十年所能够形成。当然，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即扎赉诺尔墓群并非拓跋鲜卑南迁前夕的遗存，但是在呼伦湖地区找到更晚，更接近南杨家营子墓群文化面貌的遗存以前，这种比较是无法将南杨家营子墓葬推定为拓跋鲜卑南迁遗存的。宿白先生在推定南杨家营子为拓跋鲜卑遗迹以后接着说，拓跋鲜卑“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匈奴故地，应是漠南匈奴始祖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内蒙古河套以东的乌兰察布盟曾发现两处较大的墓群，一处位于集宁土木尔台车站西南的二兰虎沟，一处位于达尔罕茂明安旗（百灵庙）东北方。……两墓群的葬式、头向与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相同，随葬器物也多相似，甚至相同。这些情况可以证明二兰虎沟和达尔罕茂明安旗联合营的墓群是拓跋西迁，进入内蒙古草原初期的遗迹。其逻辑思路和论证方法亦是在肯定文献史料所云“匈奴故地”的基础上，将器物与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的比照。这一节的关键问题是“匈奴故地”究竟在哪里？是否在河套以东，包括土木尔台？而拓跋西迁当时，这一地区有没有拓跋氏的立足之地？宿白先生关于“匈奴故地，应是漠南匈奴始祖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云云，匈奴故地应是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当然不错，但这块匈奴故地何以在“河套东部一带”，却没有作任何论证，像这样的关键问题，不作论证，仅凭主观猜想便下断语，是不具说服力的。不过倘若仅仅《魏书·序纪》这一条材料，对于“河套东部一带”的猜想，即使人们存疑，也无法推翻。不幸的是，有力的反证具在。关于“匈奴故地”，史籍所指有两种含义，一是王沈《魏书》檀石槐发迹立国“兵马甚盛，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此段文字，为《后汉书·鲜卑传》沿袭。这是将匈奴全盛时所达到的范围全部定义为“匈奴故地”。但是按这种说法，呼伦贝尔草原本身就是“匈奴故地”，不用迁徙。因而《魏书·序纪》之“匈奴故地”，显然与之不同，属于另一种含义，是指冒顿崛起以前的匈奴部落最早驻牧之地。（稒阳）北出石门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14]1620这是文献史料最早涉及头曼时期匈奴地理的史料。王先谦作《汉书补注》云：匈奴故地之核心部分在河套顶端阴山以北草原，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目前学界虽然还有许多不同说法，但都是没有任何史料支撑和认真讨论的主观演绎。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6]2889东胡之西界，据燕将秦开破东胡置上谷、右北平等五郡判断，应在赵代郡和上谷之间，即后世所谓“濡源”，由此向西千里，据《日知录·里》，先秦千里约当今600里，那么匈奴之东界应在东经110度附近，今包头市达茂旗一带。[11]而土木尔台是东经113度。[17]宿白先生所拟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遗迹的土木尔台遗存，属于匈奴、东胡间的弃地，头曼及冒顿单于即位的匈奴故地极东边不可能到达这里。其次，撇开对“匈奴故地”界定，土木尔台地区在东汉末年也没有拓跋鲜卑的立足之地。据王沈《魏书》，“檀石槐既立，乃立庭于高柳北三百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18]。两汉高柳，地望确切，今山西阳高（高柳）。其北三百里之弹汗山是今内蒙古兴和之大青山，山势突兀壮观，颇有王者气象，啜仇水是流经大青山下之东洋河。学界对此无异议。今集宁西北之土木尔台，在兴和大青山西北，直北偏西1度，直线距离约一百公里，应在檀石槐直辖之牧地范围之内，不可能有西部二十余邑大人之一推演的立足之地。宿白先生认为百灵庙墓群属于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的遗迹。这里正在匈奴头曼冒顿时牧地的范围之内，在地域上可以成立；而土木尔台墓群则站不住脚。这一点，宿先生自己也表示了犹豫，他在文字的结尾处说：这两处遗迹，从年代和分布方位等方面观察也可能是《后汉书·鲜卑传》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所记檀石槐讫轲比能时期东部鲜卑的遗迹。显示了学者的谨慎态度。只是将百灵庙墓群归于东部鲜卑也并不合适。至于后来的研究，仅仅关注器物的排队赫尔比定，完全不考虑文献史料所反映的当时诸部牧地的实际情况，将林西之苏泗汰、商都之东大井、察右后旗之三道湾统统纳入拓跋鲜卑南迁之匈奴故地范围，涉及今锡林郭勒和赤峰市。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匈奴故地，应是今内蒙古阴山以北包括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草原在内的广大地区”。[19]由此将拓跋鲜卑南迁之地扩大到整个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草原。但如此设定“匈奴故地”，前所未见，且像宿白先生一样，没有拿出任何证据，也没有一词论证。事实上，文献方面不仅找不到任何根据，且有人所共知、确凿不移的反证。按《三国志·鲜卑传》裴注引王沈《魏书》云，檀石槐崛起汉患之，桓帝时使匈奴中将张奂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齐印绶，即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拒不肯受，寇抄滋甚。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馀、濊貊为东部，二十馀邑，其大人曰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馀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馀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19]今内蒙古阴山以北包括乌兰察布、锡林郭勒草原还有昭乌达草原的广大地区，东汉属于辽西、渔阳、右北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七郡边外的漠南草原。若与王沈《魏书》檀石槐东、中、西三部诸大人的领地相比照，三部六十余邑，除去位于漠北，位于辽东和朔方以西诸郡边外者，推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驻牧于这一地区。王沈所引十二位大帅，至少也应该有一半称雄于这一地区。现在这些强大部落的领地被划为“匈奴故地”，从此成了拓跋南迁后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再就拓跋鲜卑自身力量而言，不错，一百多年以后建立了北魏王朝，辉煌灿烂，占据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是它南迁“匈奴故地”的当时，第二推寅充其量只是檀石槐统治下12位大帅之一，实力并不出众，一直默默无闻。后来遭“西部大人”的进攻，“国民离散”，一度归附窦宾，成为没鹿回部的附庸。直至公元248年（神元二十九年）力微吞并没鹿回部，才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4]3。再过20余年，“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21] 强大起来，成为一方霸主，其牧地范围也仅在云中，阴山南北。在檀石槐分其地为三部时，拓跋鲜卑作为西部二十余邑中一个并非特别强大的部落，怎么可能独占属于中部和西部精华部分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和昭乌达草原呢？呼伦贝尔和阴山北麓今乌拉特草原，因为有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在这里发现的东汉中期文化遗址，可以是拓跋鲜卑遗存，但需要验证。如果作为比定拓跋鲜卑遗存的“标本”，更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做更严密的论证。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后来越来越密的苏泗汰、东大井、三道湾等，不是也不可能是拓跋鲜卑南迁的遗迹。理由之一，拓跋南迁是一个短暂过程，时间不过一二或二三年，不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存；理由之二，这些遗址的所在地，都是有文献明确记载的檀石槐东部和中部大人的领地，也不容许拓跋长期停留，留下遗存。
①仅专著就有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吴松岩《鲜卑起源发展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②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按，黄烈先生认为西部大人推演与拓跋鲜卑两位推寅在时间上均不相当。
[1]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05).[2]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倪润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J].东北史地,2012(01).[4]魏收. 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4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0]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J].历史研究，1987（05）.[11]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4).[12]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胶印，1962.[13]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3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6]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三联书店，1962.[17]曹永年.战国历史上的匈奴[N].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1963-04-10. [1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1]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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