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就是这六个性格鲜明，各有所长的男人，共聚一堂，呼啸聚义，被人称为万通六君子，在海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江湖征战。最终各自成为一方霸主。潘石屹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王功权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这六个人中，冯仑与王功权的经历相似，都在体制里呆过。冯为人谦和，以兄长待人，而且他脑子活络，有政治眼光；王功权曾任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性格有些反叛，善于危机处理；潘石屹年轻一些，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上，较为海派，做事目的明确，咄咄逼人；易小迪具有出世的智慧，不爱争抢，举重若轻，扮演着任劳任怨的实干家的角色；王启富则爱憎分明，讲义气，真性情；刘军性格直率，在万通分家之际，他是惟一敢坐在桌子上，指着冯仑鼻子对他咆哮的人。
1988年，冯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研究所5万块钱，一辆车和一台电脑。有意思的是，海南省委还给了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研究所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最终，研究所的业务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冯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即现在的《新世纪周刊》的前身），另外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
在当时，冯仑提出，招聘的人至少要学过两个专业，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在冯仑招聘的过程中，王启富和易小迪先后加入了研究所。王启富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之后又到中国政法大学学了法律，当时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做办公室主任，后来跳槽到研究所。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冯仑并有过交流后，就跟着冯仑去了研究所。
来到研究所后，王启富告诉冯仑，他的原领导，秀港公司总经理叫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给冯仑。于是，通过王启富，冯仑认识了王功权并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系，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王功权的孩子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偷跑到海南，并在从广州到海南的汽车上认识了刘军。刘军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16岁就开始上大学），被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来到了广州。在汽车上，王功权和刘军聊了一路，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就来“救”另一个人。王功权在秀港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便把刘军叫了过来。
1989年夏天，王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被解散，冯仑回到北京，加入了后来因“罐头换飞机”而名震四海的南德经济集团。易小迪在当地开了一家印刷厂，据说当时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潘石屹也待在海南，勉强维持着自己开的一家公司。
冯仑到南德后，王启富、王功权和刘军也先后加入了南德。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南德，冯仑担任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王启富担任法律室副主任，王功权担任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刘军担任西北办副主任。因为四人聚在一起，关系也更加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在思想上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在当时，冯仑等人就讨论过创业，计划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万通”即路路通之意，计划帮人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些钱后再谋发展。
1991年，冯仑等人离开了南德，再次来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成为了他们的落脚点。在准备创业期间，冯仑和刘军跟王功权商议，必须由王功权当老总他们才做，因为只有王功权做过生意。王功权答应了，冯仑等人便开始筹钱。
1991年9月13日，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农高投”）在海南正式成立，创始人为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和李宏（黎源）。为创办公司，六个人一共凑了三万多块钱，这些钱大都用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拿到执照后只剩几百块钱，是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冯仑等人就此开始了在海南的“淘金”之旅。半年后，易小迪找来了潘石屹，负责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冯仑在日后回忆：“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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