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蔡
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年），是楚平王成为楚国国君的第一年。
这一年，他颁行了很多德政：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歌词大意是，楚平王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加强国防，但又展示了楚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此外，平王还让陈国和蔡国都复了国。总之，一切都和楚灵王时代相反。
当然，历史上那么多昏君、暴君，在位头几年往往表现都不错，所以这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只是表现了楚平王照例很爱体面而已。
值得注意的倒是，这年九月，楚平王就杀了一位重臣，他不久前任命的令尹斗成然。《左传》说，原因是斗成然自恃功劳太大，不守法度，贪得无厌。
斗成然就是蔓成然，也就是去年刚为楚平王逼死了身为楚王和令尹的两个哥哥的那个人。
所以，所谓“有德于王”，就是指帮助楚平王篡位；而且也难免让人猜想，楚平王这么爱体面的人，有一些不光彩不愉快的记忆，他希望抹去。
楚平王是以蔡国为根基起兵的，蔓成然之外，既对楚平王有功，也和楚平王不愉快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往往是和蔡国有关的。
比如说朝吴。
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费无极（就是《史记》中的费无忌）登场了。
《左传》说，费无极对朝吴在蔡国的影响力，感到很不满。
于是费无极对朝吴说：“我们大王信任的，就是你，所以把你安排在蔡国。你年纪也已经大了，地位还不够高，这是耻辱，一定要寻求提升，我去帮你打招呼。”
费无极又对朝吴的上级说：“我们大王信任的，就朝吴一人，所以把他安排在蔡国，各位都比不上他，却位在他之上，不也很难吗？不图谋他，一定会及于祸难。”
这种挑拨下，蔡国的强势人物和朝吴的矛盾爆发，朝吴出逃到了郑国。
楚平王知道后大怒，对费无极说：“我信任的，就是朝吴一人，所以把他安排在蔡国。再说没有朝吴，我到不了今天。你为什么要把他赶走？”
费无极回答：“我岂不也想为朝吴好？但从之前的事，就知道他必有异心。朝吴在蔡国，蔡国必然迅速腾飞，赶走朝吴，正是为了剪掉蔡国的翅膀啊。”
楚平王也就不说什么了。
结合此前楚平王一贯的作风，赶走朝吴，很可能是楚平王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不但不能下这个命令，连这个意思都不会公开流露。但是，费无极揣摩到了他的心意，而且不动声色的就把这事干成了，可以让楚平王继续扮演清白无辜的形象。
让楚平王最不满的有蔡国背景的人，恐怕就是自己的儿子太子建。
太子的母亲，《史记》只说是“蔡女”，《左传·昭公十九年》提供的信息比较详细：
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
从太子的年纪推算，这里说的“楚子之在蔡也”，还不是楚平王做蔡公的时候，而是他更年轻时。
那时楚平王还是风度翩翩的少年王子弃疾，对异性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一个蔡国边境上的官员（郹阳具体是哪里不确定，封人是管出入境的官员）的女儿，看中了他，主动来追求他。
王子弃疾没有拒绝，后来就和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
那个时候弃疾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多么远大的前程，就认可了这个孩子的地位。后来弃疾成了蔡公，许多地方和蔡国贵族利益绑定，所以蔡国上上下下，都会极力捍卫者孩子的地位。等到他成了楚王了，这个孩子也就成为太子了。
但是，身为超级大国楚国的王，和蔡国这样一个没什么国际影响力，本该只能仰楚国鼻息的小国利益绑定这样深，不但楚平王是有理由不乐意的，而且楚国从贵族到平民，都是不乐意的。
出土的战国楚简里，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平王与王子木》的短文。内容是太子建（字子木）和一个低级官员在田地间的对话。
太子问：“这是什么？”
“是田。”
“田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种麻的。”
“麻是用来做什么的？”
“是用来做衣服的。”
于是这个官员站起身对太子说：当年我国先君庄王也曾住在这里，他吃到酪羹不酸，立刻就说：“这是装酪羹的瓮没有盖好。”可见圣明的君王也很有生活常识，王子您却连什么是麻都不知道，“王子不得君楚邦，或不得臣楚邦。”看来您当不上楚王了，或许连楚国的臣子都当不了。
这种文字当然只能当段子看，不过楚国人把太子建当白痴看待的心态，倒也跃然简上。
看见太子，楚平王恐怕难免会想，这真是自己少年荒唐，缺乏人生规划的产物。
下面是《左传》里费无极劝楚平王父纳子妻的内容：
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曰：“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和《史记》有一点微妙的区别是，这里根本没有提秦国国君的女儿长得是否好看的问题。
那么，费无极“劝王取之”，究竟劝了些什么？
劝老公公娶儿媳妇，有没有可能谈出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来？为了楚国，为了人民，您也得把儿媳妇给娶了？
恐怕还真是有的。
对楚国来说，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什么？楚国北有强晋，东有劲吴，能找到的最重要的盟友是谁？
答案非常明确，就是秦国。
太子的母亲，出身是非常卑微的，将来太子有没有资格承担楚国的社稷之重，恐怕还很难说。那万一真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岂不是秦国公主嫁过来，连太子妃都坐不稳，这不藐视秦国吗？
所以，楚平王自己把秦国公主娶了，反而更能体现对秦楚关系的重视，将来如果要废太子，也不至于引起外交震动。
至于父纳子妻这事的负面影响，倒不必过分高估。
春秋时代的性观念、婚姻观念，本来就和后世很不一样。做父亲的娶儿媳妇，做儿子的接手父亲的后妻，诸如此类的事，史不绝书。这种事不太体面，但也没有坏到不可接受。
可以当正面案例讲的也有：当年晋文公为了得到秦穆公的支持，娶了秦穆公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子晋怀公的妻子，这并不有损他一代霸主的名声。虽然侄媳妇比儿媳妇疏远，但晋文公娶的是货真价实侄媳妇（他的臣下为了劝他这样做，则讲了炎帝、黄帝的例子），太子建和秦女还在议婚阶段，改弦更张，这个问题相对不严重得多。
事实上从《左传》看，这件事也确实没有太败坏楚平王的形象。楚平王去世后，楚国公认明智正直的官员沈尹戌评价他说：“温惠共俭，有过成、庄”，在温厚、仁惠、恭敬、俭朴方面，楚平王比楚成王、楚庄王都还强。
总之，楚平王更可能是因为想废太子，才没有让他娶秦国国君的女儿，而不是因为自己娶了秦女，既良心不安又害怕被报复，才想到要废太子。
而且，废太子这事，楚平王似乎也不想过分扩大化，不想株连太多人。
《史记》讲到，楚平王让城父司马奋扬去抓太子，奋扬却故意把太子放跑了。《左传》相关叙事更丰富，还交待了奋扬的结局：楚平王不但没杀他，甚至没有撤他的职，还让他继续当城父司马。
城父是战略要地，城父司马负责该地军务，楚平王不想让这里的防御体系，受太大的影响。
那么，楚平王为什么偏偏对老伍家这么狠呢？不但要杀太子太傅伍奢，还要对伍尚、伍子胥兄弟赶尽杀绝？
《史记》说，伍子胥的祖上伍举，侍奉过楚庄王（前613年-前591年在位），大概是把年代弄错了，伍举无疑是活跃于楚灵王（前541年-前529年在位）时代的人。伍氏家族的世系，还是《左传》比较清晰。
宣公十二年（前597年），邲之战楚庄王大破晋军，庄王身边有一个叫伍参的人，积极促成庄王下定决心和晋国开战。
这是老伍家第一次亮相。
《左传》说，伍参是楚庄王的“嬖人”，无德而有宠曰嬖。而春秋时代的人等级观念重，所谓“无德”，往往并不是真的品德不好，其实是指出身不好。
所以可知，和斗氏、屈氏、蒍氏……这些老资格贵族不同，伍家在楚国，属于新出门户。
伍家人第二次出现，已经是五十年后的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这时的楚王，是楚康王。这里《左传》提供了一条很关键的信息：
初，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
想当初，楚国的伍参和蔡国的太师子朝是朋友，伍参的儿子伍举，又和子朝的儿子声子是好朋友。
而伍举就是伍奢的父亲，而声子则是前面提到的蔡国贵族朝吴的父亲。——就因为是子朝的后代，所以以朝为氏。
这么看来，伍家和蔡国的关系，就有点太深了。和蔡国贵族有世交的伍奢，做了蔡国女人所生的太子建的太傅，正是楚平王要清洗的蔡国势力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可能让楚平王不放心的事情是，伍举本来是楚灵王的人。
《左传》和《国语·楚语》里，伍举和楚灵王的互动非常多，有些还极其敏感。昭公元年（前541年），楚灵王杀了自己的侄子小楚王，自己当了国君，然后怎么向国际社会通报这事，就是个麻烦。
使赴于郑，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
灵王的使者到郑国，伍举问他，人问你，楚王死了，谁即位，这事儿你怎么说。
使者说：“寡大夫围。”我国的大夫名字叫围的，将成为新的楚王了。
这个回答有点傻，一个大夫，怎么突然就即位了呢？简直是提醒人其中有蹊跷。
于是伍举教导使者，你应该这么说：“共王之子围为长。”我们共王的儿子里面，现在就是王子围年纪最大了。
意思是：康王那一支，已经绝后了，所以楚王只能在共王的儿子里挑，无嫡立长，就该王子围即位。
这话说的，真是完美的洗地者，凶手的贴心人，或者说，这里伍举简直就是楚灵王的费无极。
当然，后来楚灵王各种倒行逆施，伍举各种劝谏，两个人有点渐行渐远。伍举最后一次在《左传》里出现是鲁昭公九年（前533年），那次他执行的一个要和王子弃疾对接的任务，然后《左传》就没有再提过他的名字，再然后，就是伍举的儿子伍奢当了楚平王的太子太傅。
也许，当年那次对接之后，伍举就背叛了灵王，和公子弃疾站到一条战线了；也许，伍举从那时起感到绝望退出政坛，弃疾成了楚平王后，引用了他的儿子伍奢。
总而言之，楚平王看见伍家人，既会想起让自己不爽的蔡国势力，又会勾起灵王时代的暗黑回忆。还有，你家是“嬖人”出身的新贵，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根基，而且通常说来，“嬖人”总是让老贵族不满的，他们是很乐见你垮台的。
那，对你们家下手狠一点，好像也没什么。
而伍子胥的存在，让楚平王的盘算完全错了。
逃亡
伍子胥的逃亡路线如何，首先还是看《史记》的记录：
《史记》没有提伍子胥是从哪里出发的，只知道第一肯定不是郢都，不然楚平王抓他不会那么麻烦；第二也不是太子建所在的城父，在城父的话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和太子一起逃亡了。
太子是逃亡到宋国的，《史记》说，伍子胥出发后，就赶到宋国和太子会合。
正赶上宋国贵族华氏作乱，于是伍子胥和太子建又到了郑国，郑国对太子很好。
然后太子建又到了晋国，晋顷公让太子建给自己做内应，帮助自己灭掉郑国，并许诺之后把郑国的土地封给太子。
于是太子返回郑国。
行动还没展开，太子建因为一件私事，要处死自己的一个随从，而这个随从就去向郑国告发了。
于是，郑定公和郑国的执政子产，就诛杀了太子建。
伍子胥就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叫胜的（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中原国家应该称这个孩子为公孙胜），逃往吴国。
经过昭关时，守关人员要抓他们，伍子胥与胜丢掉一切行李，徒步逃跑，差一点就没能脱身。
逃着逃着，前有大江，后有追兵。
恰好江上有一个渔翁，见伍子胥的情况危急，就将他摆渡过江。
伍子胥解下身上的佩剑，说：“这把剑价值百金，把它送给您老人家。”
渔翁说：“楚国的法令，捉到伍子胥，赏赐五万石粟米，授以执圭的爵位（楚国的最高爵），又何止是百金之剑呢！”于是没有接受。
伍子胥还没有逃到吴国就生病了，只好停留在半路上，以讨饭度日，这才捱到吴国都城。
以上是《史记》的叙述，很多朋友读过的伍子胥事迹，内容比这个应该更丰富些，那是后人讲述史记故事时，又不断踵事增华。
问题是，《史记》比之前的历史记载，已经增加了多少？
《左传》写到伍子胥的逃亡，非常简单，事在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只有三个字：
员如吴。
伍子胥到了吴国。
应该说，这个记载非常合理。
《左传》里，费无极向楚平王进谗言，强调必须杀掉伍奢的儿子，是这样说的：“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伍奢的儿子是人才，如果到了吴国，必然构成对楚国的威胁。
他担忧的伍家兄弟到吴国，可见当时伍尚、伍子胥兄弟的所在地，必然距离吴国不远。
《左传》里，伍尚对伍子胥说的是：“尔适吴，我将归死。”你到吴国去，我回去陪爸爸死。
他口中伍子胥的目的地也是明确的，就是吴国。
而且，《左传》对伍尚的称呼，是“棠君尚”，所以兄弟俩当时应该是驻守在“棠”这个地方。
根据旧注，棠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也就是说，棠是楚国为防御吴国而设置的一个突出到东方的据点。
吴国的都城，传统说法是在苏州，距离六合是非常近的，结合现代考古成果，有学者推断当时吴国都城还在常州和无锡之间，那就更近了。
所以伍子胥叛逃到吴国去，这一路确实不至于有什么波折。
而且，正因为伍子胥到吴国去如此方便，所以他应该不是孤身逃亡，而是带着一大批亲属和家族私兵。
《史记·刺客列传》：“专诸者，吴堂邑人也。”著名的刺客就是堂邑人，后文有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的情节，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并没有伍子胥如何发掘出专诸这样一个杀手的内容，则最简单合理的解释是：专诸就是伍子胥从楚国带到吴国的。
清华简《系年》和《越公其事》里，都提到和伍子胥一起逃到吴国的，还有一个叫伍之鸡（有时称为鸡父）的人，在后面的吴楚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人应也是伍氏宗族成员。有人推测此人即《左传》中出现过一次的椒鸣（椒是伍氏的另一个氏），名鸣字鸡，倒也符合古人名和字的关系原则。
照这么说，不但后世文昭关“伍子胥一夜白头”之类的故事是夸张的民间想象，《史记》里伍子胥逃亡的一大段情节，本身就纯属虚构的可能性也相当大。
司马迁喜欢搜罗奇谈异闻，但很少自己编故事，那《伍子胥列传》里那段逃亡的内容，来源是什么呢？
前一半显然是《左传·哀公十六年》（前479年）的一段回溯太子建逃亡的内容：
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其子曰胜，在吴。
司马迁让伍子胥和太子建会合，这个选择，突出了伍家人忠烈的气质。然后这段太子的经历，就成了两个人共同的经历。
区别只是，太子在郑国策划政变，阴谋败露被杀，司马迁增加了一个细节，说是太子是栽在子产手里。太子被杀时，子产应该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事和他无关。不过司马迁在《郑世家》里就把子产去世的时间弄错了，大概是出于对这位杰出政治家的尊敬，觉得这种化解重大灾难于无形的事，应该有他的功劳。
此外，伍子胥和太子会合，可能也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太子建的儿子胜，确实很长时间生活在吴国，但《左传》没有清楚交待他是何时去吴国的，让伍子胥带他去，刚好消解了这个疑点。
另外，《吕氏春秋·异宝》说：
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
楚国通缉伍子胥，伍子胥登上了太行山，眺望郑国，分析了郑国的三个缺陷：
第一，“地险”——郑国在平原上，地险应该是说地缘形势险恶。
第二，“民多知”——人民很聪明，聪明则不好管理，国家就很难有作为。
第三，“其主俗主”——君主平庸。
于是伍子胥断定郑国不足以图谋大事。
这一段，伍子胥站在太行山上看郑国，也和太子建到了晋国又返回郑国的路线一致。所以伍子胥与太子建一起流亡的说法，战国时或许就很流行，不是司马迁原创。
《吕氏春秋》又说，于是伍子胥离开郑国到了许国，这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楚国。因为许国这个时候已经名存实亡，在楚国境内被反复迁徙，当年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就曾做过许国的安置工作，说起来还对许国有恩。
伍子胥问许公：“我应该去哪里？”许公没有说话，但是面向东南，唾了一口。伍子胥就向许公下拜：“我知道去哪里了。”于是就去往吴国。
这个细节描写，文学上倒是堪称妙笔。但《史记》没有采纳，实际上关于伍子胥如何流亡的故事，战国时代就已经讲得精彩纷呈，对照这些故事看，使人感觉司马迁选材，其实还是颇为克制的。
伍子胥过关遇险的故事，也见《韩非子·说林上》：
子胥出走，边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释之。
候是侦察、候望的意思，所谓边候，即边境上的巡查缉拿人员。
伍子胥出逃，被边防人员抓住。伍子胥说：“上面之所以要抓我，是因为我有颗美丽的宝珠。现在我已经把它弄丢了。你抓我，我就对人说：'是你把它拿走，吞进肚子里了。’”
这人感觉没法交代，就把伍子胥放了。
伍子胥被捕后，对什么人说什么话，眼前这人地位太低，高层政治斗争是不懂的，说抢夺珠宝，比较好理解。随口扯了个谎，就给这位边候设了个无解的局，很见机智。
《说林》是寓言集，这个故事没有具体的时空信息，也符合寓言的特征。
司马迁也没要这个故事，但增添了昭关这个地名。这个地名不见于《左传》，唐朝人给《史记》作注释，说得也很含混，“其关在江西，乃吴楚之境也”，坐实到安徽省马鞍山市，是很晚近的事。
伍子胥遭遇渔父的故事，也见于《吕氏春秋·异宝》：
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檐，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
显然，《伍子胥列传》基本就是照搬了这一段，只有点小改动，比如伍子胥打算送给渔父的那把剑，这里是千金，到《史记》就只剩下百金了，司马迁这个市场管理员的曾孙，说到物价，口气难免比吕不韦这个大富豪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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