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和《史记》都没有记录刺王僚成功之后，伍子胥的心情。
悲愤与欣喜交加，是可想而知的。他投奔吴国，意在向楚平王报仇，但杀死王僚，才有机会让吴国支持他出兵，而杀死王僚的机会，反而来自楚平王之死。
这么绕下来，一切都晚了。
《吴越春秋》虚构了一段听说楚平王死讯后，伍子胥的反应。伍子胥对太子建的儿子胜说：
“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国存，吾何忧矣？”
平王死了，我是没有办法找他报仇了，但是楚国还在，我又何必忧虑没有地方报复呢？
胜默然不对，伍子胥坐在屋内哭泣。
这不是历史记载，是后人读《史记》，对历史人物自然不过地产生了共情。
为复仇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也不能说就此终止。何况伍子胥已经成了吴国的臣子，他的人生，已经不可能转向。
《左传》昭公三十年，已经是吴王阖闾的公子光与伍子胥有一段对话：
阖闾说：“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当初你跟我说讨伐楚国，我知道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但是，我害怕王僚派我去，因为跑到前线去我就没法夺取王位了，但是我也不能让别人去，因为害怕别人去抢走了我的功劳。
这话说得猥琐，但是阖闾这么说，却又很高明。我这么猥琐的心思，以你伍子胥的聪明，肯定看得出来，但是你看得出来和我亲口对你说出来，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连这么猥琐的心思都能跟你说，那是真拿你当自己人。
于是阖闾问：“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现在我已经是吴王了，再想伐楚，你说该怎么办？
伍子胥说：
“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
伍子胥的策略是，不停派小股部队对楚国进行侵扰，等楚军疲惫不堪后，再大举伐楚。
流动性更强的蛮族，攻击定居的国家，这种骚扰战术，向来都是有效的，而对这个时代的楚国，尤其有效。
伍子胥判断，“一师至，彼必皆出”，吴军小规模侵扰，楚军必然会大规模反击。
楚军会采用这个蠢战法，不是军事上见识不够，而是内政问题。因为“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政治派系众多，矛盾复杂，没有谁会把国家的灾患放在第一位。
吴国人来了，谁去迎敌？
我去，万一我打输了你们这帮孙子肯定要借题发挥整死我；你去，万一你打赢了你成了功臣我才不干呢！所以，要去一块儿去！
这就正好落入伍子胥的算计之中了。
此时的楚国，究竟是怎样一种政局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九月，楚平王老死，算是得了善终。
大致说，楚平王在位十三年，楚国处在一个不断衰落的过程里。
楚平王当国君之前和之初，可以说天下各国都对他寄予厚望，觉得他彬彬有礼，智商、情商双高。即位之后，他一改灵王旧辙，走的是稳健路线：北方，陈国、蔡国都复国了；东线，跟吴国继续打防守反击；内政，他推行了不少惠民政策，《左传》记录很多，说起来也是一大套贯口。
但是他有两个明显的毛病。
第一是不能容人。他当了国君之后，铲除了很多有权势的家族。
当然他和楚灵王风格不同。楚灵王有一种艺术家式的疯狂，一方面凶暴地杀掉了很多人；一方面又时时展现常人所不能及的宽容：普通人绝对承受不起的冒犯和仇恨，楚灵王经常偏偏不计较。楚平王却是阴柔的、优雅的、非常有步骤的对人下手。当然，楚平王除掉谁，都能说出自己不得已的理由的，但问题是，每个你能说出除掉理由的人你都除掉了，你就没多少人可用了。
第二，楚平王非常爱惜羽毛。
看他成为楚王的过程的，这点就非常明显。发动政变，明明是他蓄谋已久，可是他要把两个哥哥推到前面去顶雷，要弄得自己好像是被逼加入的。
政变这么大事，这么干倒也罢了。后来他几乎一直这么个作风，驱逐朝吴，废掉太子，诛杀伍氏家族、换掉蔡国国君……都是费无极在前面窜上跳下，楚平王显得要么是不得已，要么是不知情。
老是这么大智若愚，从权谋的角度说可能很高明，但作为政治人物，没有比这更伤国家元气的。
国君爱惜羽毛，换句话说就是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下面的人干事积极性自然就很糟糕了。只有费无极这种不想干事就喜欢整人的，最喜欢这种政治空间。
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年），楚国大夫沈尹戌和楚平王的一个侍者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侍者说，我们大王即位以来，“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谓抚之矣。”五年来，出台了很多利民的政策，也从来不搞什么大工程大动作，对楚国人民可以说很好了。
沈尹戌说：
“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我听说，所谓安抚百姓，就是在国内节约开支，在国外树立德行，人民按照本性生活，而没有仇敌。现在宫室的建设没完没了，人民时刻惊恐不安，辛劳疲乏至死，尸体被随意丢弃，觉睡不好，饭吃不着，这不是安抚他们。”
两个人对楚国现状的描述完全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并不是谁在撒谎，而是两个人都说的是自己看见的景象。侍者是楚平王身边的人，说的是自己看见的楚王推行的什么政策；沈尹戌是负责实际工作的官员，他看见的是下面的执行状况。
你楚王喜欢装，我们下面的人也不傻。汇报工作的PPT我给你做漂亮点就成了。
所以，楚平王的这种稳健，是他在位十三年，楚国国力稳步下滑。
楚平王去世，该由谁来继承王位呢？
废掉太子建后，楚平王是又立了太子的。他自己娶了原来要嫁给太子建的秦国国君的女儿，新太子就是这位秦女所生的儿子。娶秦女的事在平王去世九年前，换句话说，新太子这个时候最多也就是八岁。
当时楚国的令尹叫囊瓦，字子常。囊瓦提出一个倡议：让楚平王的庶长子王子申即位。
王子申字子西，《左传》里一般称他为子西。
囊瓦说：太子年纪小，而且他的母亲本来是要嫁给太子建的，所以不能算嫡子。而子西，年纪大，道德高，可以当国君。
这个时候，子西当即证明，自己确实道德高尚，他发表了一番议论，说了三点：第一，说现在的太子不是嫡子，等于是翻当年父纳子妻的老账，败坏我爸的名声；第二，太子的妈是什么人？秦国国君的女儿，秦国是楚国现在最大的外援，废太子就是败坏秦楚两国的关系；第三，我以庶子的身份即位，这是颠倒了上下尊卑关系，会引发大动乱。
子西可不是说场面话，他的反应非常激烈，最后撂下八个字：“楚国何为？必杀令尹！”囊瓦这是想把楚国带到哪里去啊？一定要杀死这个令尹。
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也不过是写绝交信；囊瓦推荐子西当王，子西竟然说我杀了你！
囊瓦害怕了，放弃原计划，太子总算顺利即位，也就是楚昭王。
《史记·楚世家》讲述这件事，好几处信息与《左传》不符，基本可以肯定错的是《史记》。《左传》里相关的信息多而碎，很多事的具体情况也不好判断，但可以勾勒一个大的政治格局。
对子囊的建议，子西的回应如此强硬，牵涉到公族（在楚国可以称为王族）和卿族的矛盾问题。
国君的近支宗亲，是公族；国君的远枝亲属和异姓贵族，如果得势，就是卿族。
当然，怎样算近支宗亲，其实是相对的；所以公族、卿族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
此时的中原国家，国君都很弱势，连带着公族也不重要，掌权的都是卿族：如晋国有六卿、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
楚国的君权相对比较强势，所以楚王常常兄弟同心，也就是公族团结起来，和卿族对抗。
如一代霸主楚庄王刚即位时，若敖之族强大，楚庄王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固然广泛引用各种人才，但最重视的，终究是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子重和子反。
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升格为王叔，都想发展自己的宗族分支，时时令共王感到掣肘。共王最重要的帮手，是自己的弟弟子囊。
等到共王去世，子囊这一支又变成了卿族，他的子孙就以“囊”作为自己的氏，令尹囊瓦，就是子囊的孙子。
经历了楚灵王时代的疯狂透支国力，楚平王坐上王位时，王权已经大为衰落。平王之所以要放任费无极耍弄各种阴谋手段，今天整这个，明天害那个，有些具体的原因虽然无法已无法确知，但可以相信，主要目的都是想强化王权。
而囊氏在这个过程里，势力却有很大发展。
囊瓦做了令尹，他提出废太子，让子西即位，当然不是为了子西好，而是想展示自己有操弄君位传承的权力。子西要是同意了，就是他手里的一个傀儡。
所以子西激烈表态，是展示公族的团结精神，也是警告囊瓦别想为所欲为。
此外，楚国政坛上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沈尹戌。
一般理解，沈尹即沈县（在今河南平舆）的长官，楚国方城之外的县，往往是军事重镇，县尹平时掌一县之政，战时为一师之长。
沈尹戌的身世谜团颇多，旧注多认为他是楚庄王之后，但不知何据；《左传》本文，则有他曾经“臣阖庐”的说法，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吴国的臣子。
也就是说，他和伍子胥的命运可能相似又相反，他是吴国叛逃到楚国的。
吴楚交兵，因此也常有人才互换立场，倒是很合乎情理的事。
沈尹戌是与吴军作战时，战果最多的楚国将领，因此又得到了一个“左司马”的职务，即楚国最高军事长官司马的副手，于是他在楚国政坛上，也颇有发言权。
沈尹戌对楚国的各种政策，有很多批评，当然也会对囊瓦有很严厉的指控。本着斗而不破的原则，囊瓦心里也许骂大街，面子上却愿意做点妥协，并接受沈尹戌的建议，除掉某些大家都讨厌的人。
比如说费无极。
《左传》说，楚平王死后一年，费无极又挑拨离间，骗囊瓦杀死了几家人缘很好的贵族，因此导致但凡有点身份的楚国人，没有不骂囊瓦的。
沈尹戌说：“仁者杀人以掩谤，犹弗为也。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不亦异乎？”杀人灭口，仁者也是干不出的；您杀人找骂，也不想想为什么，不是很奇怪吗？于是把费无极的罪行数落了一遍，说要不是他，我们先王可就是位伟大的国王了，您留着他给自己找麻烦，不是太糊涂了吗？
言下之意，这么脏一副手套，该扔了。
费无极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权势，于是囊瓦轻轻松松就把他全家族灭了。
用道德语言表述的话，就是楚国新一代的奸臣已经把老一代的奸臣除掉了。
伍子胥具体的仇人，已经死得一个不剩了。
但伍子胥压抑了六年的仇恨之火，终究要找地方宣泄。这么看《吴越春秋》说得确实不错，“然楚国存，吾何忧矣？”楚国还在，我又何必忧虑没有地方报复呢？
他仇恨的对象，已经只能是楚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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