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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书局诸人的关系
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交情深厚。除范祖禹是温公的地道晚辈外——范祖禹的从祖范镇，是司马光的好朋友，刘恕、刘攽与司马光又有同事之谊。三人皆因史学才干得到司马光的赏识。
刘恕、刘攽与司马光的政见之所以能拢到一起，我想应该是在经常接触的过程中，互相影响的结果，没有事实表明温公有刻意拉拢的嫌疑。刘恕、刘攽两人，之前和王安石的关系都相当好，王安石亦赏识刘恕的才干，曾想拉他参加三司条例司（王安石主抓变法的机构），刘恕借故推辞。及吕诲为御史中丞，上书弹劾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必误天下，因而得罪罢职，出知邓州。刘恕往见安石，劝他变更不合时宜的新法。王安石怒，脸色铁青，刘恕也是牛脾气，于是绝交。待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担心受到王安石的不公正对待，也告归南康去了。
刘攽亦与王安石有旧，但政见也不合拍。熙宁中，朝廷酝酿“教改”，刘攽与王安石的立场就相左。审阅廷试卷子时，王安石的高徒吕惠卿将阿时者列为高等，有批评时政者居下，刘攽覆考，悉反之。刘攽的这个脾气和司马光相似，所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诚然。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做考官，看到两个考生的卷子，辞理高绝，切中时弊，考官胡宿力请黜之，司马光不同意，说：“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乃复收入等。这两个考生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当时王安石为知制诰，对苏轼的文章看不上眼，不肯撰制词，范镇只得改命他人为之。写《司马光年谱》的顾栋高说：“盖此时气类已微分矣。”于是刘攽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论新法不便，惹怒王安石，斥通判泰州，两人至此相失。
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一书中说，一切删削悉出君实之手。这话没错。书局诸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各人也有各人的主张，但总体上拿主意的还是司马光，也都能服膺司马光的“学术权威”，诸人的不同意见便各以文牍传世。在《通鉴》开篇于三家分晋的问题上，刘恕就有不同的看法，尝问疑于温公，《通鉴》为什么不从远古起笔，或者直接上承《春秋》也可以啊？司马光说，周平王之后的事，尽在《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而经又不可续。其实司马光这是客气的说法，温公起始三家分晋，是有他很深的道理在里面的，“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写了一篇“臣光曰”来阐述他的理由。于是刘恕动手作了《通鉴外纪》，起始伏牺氏，至三家分晋前。其在自序中说：“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之前，学者考古，常阅小说，取舍乖异，莫知适从。”刘恕是想弥补《通鉴》不写三家分晋前之史事的缺憾，他曾嘱托司马光，他年如果作前后纪，可删削《通鉴外纪》之烦冗者而为《前纪》。只是温公在编撰《通鉴》之前，就撰有《历年图》七卷本，“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之后又有《百官公卿表》十卷，叙列宋朝官制。后来温公将这两书合编成《稽古录》，起始时间上溯至伏牺，多少也算是对刘恕的交待。至于司马光有没有采用刘恕的书，史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温公并没有删削《通鉴外纪》而化为己用。刘恕对温公不别正闰的问题上也有过质疑。
刘攽入书局后也写过一部作品，《编年纪事》十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因司马温公所撰编次”，大概可以看作是《通鉴》的节选本。但无迹象表明，刘攽与温公就史实上有严重冲突的地方。范祖禹职分唐史，因此之便，著《唐鉴》十二卷，其《唐鉴》自序说：“臣祖禹受诏与臣光修《资治通鉴》，臣祖禹分职唐史，得以考其兴废治乱。”范祖禹采唐事可为法戒者，作论三百六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作者）说：“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后人对是书评价甚高，称深明唐三百年治乱。范祖禹编是书，史学主张有与司马光不同者，如《通鉴》以武后纪年，而《唐鉴》则据《春秋》书法，系之中宗，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
《通鉴》编成，司马光并不是功劳独揽，却是对书局诸人眷顾有加。刘恕不幸早逝，疑憾未见书成。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上札》中推刘恕于书局诸人中“功力最多”，今书成奏御，臣等皆蒙恩褒赏，独恕一人不得沾预，良可矜闵，乞用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庶平生苦心竭力不为虚设。诏录其子羲仲为郊社郎。元祐七年，《通鉴》版成，诏赐刘恕家一部，司马光还特地交待刘羲仲，如有好读书者要看《通鉴》，应与之共享，不要吝啬。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在《荐范祖禹状》中说：“臣于熙宁三年奏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至今首尾十有五年。由臣顽固，此书久而未成，至祖禹淹回沈沦。祖禹安恬静默，如可以终身者。臣诚孤陋，所识至少，诚见祖禹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于士大夫中，罕遇其比。今所修书已成，窃为朝廷惜此良宝，伏望陛下或使之供职秘省，观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经筵，察其学行。自余进用，系自圣衷。”诏以为秘书省正字。
独刘攽出了大力，却没能得到奖赏，原因是，朝廷认为刘攽在京东转运使任上办事不力，坐废弛，黜监衡州盐仓，故不及。“转运使”一职始设于宋太祖，掌管一路财政，地方官包括节度使都无权过问，“于是财利归于上矣”。刘攽为京东转运使时，务为保全百姓，财政收入滞后（我认为是故意抵触新法），而取代刘攽的吴居厚严格按照朝廷的法令办事，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乃追坐其废弛。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舍人苏轼同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上奏《乞留刘攽状》，共力荐之。“右臣等伏见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刘攽，近自襄阳召还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来，日就痊损，假以数月，必复康强。谨按攽名闻一时，身兼数器，文章尔雅，博学强记，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离困踬，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区区诵说。但以人才之难，古今所病，旧臣日已衰老，而新进长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为朝廷惜也。欲望圣慈留攽京师，更赐数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过人。臣等备员侍从，怀不能已，冒昧陈论，伏候诛谴。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苏东坡全集》）始召拜中书舍人。
可能是避嫌，公亦未荐其子司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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