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高卧时起来

友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让我谈谈古代文化中的睡眠，他在旧金山做中医，也许要做一个关于睡眠问题的讲座。我说，“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这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自白，或说是念给三顾茅庐的刘备听的。不过，“草堂春睡足”，确实勾勒出了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图，也许可以说，是古代士人的至高人生境界。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睡眠问题有这么重要？友人颇为困惑。当然了，我说，因为说“春睡足”也好，说“东山高卧”也好，都不仅仅指睡眠，而是有所喻指的。士人一旦出世，或从政，或从商，满腹机心，重重心事，就再也难以睡个安生觉了，这不是有无时间睡眠的问题，而是心境就失去了内在的宁静，如同苏东坡所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所以，如果说，从政入仕为醒，则隐逸山林就是眠。当然，正如睡眠之目的在于清醒，隐逸的目的常常在于更好的入世。李白有诗：“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说自己像东晋时代的谢安，隐逸东山许多年，一旦高卧而起，大济苍生，尚未为晚。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东山高卧的性质大抵有两种，一种如前所述，如诸葛亮，如谢安，如李白，高卧的目的在于济世，一旦出山之后，再也难有草堂春睡了，诸葛亮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谢安也是“雅志困轩冕”“扶病入西州”（苏轼《水调歌头》）。李白则是此中之另类，他的政治理想不过是诗人的虚幻的政治理想而已，故而终其一生，并未有施展“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之才华的机会，倒是在失意与山林中，在醉酒与歌诗中，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所以，李白的所谓“但愿长醉不愿醒”，乃是愤懑不平之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才是真话，所以，李白的“栖遁之志”，都是带有表演性质的，内心里却焦渴着出山的时日。隐逸高卧的另类是陶渊明式的，这一点他自己就看得清楚：“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前者，击壤自欢，就是陶渊明式的人生追求，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在田园的宁静中得到自我，得到人生价值的闪耀。不过，也不能用直译来解读陶渊明的草堂春睡，正如后来的苏轼之类的士人身在仕途而心念田园一样，陶渊明身在田园，目光却也未尝须臾离开世俗社会。“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也不过是表达了对远古时代的企羡，因此，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大多是对白昼现世的摹写，或者也写他的失眠：“不眠知夕永”，因为他痛苦着“欲言无予和”的孤独。因此，陶渊明也不是真的那样宁静，那样的对于现世的淡忘，而是眼光更为高远，使用现在的时髦术语，那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了，是对于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关注，是对于审美人生与功利人生的诗意选择。到了苏东坡的时代，就更从外形的隐逸追求而转向心灵深处。有记载说，他因为有了“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慨，就想象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在当时名气已经极大，故此词写就，墨迹未干，已经被热心者口耳相传，于是，翌日清晨，就纷纷哄传苏轼已经拿舟长啸，舟逝江海了，害得州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舟失罪人，急命驾往谒”，结果呢，苏子瞻却“鼻酣如雷”，高卧未起。徐君猷哪里懂得，苏东坡之所谓寄余生之江海，正在睡梦之中，在“草堂春睡足”中。换句话来说，草堂春睡的苏轼，是更为真实的，更为完美的东坡。东坡晚年贬谪惠州，作诗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说自己在贬谪之地，倒意外地得到了春睡美的享受，实在难得，于是，就连道士敲钟也要轻轻的。此诗传至当政者的耳中，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于是，再贬海南儋州。但，不论贬谪到天涯还是海角，苏轼总是可以有他的“春睡美”的，在贬谪海南的路上，他就使用方言再次赞美自己的美睡：“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发广州》），并且自注说：“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显然是有意对当政者的回应。友人在电话的另一端叹息良久。顺便说及，笔者此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故而无话费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