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原序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林语堂如此盛赞苏轼，相信很多人不会有太多的异议，毕竟在中国自宋代以来，推崇苏轼诗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像苏东坡这样才华卓绝的人物，他是如何教育子女的？他的儿子又是怎样成才的呢？
苏过（1072～1123），北宋文学家，字叔党，号斜川居士（语出陶渊明《游斜川》），是苏轼的第三子。苏轼有三个儿子均能文，而苏过是最有文才者。苏轼曾夸奖他“作文极峻壮，有家法”。苏辙说苏轼“远居海上无他，成就此儿能文也”。苏过之能文，在当时已颇有声望，时人以“小坡”称之。只不过他的文学成就，已被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
苏过画像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苏过著作《斜川集》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也影响了人们对苏过的认识和研究。不过，即以当今存世的《斜川集》而论，苏过也绝对算得上是宋代文学家中，一个既有文化个性和文学艺术品味，又颇具代表性的作家。
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的造诣和成就酷似苏轼，诗、文、书、画兼长，功力深厚，不乏优秀之作。就文化精神而言，他是古代自由主义文人的一个代表，他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以及诗文作品，诠释了宋代文人堪称普遍的生命哲学和艺术哲学，一种既缘于历代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简言之，就是自然的心态、自由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文化品格。
一苏过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深受苏轼的影响
苏轼的人生哲学理念，是儒、道、释兼容而因时消长。兼容成就了他的思想内省而广大；因时消长则体现了其文化精神的超旷通达而又务实。
苏轼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有益于世、热爱生活的生命精神，但并不拘执于一端，他不鄙视功名富贵，但也不执着于此，所以他比正统的儒家更加通达旷放。
他接受道家哲学尚自然、贵自由、重独立的精神，但并不像庄子那样愤世嫉俗，所以他虽终生仕途坎坷，却并未像他所心仪的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
苏过著作《斜川集》
苏轼深谙佛门的随缘之理，以此来解释并坦然面对生命中的各种遭遇，但他并不接受佛门悲观厌世、苦行禁欲、虚无空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他对道教的养生术也甚感兴趣，但并不取其神仙荒诞之意。苏轼在精深理解诸家学说的基础上，打通诸家壁垒，博采众长，形成了兼容有度、杂糅有体、因时消长而不迷其本真、超旷通达又务实的人生哲学。
苏过得其父亲思想之真传，但却舍弃了儒家进取仕途、“兼善天下”、“致君尧舜”的意愿。他不想继承这种牵累父亲终生的“当世志”。这是与苏轼一生仕途屡遭贬谪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的。
苏轼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时，苏过8～30岁，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时期。其间苏轼虽曾入仕翰林、出知州府，为政十载，苏过都侍奉左右。苏过也在21岁时“恩授右承务郎”，但他并未因此而形成仕宦的热情。相反，却在陪伴父亲的岁月中，与父亲一起，对仕途功名作深刻反省，从而形成疏离心态。
01苏过淡漠功名，疏远仕途
苏过一生随苏轼转徙，觉官场之险恶，视仕途而寒心。他对官场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如在年轻时，作《萧何论》，写汉高祖猜疑萧何；作《思子台赋》，写汉武帝之暴虐；作《松风亭词》，写屈原遭谗被讥。
仕宦风波险恶，命运难以自主。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及谪居黄州时期，苏过8～13岁。他对世态炎凉、仕途凶险还未能充分理解，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必定长久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从而使他对仕途产生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
四川眉山苏轼雕像
苏轼谪居惠州、儋州期间，苏过23～30岁，他与父亲朝夕相伴，对父亲的坎坷遭遇，有了既切实而又富于历史感的理解。苏过从李斯、萧何、马援等这些历史人物以及父亲的遭遇中，形成了影响其终生的淡漠功名、疏远仕途思想。
如果说，苏轼的遭遇只是个别现象，苏过也还不至于那样厌倦和淡漠仕途。但宋代是一个朝廷党争纷纭激烈、官吏升黜异常频繁的朝代。宋朝崇尚文化，广开文人仕进之门，重用文人治国，不杀士大夫，厚禄养士。这是形成宋朝文化鼎盛的根本原因。
但凡事皆有利弊。宋朝为了确保中央集权，加强君主对臣属的控制，大力强化台谏监察弹劾职能。，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鼓励台谏言事：不杀言事者；许以风闻；台谏独立，台谏官员专职；察谏的范围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台谏制度的发达，有效地抑制了权臣的专权，对百官形成了强有力的监察，但也造成了宋代官员频频遭受弹劾和贬谪。
苏轼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他才高名大，交游广，徒众多，政敌们不会轻易放过他。自乌台诗案之后，他又多次遇险遭祸，最后一贬再贬，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可以说，苏轼的仕途生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朝廷做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地方做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流放的路上。
苏轼、苏过父子在海南
苏过总是陪伴着被贬谪的父亲，长途跋涉，万里投荒。他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聆听父亲的教诲，并时时安慰父亲那颗痛苦的心灵。
02苏过羡慕自由，讨厌羁累
苏过对庄子以仕为羁、陶渊明视仕途为樊笼的处事态度，深以为然，在诗文中频繁发挥此意。崇宁初年，苏过在郏县居父丧期间，这时的他，在此之前，并未出来做过官，却已有了“儒冠半世已误身”之叹。这是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儒冠多误身”句意；政和年间闲居颍昌时，有《赠诗僧从信》云：“高情谢樊笼”。借陶渊明以“樊笼”喻仕途之意，赞扬诗僧从信不入仕途是“高情”。
苏过在30岁以前，一心陪伴父亲，对仕途的态度比较单一。父亲去世后，由于朝廷迫害“元祐党人”，苏过仍然别无选择，只好陪叔父苏辙闲居颍昌。然而一家人的生计，终究还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谁怜荜门士，破壁穿飞屑。捉襟肘常见，纳履指屡决。夜长不可度，薪湿何由爇。饥吟数更鼓，坐叹生理拙”。所以，当朝廷解除党禁，给他一个小小差事时，他为了养家，就只好接受了。
政和二年（1112）六月至政和四年（1114）冬，苏过出任太原府监税。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从政，他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人在仕途的不自由滋味。初入仕途，他的体会是：“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
他盼望这种违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结束：“何时脱缰索，著我林泉帽”；“安得浪漫游，时解冠带缚”；“身作三年客，愁随万点鸦。家书空系雁，灯信未沾花。万里寻归计，柴桑似有涯”。在《和赵承之竹隐轩诗》中，苏过极言厌官思隐之意：“莫将不赀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径足，何时赋归田？陶令甑无粟，阮公不言钱”。然而迫于生计，他又不能弃官归去：“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径未及归，高卧子不如”。
苏过书法《贻孙贴》
同僚诗友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见驱。一坠世网中，局促辕下驹”，这种违心又无奈的小吏生涯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吐。谓当哭途穷，何当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
后来苏过回忆起这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罝网中，遂负山林志……恓恓百僚末，举首触嗔忌。早知折腰恶，谁敢朱云吏”之叹。罢太原监税不到一年，他又奉敕命知郾城县，在任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被驱使：“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当他52岁第三次出仕中山府时，突发暴病逝于上任途中。
03苏过重视文化，轻视功名
苏过认为，仕途功名是身外之事，只有文化，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文化才是他的终极关怀。他曾作《夷门蔡氏藏书目叙》，夷门（今开封）蔡致君“隐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闭门读书，不交当世之公卿”。在文中，他历数古代文化隐者而由衷赞叹：“呜呼，读其书，论其事，想见其人，凛然于千载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训百世之后”。
在《河东提刑崔公行状》中，他提出“夫重于内者必轻于外”，身外之事无可无不可，内在文化修养须臾不可无。他自幼在父亲教导下读书，苏轼常常夸奖他的读书精神：“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
苏过著作《斜川集》
惠州、儋州七载，苏轼父子把读书、著述、诗文唱作为生活的最大乐趣和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过在海南作《志隐》，深得苏轼嘉赏。45岁又作《〈志隐〉跋》。年轻的苏过，读书不辍，曾作《借书》：“借书如借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齐？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借读而整部抄写，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可知苏过读书之精深
苏过居颍时，作《送仲南兄赴水南仓》：“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养志真奇特。闭门却求文史乐，劲气岂为穷居屈……秋风潩水各相送，未觉轩裳胜蓬荜”。这也正是宋代眉山苏氏之家风：重内轻外，爱文化甚于爱官职。苏门著述传世，苏家几代人之生命价值，皆因斯文而不朽。
二苏过终生都在学陶渊明以自适
陶渊明其人其诗，是中国中古以后失意文人参悟人生、超脱世事、消解忧愤、安顿心灵、咏唱自由的一种精典范式。尤其在宋代文人中，学陶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苏氏父子之学陶，又堪称代表。
苏过伴父读陶、和陶、学陶，从而对陶渊明委运乘化、不喜不惧、轻轩冕而重志节、遗世俗而任性情、就自然以求自由的精神，深有会心。《斜川集》中随处可见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影响。苏过的《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春阴翳薄日，磻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
苏过书法《贻孙贴》
苏过常常借陶诗意趣，咏叹真实无伪、和谐无忧的自然人生。“柴门任轩吼，晓梦方清美”。此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苏过诗多言陶《饮酒》其五诗意。苏轼去世后，苏过闲居郏、颍有诗云：“浮沉闾里间，与世真无求”。他在《和母仲山雨后》诗其五说：“吾庐不知暑，心闲自清凉。醉乡岂难入？不假陶令觞。”陶令因心远而不闻车马喧；苏过则因心闲而不觉暑热。陶令之醉尚须饮酒，苏过连酒都不必饮，就能进入“醉乡”。
自由从来就不是无代价的，放弃仕与禄便是最基本的代价。当朝廷对元祐党人的迫害稍有缓和，他有了出仕的希望时，他之学陶便由前半生别无选择的轻松，变成了两难选择的沉重。苏过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度出仕，实则两次为官共七载。而不论在官还是居家，都不曾改变厌仕而慕陶的情怀。
苏过以随缘之心为官，以解家人口腹之急，正所谓“一尘未有归耘处，五斗聊为束带人”。他为此不免“隐忧浩无边”，但他更多是借陶渊明以消遣烦忧：“地偏心远人知少，酒熟诗成我自欢。诗诵髯刘枯槁句，秕糠万事百忧宽”。而且他尤其要以渊明之隐为自己身心之归宿：“世间轩冕如嚼蜡，自觉山川天下贵……萧然筑室在人境，身与此心俱欲止。倦飞偶学陶彭泽，示疾还同老居士”。
苏过书法《赠远夫诗提贴》
这正是苏过神往的人生境界。“斜川终拟学渊明”。陶渊明50岁作《游斜川》诗，苏过便特地选择了自己50岁这一年，卜居城西，“营水竹可赏者数亩，则名之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慕渊明隐逸之事，效渊明自由情怀，此即“斜川居士”之意。惜天不假其以寿，斜川居士52岁辞别人世，终未能如陶渊明那样隐居以享天年。
三苏过对传统文化博采兼容而偏取自由
仕与隐是文人难以回避的两难选择。苏过在大半生的岁月里，并没有选择仕途的机会。这使他似乎顺理成章地学陶、学庄、学佛、学一切自由隐逸的生存范式。虽然他在最后十年中曾七载为吏，但他的自由主义人生倾向早已形成。
01了悟无常的人生虚幻感和乐生观
在苏过诗文中，常常见到一种融合庄、释，师承苏轼的人生虚幻之感。人生因无常而显得虚幻，这是苏轼终生咏叹的生命主题，也是传统文人乃至人类普遍咏叹的生命主题。苏过曰：“人生行乐耳”。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不过苏过所说的行乐，却不是一般的世俗之乐，而是物外闲人的精神自愉。“破铛折脚自烹煮，中有至乐人所无”，这是庄子式的至乐。
四川眉山苏石村
苏过的行乐，与孔子及其弟子的乐处相通：“早岁厌华屋，曲肱慕饮水”。“吾闻颜氏子，箪瓢欢有余。不知外慕乐，服膺在诗书”。“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箪瓢有余乐，菽水未为篓”“瓢饮来同陋巷颜”。“故将箪瓢心，聊作粱肉砭……胡为不欢乐？何事贫忧谄？”。“敢师浴乎沂”。“今已与世疏，雅志追沂浴”。这些意思皆取诸《论语》，是安贫乐道之乐。
庄子式的至乐，以无为为前提，以精神自由为标的；孔颜之乐，以乐道和自由为志愿。然而人类并不能离开物质世界而生存，那么，如何处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才能在困窘的生活中，保证精神之高贵和快乐呢？
02齐同物我、心游物外、随缘自适的平淡情怀
苏过自幼受父亲教导，熟稔庄、释哲学，他的诗文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精神。绍圣二年（1095）他在惠州作《飓风赋》，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元符元年（1098）在儋耳作《志隐》，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
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这是闲居度日的感慨。“我老不自爱，几时真罢休”。这是间为小吏的烦恼。如何解除这些如影随形的生之烦忧，而实现主体心灵的自适和至乐呢？
苏过行书手札
他熟练地掌握了庄子“齐物”、相对的思维方式，对荣辱穷达、富贵贫贱、生死祸福等有了精神解脱之道。他又在佛教哲学中，找到了安顿灵台的法门。他自幼随父亲濡染佛教。然而他毕竟无心皈佛，他像父亲一样实在是个杂家。但他不像父亲那样，始终以儒学为本位，他是个自由主义的杂家。《和母仲山雨后》其四，可见其融庄、释、陶于一炉：“能琴何必弦？但晓琴中趣。学道何所得？知迷即真悟。尝观指非月，要似足忘履。归吾无所归，兹焉定归处。”
他还把道教神仙之说，纳入到自己自由主义的大拼盘里。居颍所作《叔父生日》四首，《次韵叔父黄门己丑岁除二首》等篇什，即杂糅道家、释家、道教神仙、隐逸君子之作。如《叔父生日》其四：“心法已传黄薜要，形神自契赤松仙……不用丹砂留齿发，见恒河性本依然”。《次韵……》其一：“坐阅星周几变迁，恒河见性但依然。求田问舍追三径，面壁灰心过九年”。
03厌仕忘忧、思慕隐逸的自由愿望
苏过虽然不是一个隐士，但在他的心中，自有一方隐逸者的乐园。巢、由、夷齐、沮、溺等上古隐君子，都是他精神乐园中备受思慕的前贤。他终身所追求的，就是身求隐逸、心求自由。
他学庄子。作《寄题任况之樗翁轩诗》：“不如樗与栎，生理默自遂……我愿处不材，一官隐关市……弹冠聊尔尔，颇似漆园吏”。此用庄子《人间世》《山木》等篇意；侍父居惠时，他作诗曰“曳杖叩其门，恐是沮溺俦”，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作《松风亭词》“余师首阳之清德兮，超千古而犹馨”，典出《史记·伯夷列传》。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茨芭镇三苏墓苏洵、苏轼、苏辙雕像
闲居颍昌时，箕山颍水，常常引发他的隐逸之思：“高情寓箕颍，绝意登麒麟”“采薇聊卒岁，雅志在箕颍”。“箕山咫尺行当隐，巢许高踪蹑二公”。“高踪蹑箕颍，援手谢契稷”。“幅巾从此追巢许”。“退藏欲遂箕山志，谈笑归来颍水滨”。“箕山宛在目，颍水清带郭。何年定卜居，伴我采薇霍”“颍滨遗老非虚语，万古巢由不独贤”。
他仰慕范蠡功成身退、扁舟五湖的自由和潇洒，他赞赏张良明哲保身、及时引退的人生大智慧。他陪父亲贬惠途经虔州郁孤台（今江西赣县西南）时，登临而怀古伤今，“丘壑从兹逝，轩裳岂足留。终当思范蠡，归泛五湖舟”。居惠州时作《松风亭词》云：“慕子房之明哲兮，学辟谷以引龄”。
他倾慕孔、孟一派重道守志、浮云富贵的独立人格精神，如《闻潮阳吴子野出家》：“富贵比浮云”。《大人生日》其二：“勿叹乘桴远，当知出世尊”。《叔父生日》其四：“大哉孔孟志，夫子真能师。浩然刚大气，直养充四维。贫富未易动，寒暑何从窥”。《张几仲召还朝……》其六：“与君期岁寒，穷坚老当壮。相从茅茨下，不羡凌烟上”。
苏轼书法《寒食帖》
他也倾慕魏晋风度。山林之人能忘富贵易，轩冕之士能处枯槁难。谢安雅志东山，故于富贵如脱履；山王未能忘轩冕，不敢数于嵇阮间。大抵能脱略世故，不戚戚于贫贱者，必英伟奇特人也。
结语
苏过诗中的怀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伤。苏过的散文写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余篇。其中的史评史论，彰显了苏过的才气和独到的见解。苏过生不逢时，未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才华，后人深为之惋惜。
苏过与苏轼融化儒、道、释诸家之生命哲学有所不同。苏轼自幼即有“范滂”之志，自入仕途后，一直心存一份“达则兼济天下”的热忱，他因而首先是一位儒者，而且最终仍是儒中之达者。只是在仕途坎坷穷困之际，他才援道释入儒，以自由主义进行精神自救。
苏轼疏离仕途，学陶以自愉，援道释以自救，是出于不得已，而这一切对苏过而言，则自觉自愿的意味就比苏轼多得多。苏过纯然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由衷地向往布衣文士自由独立的生存境界，在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富有无法相容时，他宁愿选择后者；在功名利禄与自由独立无法相容的情况下，他宁愿选择后者。
苏过的一生是平淡的，远不及他父亲一生之波澜起伏，动人心魄。但他的平淡正可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平淡中蕴藏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显示着宋代文人普遍钟爱的渊博、达观、宽容、淡泊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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