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编修与利用

孙　春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兴起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谱牒记录的家族历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姓氏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谱牒的编修与利用，对研究民族、地域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谱牒，《辞海》解释为：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俗称家谱、家乘、族谱，又称统谱、世谱、宗谱、房谱、支谱等，叫法不同，但本质内容却是一致的。它是中华先民血缘相亲、守望相助的实录；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按辈份排列的血缘宗族内的人际关系网；是记载以父系为主体的家族的族源、繁衍生息的图集；是家史和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家谱与正史、方志构成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谱牒研究的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及风土人情等。因其具有数量之多、历时之久、在民间流传之广的特点，对于研究家族、部族、民族乃至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的历史，具有其它文献无法取代的价值。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而今我国史学领域尚待开发的两大‘金矿’为地方志和族谱。”可见谱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2011年8月，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成立，到2015年11月底，已将全市237个主要姓氏的族谱征集到158姓，计532种1757册。接待外地来访及寻祖者150多人次。编辑出版了《明清即墨黄氏诗钞》、《即墨历史人物年谱》、《明清即墨历史人物墓志铭》、《即墨村落姓氏概况》、《即墨谱牒》刊物8期等。同时，在谱牒资料的整理研究中，发现了许多珍贵史料，弥补了正史的不足，本文以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成立4年来的研究发现为例，浅谈谱牒的编修与利用。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产生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它的产生可谓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周廷设史官负责修谱。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掌管宗族世系的官员，负责王族修谱。秦汉时期，帝王、诸侯、士大夫谱牒的编修，在世家大族中已相当普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社会、婚姻等方面注重门第，强调血缘关系的尊卑，修谱之风十分盛行。唐朝设宗正寺，官修《氏族志》《姓氏录》等。唐朝以前，修谱都以官方为主，五代之后，修谱之风日益盛行，从官方流行于民间。明、清两朝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朝廷设宗人府，掌管皇族谱籍。民间修谱也日益兴盛，基本形成30-50年一续修的共识。

 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谱学研究基本停止，致使家谱的文献价值一直处于尚未充分开发利用的状态。家谱大多深藏民间、秘不示人。历次政治运动使家谱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看做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载体，理应扫除，相当一部分民间旧存族谱遭到焚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修谱再现高潮。20世纪90年代，民间流传“政府在修志，百姓忙修谱”之说，就反映了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在第二轮修志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阶段，民间修谱热潮依然不减，即墨市史志办作为即墨市谱牒研究会的主管部门，参与和共享了谱牒研究成果，深感家谱编修与史志编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谱学研究及其学术上的应用，对促进地方志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谱牒资料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解决了很多历史谜团，特别是诸多未载入正史和方志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族谱中可以找到答案，破解谜团。所以谱牒资料的积累，成为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宝库。

 谱牒的体例大致有序、凡例、姓氏源流、先世考、像赞、恩荣录、祠堂、坟墓、族产、族规、家礼、世系、传记、仕宦录、艺文、字辈等。

 谱序，是一部家谱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些家谱的序文随续修次数的增多而多达几十篇。内容包含：姓氏渊源、宗族历史、迁徙情况等，是了解、探询、研究族谱的直接切入点，是家族世系源流的重要史料。

 姓氏源流、先世考主要记述族姓的历史源流、得姓始祖及派系、迁徙等情况和郡望、堂号的历史典故等，可为研究人口繁衍、迁徙等提供重要资料。

 即墨市谱牒研究会在收集整理谱牒资料中，通过谱序、姓氏源流等，发掘出诸多姓氏迁移资料，为研究明初即墨移民提供重要参考。据各家族谱记载，明初移民来即墨的一部分是来自云南乌撒卫的军户。金口镇南阡、古阡村《金氏族谱》称：其先祖来自云南乌撒卫乐歌屯。而北阡村《房氏族谱》则称其始祖来自乌撒卫之乐古屯。两者应来自一地，乐歌屯、乐古屯应为口传之差异。四舍村《武氏族谱》载：其始祖来自云南乌撒卫银子桥。这些军户应是明朝初年设置鳌山卫时由乌撒卫等地调入即墨的军户，如今即墨市通济街道张家西城、窑头，城阳区的小寨子，青岛市市南区浮山所等村的张姓，他们的始祖就是于洪武年间从云南乌撒卫调到鳌山卫或浮山所来担任卫指挥使和百户的。另一批来自云南的军户则是明永乐初年“靖难之役”后的军事调动。如牛齐埠《董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始祖董志清由贵州大定府威宁州迁居即墨牛齐埠。”威宁州的治所即乌撒城。

 2014年，牛齐埠董氏六次续修族谱时，为查明始迁祖的情况，于2015年5月组织族人专程赴威宁自治县寻根问祖。在贵州安顺黄官屯找到了董氏族人，经双方族谱核对，终于得知：其两地始祖董成原籍为西安府咸阳县段村（今陕西省咸阳市段村），明初曾任江西属卫指挥，洪武十四年封调随傅友德远征云南，十五年建乌撒卫，留任乌撒卫。“靖难之役”时，董成之子弟兵封调入京抗击燕军。于永乐二年又调住即墨市牛齐埠。据不完全统计，明初，即墨境内属于鳌山卫、大嵩卫、雄崖所、浮山所的军屯即有52处。这些由云南迁来的军户其祖籍大多数应是江浙、安徽一带，当年曾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后又随傅友德等远征云南，再由云南迁来即墨。如鳌山卫之韩姓族谱记载，其始迁祖韩德自云南乌撒卫带兵驻防鳌山卫，其祖籍则不知何处。2014年4月，鳌山卫韩氏族人亲赴贵州省威宁县探访。经与威宁县之韩氏族谱对接得知：其祖韩成祖籍安徽，与朱元璋系同乡，元末随朱元璋起兵，屡立战功，被封为左副指挥，殁后追封为高阳忠壮候，其三子韩瑞龙于洪武十四年随军征云南。韩瑞龙生有九子。其六子韩德被封为鳌山卫千户，为鳌山卫韩氏之始迁祖。

 族谱中的荣恩录、传记、仕宦录、墓志铭等可为人物志提供重要资料。恩荣录主要记载朝廷、政府、达官族人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父、母、妻、儿等）的封赠、褒扬及与本族荣誉有关的文字，可为文化等专志提供资料。传记与仕宦录主要记载族人事迹、科第、任职等情况，是人物传、表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部分族谱中载有家族中重要人物的墓志铭，也是人物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如栾埠村（今属蓝村镇）《王氏族谱》载有其先祖王禄兆的墓志铭。王禄兆，即墨栾埠村人，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二轮编修市志时，因无资料可考，未录入市志，此次收集到的栾埠村《王氏族谱》王禄兆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其生平，经过整理，形成了完整的人物传略，为下轮编修市志积累了资料。

 祠堂、坟墓的记载可为建设、文化志等提供参考；族规、家礼内容复杂多样，涉及规范族人日常行为、祭祀、婚姻等方方面面，可为风俗、精神文明建设等专志或章节提供资料；世系录资料等可为志书的人口、文化、卫生等专业志提供素材；艺文部分可为志书的文化篇提供第一手资料。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谱研究是地方史志研究的基础。家谱的资料具体、详细、准确程度是其它来源的史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做好谱牒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于开展地方志工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新中国第一届修志中，专家学者和方志工作者对谱牒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重视。史志工作者应充分重视家谱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方志编纂提供更多、更可靠的史料。

 一是深入挖掘开发谱牒资源，为地方志编修积累资料。

 家谱所记载的信息资料与地方志各专业志、篇、章密切相关，有很多资料可以作为地方志的第一手资料，有的信息内容可以为当时的社会状态提供佐证和说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家谱就是一个时代某个地域社会发展的缩影，也能最真实的反映社会形态。因此，挖掘整理谱牒资料，为编纂地方志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家谱资源宝库基本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史志工作者接触到的谱牒资料往往较少，囿于时间、精力所限，很难对谱牒资料系统地加以开发利用。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收集到的532种1757册谱牒资料，目前基本作为工具书，供前来寻根问祖的查阅。若对这些资料投入精力进行细致的研究整理，定能发掘出许多珍贵史料。

 二是科学利用谱牒勘误功能，弥补正史之不足。

 即使是官书、正史，在编修过程中难免会有遗误，谱牒资料记录的大都是一手、真实的资料，很多情况下与正史记录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要综合其他史料，辨别真伪，弥补正史之不足。如即墨市谱牒研究会黄济显会长通过研究整理谱牒资料推断“雄崖守御千户所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并且在初建阶段不隶属于鳌山卫。”推翻了清姚梦白著《雄崖所建置沿革志》记载的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的记述。其在研究中发现，即墨谢氏家族从二世祖谢敬至十世祖谢重九，世袭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职。《谢氏族谱》在“九世祖谢加佑公袭职供状”中记载：“具状人谢加佑，年二十一岁，系山东都司雄崖守御千户所已故百户谢承勋嫡长亲男。状供有一世祖谢成系河南布政司归德州，在城东北隅人……二世祖谢官保，学名谢敬……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到莱州卫，蒙魏国公拨附雄崖守御千户所百户，本年七月初一日到所。”这个记载可以推断，一是雄崖守御千户所最晚建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二是雄崖守御千户所不隶属于鳌山卫，直辖于山东都指挥使司。而即墨有志以来的五部志书（明万历版《即墨志》、清乾隆版、同治版《即墨县志》、1991年《即墨县志》、2007年版《即墨市志》）均记载雄崖守御千户所建于明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

 三是辩证利用谱牒资料，去伪存真，取其精华。

 虽然谱牒资料具有重要价值，但并不是家谱中的资料都可以直接引用，应该辩证的运用。由于家谱修于封建时代，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带有种种局限，这是社会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所以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加以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资料，才能合理利用。家谱都是人写的，主要编纂者有意无意之中会把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物重点介绍，有时就会出现不客观、不全面的溢美现象，如何处理这些素材，主要办法就是结合同时期的常例或者其他的佐证资料进行比较鉴别，用客观务实的态度去运用，而不是一味引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家谱资料的历史功能，为续修地方志服务。

 四是发挥方志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工作。

 当今，家谱编修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即墨市谱牒研究会先后对即墨杨氏、蓝村黄氏、官庄孙氏、鳌山卫杜氏、何氏、焦氏、城阳不其王氏、惜福镇街道小庄王氏等诸多姓氏进行续修族谱业务指导，指导编印《周氏族谱》、《黄氏族谱》、《蓝氏族谱》、《孙氏族谱》、《江氏族谱》等35姓，现正在编印的有10余姓。笔者认为，新时期谱牒编修应和地方志编修互为利用，相互促进。谱牒发挥资料优势促进地方志编修，地方志发挥其理论优势，指导新时期谱牒编修。地方志是官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记录严谨规范，有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支持，而族谱是民间自发编修的，不同地区体例各不相同，很多谱书记录形式简约、内容单薄，很难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要辩证运用方志理论优势，运用于新时期谱牒编修，使其体例更加完备，记述更加客观规范，资料更加丰富详实，更好地为家族、为社会服务。

                   （该文载于《即墨谱牒》2015年第2期，总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