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对中国文化产生着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蕴含着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自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儒家就把内圣外王作为对一个君子的最高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
以内圣为基础，最终实现外王，是儒家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而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需要人具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勇于挑战自身能力的极限，争取达到新的高度。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首先体现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蕴含着鼓励人追求进取，热爱学习的内容。
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还体现在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存在着激发人们形成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内容。孔子认为刚毅、刚健是一种重要的品德，刚毅的人才会守住大节，能担当大任，才更接近仁。
《易传》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勉励人们效法天，努力做到刚健有为，积极进取。这样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培育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留下灿烂的一笔。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崇尚道德，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孔子还是后来的孟子荀子，都是道德生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认为，过有道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完满的生活。
与法家主张通过外在的、严厉的法律约束威慑人们，最终使人们在被迫的情形下，遵守道德规范的做法不同，儒家主张通过提升人的内在修养，使人养成较高的整体素质，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践行道德规范。
儒家认为修养是一个自觉而又渐进的过程。孔子认为克己在道德修养中至关重要，因此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以复礼可以说就做到仁了，可见克己、修养对于孔子来说意义重大。
而对于道德的践行，也是孔子十分重视的方面，他认为力行近乎仁，把内在的德性修养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才是真正践行了道德。
孟子基于其性善论，提出修养的提升首先要存心养性，他认为，人性中本就具有四个善端，而这仅仅是端而已，只能说明善行所具有的可能性，如果把先天的善端真正地转化为善行，就需要后天的存养和扩充，就需要求放心，通过保持并扩充良心，以及剔除掉多余的欲望，就离君子人格更进一步。
这就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孟子还提出提升修养要做到“反求诸己”，强调通过内省的方式，反思自身的思想动机是否端正，以此来矫正自己的行为。即我们通常说的自我教育。
荀子基于其性恶论观点，认为礼义道德并非人天生就具有，而是通过后天教化形成的，因此他提出化性起伪，认为每个人都有化性起伪的能力，通过疆学而求、治气养心等途径做到积善成德，最终实现涂之人可以为禹。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对道德的关注、对人的修养提升的内在诉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蕴含着一种责任的担当意识，这种担当与儒家的忧患意识密切相关，是对忧患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忧患意识能够激发出，人们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并使儒者们形成积极入世的人格品质。
孔孟的担当意识，主要在于他们所忧患的，并非是私人领域的一己之私，并非是物质生活的匮乏、居住条件的恶劣，以及个人成长中的烦恼，他们所忧患的是公共领域的群体利益，所忧患的是人的内在精神层面的困惑，以及人类群体发展的困境。
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人类群体的幸福，在于天人合一境界的实现。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发现人类在现实处境面前显得那样无力，人与物、君与民之间剑拔弩张，芸芸众生生活在困苦之中。
因此，孔孟内心中升起一股悲悯情怀，这是对众生的一种同情与怜爱，也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只陷入悲悯之中无法改变现实，无法了结众生的痛苦，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种责任的担当，以人类群体的幸福为己任。
因此，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蕴含着一种基于人类群体关怀的责任的担当意识，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影响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人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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