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关于修养方法的理论对于后世君子人格的培养影响很大。同孔子相比，其独到之处在于发展了儒家学派的修心和慎独理论。
修心理论
孔子所确立的传统儒家的修养论，讲求学、思、行的结合。学是一切修身的开始，思是修养过程中的理性活动，行是将道德原理付诸实践。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思与学密切结合。同时，他又以“文、行、忠、信”（《论语．里仁》）四科教授学生，其中的“行”，即实践，可见，学、思、行的融汇是孔子修养论的特色所在。孔子所讲的“思”，固然包括了以“心”求索的因素，但其重点在于对所学内容的思考和理解，尚不关乎修心。孔子虽然罕言修心，然而《论语》所载孔子之言，亦有涉及修心者，例如，孔子尝谓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一种行则从容中道的人生境界，而这一人生至高的修养境界，便是讲求将一切道德律纳诸于心，求得本心之无瑕，而后使美德向外在的举止扩延，达到行莫不中道的地步。事实上，孔子的这个思想已隐隐闪现出对于“心”之作用的重视，但是他并未对修心进行具体阐述，曾子的修心理论正是沿着孔子思想而发展了儒家学说的。
曾子的修心论，起源于他对于“身”、“心”关系的认识。曾子说：
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曾子以为人的举止均可溯源于内心，心是一切外在活动的枢机。曾子的这一思想，直接开启了孟子有关身心关系的理论。孟子谓：“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庾哉?”（《孟子．离娄上》）其与曾子理论思想方面的继承性，清晰可见。在深入认识身心关系的基础上，曾子将人类的认知划分为“身”、“色”、“心”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他说：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也，其下复而能改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在曾子看来，人类一切思虑的基础均源于心，心是最本质的实体，而“色”与“身”不过是“心”的外在表现。曾子认为，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太上乐善”，即君子心中自然(而非强制)地怀有美德；其次是在不知不觉中安于向善；再其次是以外在的约束勉励自己从善。基于对身心关系的剖析，曾子修养论强调修心比修身更为关键。曾子的修心理论，或可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内心敬畏。心内怀有对事物的敬惧，这在孔子学说中即已初露端倪。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所谓“临事而惧”，就是对于事物怀有敬畏之心。孔子还有著名的“三畏”理论，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宋儒释此谓“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论语集注》卷八)。意为修身时心中存有敬畏，才知所作为。此释深得经旨。对于儒家“敬畏”理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有论，谓：“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绝不是生于人生之苦罪，它的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是一种责任感……忧患的初步表现便是临事而惧的负责认真的态度。从负责认真引发出来的是戒慎恐惧的‘敬’之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使作为人的主体……本质地说，实是在天道、天命的层层下贯而为自己的真正主体中肯定自己。”见（《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曾子由于其个人经历及其内向思辨的思维特点，所以对此有着更深的体悟。他说：“居上位而不淫，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义；诸侯日旦恩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者，鲜不济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他倡导自天子至于庶人尽须怀有敬畏心理。在这里，“临事而栗”的敬畏并非简单的明哲保身、胆小萎缩，而是对外在事物所负责任的内心思考。正是“敬畏”，君子对外在事物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孜孜勤奋，如此而欲达则达，随心所欲不逾距。曾子谓“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 同上），此处提及的“患”、“畏”、“恐”、“疑”等均是敬畏心理的表现。曾子还强调“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战战，亦殆免于罪也”（同上），认为在敬畏心理支配下的言论和举止的谨慎可以免于罪祸。曾子在弥留之际总结自己的一生经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其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倍通背，谬也)矣。”（《论语．泰伯》）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尔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曾子战战兢兢的敬畏心态却绝非瞻前顾后地畏葸不前，而是包含着曾子对人生的深刻体察。在曾子看来，君子的一生必当有所畏惧，那是由于在个体人生之外，尚有更具震慑力的事物，而君子只有对此心怀戒惧，方能领悟何所当为何所必不当为。在这里，深刻的内心敬畏恰恰是君子向善的一个心理基础，它从较深的层次上使人们免于恣意妄为而陷于泥淖。基于此，曾子强调君子对于道德原则须“终身守此悒悒”，“终身守此惮惮”，“终身守此勿勿”(《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悒悒”、“惮惮”、“勿勿”，皆忧虑敬畏之义，曾子用其说明君子终生须将对道德律的敬畏内化于心。
其二，反省内求。深刻地反躬自省，是传统儒家提倡的重要修己之道。孔子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这种用于对比的“外物”，多为先贤、时贤。孔子提倡君子“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意谓君子须参照德行高尚之人的行为举止而匡正自身。孔子还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孔子关于君子反省体察诸己的理论，首先是由外在事物为动因，是由外在而引起内在的思考。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这似乎体现出内心自觉反省的意蕴，但仍然是循着“见其过”——“内自讼”的途径，“内省”是在“见过”后，尚未完全上升为彻底的内心自觉和主动。孔子这一“身”与外物而化的理论，对曾子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曾子说：“君子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这实是对孔子“见贤思齐”理论的继承。关于外物对内心的影响，曾子还曾进行过恰当的比喻说明，谓：“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大戴礼记．曾子疾病》）可见曾子十分强调外在事物对于君子内心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这一影响归根到底是由外部植入，而非内心的自觉。曾子在传统儒家修身理论的基础上，更强调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倡导将道德修养推进到净化心灵的深层次，主动地对自己的内心进行道德批评。曾子谓“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意为人的一念之恶及私利欲求均藏匿于心，故必须将修己深入于心，从内心中清除之。在曾子那里，这一认识并不依靠外在事物的约束，而是求诸君子融汇于心的内在道德律，曾子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这段十分著名的话强调君子在省身的时候，运用的是内心固有的道德原则，由此而进行自觉反省。曾子在这个思路上还曾说：
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在这里，君子的自我体察，是以深入于心灵之中的“仁义”为尺度，这种内省无须借助于外在事物，而是一种自觉的从善摒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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