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晚号媛叟，别号东洲居士，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教育家。

曾先后做过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总纂协修、武英殿纂修等朝廷史馆文职官员。后又担任过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浙江孝廉堂等讲席，主持苏州书局、扬州书局的工作，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文化教育事业和书法艺术创作中。

何绍基学识渊博，才华超群。经史皆通，尤精小学，旁及金石考证。书法自成一家，上溯秦两汉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草书尤为一代之冠，有“清代第一”之誉。

何绍基书学崇古观

文 | 唐楷之

何绍基幼承家学，其父何凌汉为嘉庆十年进士，博学多识，入京为官，出入结识勋贵，为他奠定了优越的家学基础。

何凌汉擅长诗文书画，据何绍基自述：“先公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可见其父在应试中因书法超群而擢升进士第三，荣名探花。入仕后，何凌汉因书法精妙更获荣恩，以致“入乾清宫侍书，宏光稠渥，可谓极儒臣知遇之荣矣。”这样的殊荣也会使得何家重视学养教育。

节临朱君碑

绍基自称幼年学书：“是年吾九龄，初来自乡谷。尚记戒儿语：不许出书屋。”是年方九岁，至年十九已“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架上三万签，经史任所取。”可见家学之严苛以及其自觉刻苦之勤勉。其经史之学受父亲影响“服膺许、郑之学”，既注重汉学经史，又兼修宋人理学。他嗜书博学，曾国藩曾评曰：“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精，五曰字好。”评论精简扼要，也足见其学问功深。何绍基精通文字训诂，尊崇汉学，同时也养成了溯源篆分的书学理念，这些在乾嘉时期都是备受崇尚的。

临《峿台铭》

《清史稿》载：“（何绍基）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何绍基早年学颜亦是深觉鲁公笔法之篆籀笔意，古朴深邃。曾有诗云：“山阴棐几相因仍，鲁公变法与代兴。”他将颜鲁公变法相对于王羲之山阴一脉，称颜鲁公：“窃谓两公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此“两公”指唐颜鲁公与李北海，细审书史书风，是从唐人处寻绎古法，但对由王羲之嬗变的新法并不推崇。

杜甫诗

故又言：“鲁公复于篆得筋，东方题额露鄂垠。雄视百代惟两君，目中固无王右军。”直言“目无右军”，将二公比照右军而论，充分体现他对以鲁公、北海为代表的书家是十分尊崇的。

同时，从其论述中可见，何绍基最看重的即是“篆隶古法”，这正是继承了阮元强调篆隶古意的书学观。面临清代帖学式微，笔法失传的境地，訾问“嗟从篆分法已远，千载书家几真手？”何绍基崇北碑，振奋篆隶古法，盛举唐颜真卿，皆因鲁公变法羲之而书通篆籀上法。

李白诗二首

这在清人评述中亦属常见，钱泳称：“北派由锺繇、卫瓘、索靖……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钱氏论北派书家传承时，将颜真卿归于其内，刘熙载同持此论，称真卿书出于北碑，可见当时皆视鲁公承古法而特立创变之伟，成为后世入古开新的阶梯。

小影珠吟馆

何绍基以唐碑为奠基，细分书史，嗜金石碑版，溯源秦汉，洞察书体流变，力追古法。其《跋道因碑旧拓本》称：“余学书四十馀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知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为正轨。”何氏论书以篆分意韵为宗，窥唐人法书，详察今古，惟欧阳询与颜鲁公意兼篆分，继承本源。

在《道因碑拓本》中亦云:“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包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故不能信。”绍基崇碑，所学北碑或唐碑均以篆分溯源为本，曾自述“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此晚年自述学书经历，遍览北碑而上追篆分，可概括其书学始终为贯穿“篆分古意”。

《黄庭坚论苏轼法书》

杨翰言：“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杨瀚与何绍基友情笃深，对他的学书了解至深，《国问备乘》载：“杨翰与何绍基友善，其书可乱何，掩其下款，虽厂贾莫能辨。”杨翰对何氏书法了然于心，甚至仿何书几可乱真，其所言应可采信。

节临《西岳华山庙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何绍基论唐楷遒美源于八分，其最重要的书学观点即是篆隶古法、溯源篆分。何氏《跋张洊山藏贾秋壑刻阁帖初拓本》载：“洊山又有志学书，余劝其多看篆分古刻。”绍基对篆分古法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乃至在指导书学时，推荐多看篆分碑刻。

节临《张迁碑》（杨白桦补陀洛伽之室旧藏）

咸丰五年（1855），何绍基因妄言朝议被罢官，咸丰七年（1857），已无心仕途，开始游历、著书，直至晚年。仕途阻塞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何绍基谪官后生活窘迫，幸得曾国藩、杨昌俊等好友资助，晚年专心翰墨著录。

咸丰七年（1857）应山东巡抚之邀赴泺源书院任主讲，三年后归湘，而后相继又任长沙城南书院主讲，扬州书局主持，浙江孝廉堂讲席，在其晚年讲学间，参与书籍编纂校刊，可谓著录丰厚。

壬戌十一月十四日通临《武荣碑》（谭泽闿旧藏）

何绍基晚年潜心著书讲学，且勤攻精书。在咸丰六年（1856）秋与弟书信记载：“余比来静得多了，应酬虽不断，而看书作字有意用功，则数年无此胸次矣。”晚岁复归平静，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作字，究心汉碑、厚积薄发，书风为之变化。

秦史本纪

其孙何维朴曾跋何绍基临《衡方碑》云：“咸丰戊午（1858），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绍基亦自言“余晨起必课隶数纸”。

何绍基晚年真正能够集中精力，实践溯源篆隶古法的书学观念，金石碑刻凡合乎篆隶皆以为师。马宗霍《霋岳楼笔谈》称何氏晚年临习篆隶:“晚喜分篆，周金汉石，无不临模，融入行楷，乃自成家。”杨翰亦云：“晚年尤自课甚勤，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可见何绍基晚岁于篆籀八分用功至深，临钟鼎铭文妙趣横生，神融迹化。以篆分古法融入行楷之中，使其书法古厚拙朴，墨韵遒健，虚和雅致，别具秦汉风度。

节录梁孝元帝《金楼子》

斜阳细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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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道因碑》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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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题跋》六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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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黔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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