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部牛奶
来源：ins生活（ID：inszine）
《长津湖》又要拿奖了。
在刚公布的金鸡奖提名中，《长津湖》一口气揽下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八项提名，实至名归。
还记得电影结束时那句让人泪如泉涌的台词：“第七穿插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
电影中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其实是很多长津湖参战士兵的缩影，塑造这个人物时，创作组参考了很多原型，16岁的新兵蛋子、雪山上的冰雕连，其实都是源自真实的事件。
但今天我想讲一个电影之外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伍万里”的原型之一，他的人生，比《长津湖》更加震撼。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志愿军291团政委和他的侦查参谋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具“尸体”。
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里，他躺在冰河旁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他们将这具“尸体”小心翼翼地翻过来，想要确认这位战友的身份，才发现这个人竟然还活着，只是陷入了昏迷。
不过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让两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位看起来相当年轻的战士，满脸都是冻得开裂的血痕，最骇人的是他的左眼——只剩下一个血糊糊、黑洞洞的窟窿。
他腹部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冻成了块儿，杨参谋伸手一摸，摸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截肠子，已经流出了体外。
而这时，这具“尸体”竟然醒了过来。
高烧烧得他已经意识模糊，从他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他们得知，这个年轻人是执行长津湖二五〇高地阻击任务的二连战士。全连53个人，只剩下他一个。
他叫朱彦夫，那一年，他17岁。
他的故事，要从这场战役说起。
冷。饿。
朱彦夫分不清哪种感觉更强烈。
那是他们守住高地的第三天，粒米未进。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他和几个战友吃了一些从被子里掏出来的棉絮，试图让胃里不那么难受。
12月份，长津湖南部的气温已经到达了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战士们如果不戴手套去握枪，手在离开枪体的一瞬间，手心就会被撕下一块皮。
在这样饥寒交迫的处境里，他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弹药，和激战两天后仅剩的19个伤兵。
而远处，是美军两个装备精良的主力营。二十多辆坦克、数十门火炮、飞机，都瞄准了这块风雪呼啸的高地。
天渐渐黑了，新一轮的轰炸又将到来。
朱彦夫不知道自己能挺多久，但连长下了死命令：“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打。”他们拖住敌人的时间越长，大部队就越能安全地转移。
他在连队里年纪算小的，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14岁起朱彦夫就跟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大小小数次战斗。
参军是他瞒着母亲偷偷报名的，那时他年纪小，部队不肯要他，朱彦夫就跟着队伍一直走，硬是磨进了队伍。
母亲一定很想念他，也一定十分埋怨他……但这些思绪，此时的朱彦夫都无暇顾及，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今晚的阻击，只有活下来，他才能回家。
战斗打响了，那晚的炮火前所未有地猛烈。
美军从空中、地面合围地毯式地轰炸，把整个山头都翻了个个，这些炮弹炸毁了他们单薄的掩体，也炸断了朱彦夫回家的路。
当二五〇高地上的硝烟缓缓散去，被弹火耕翻了千百遍的碎石冻土之上，朱彦夫逐渐恢复了意识。
四周除了风声，只剩死一般的寂静。
他睁开眼睛，却发现右眼相当模糊，而左眼完全看不见了。他想动动手和脚，却不听使唤。与此同时，腹部和口腔内传来一股灼烧一般的刺痛。
“坏事了，受了重伤？连眼睛也都瞎了？手为啥没知觉？”当再次把手贴到嘴上，用牙狠狠咬了几口仍无知觉后，他立即想到双脚可能也被冻坏了，他连续几次试图站立，结果都摔倒在地。
“双手、双腿、双眼，还有脑袋，都完了？都报销了？”他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把周围，没有摸到任何东西。
对于这场战斗最后的记忆，朱彦夫只记得连长牺牲前对他说：“咱爷俩有一个——最好是你能活下来，那该多好啊！”
可朱彦夫此刻却只想了结自己。他想开枪自尽，但手已经冻成一个拳头，连扣扳机都做不到。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山谷突然传来模模糊糊的枪声，这让朱彦夫迅速警觉起来——有枪声，就意味着有部队。只要有部队，他就要想办法与部队取得联系。
朱彦夫开始了他这辈子最漫长、最艰难的行军。他依靠手肘和膝盖，一半靠爬、一半靠滚地朝枪声的方向，一点一点艰难地行进。
不知多久之后，他爬到一条冰河上，突然一条腿掉进冰窟里去了，几番拼命挣扎，终于爬上岸来，但已精疲力尽。
他再也爬不动了。
截肢。
这是医生给出的建议。
朱彦夫被送到医院时，四肢已经被完全冻坏，他的双脚甚至已经与鞋子黏连在一起。
在朱彦夫昏迷的93天里，医生为他进行了47次手术，颅内取弹、腹内排异、四肢截肢、面颊植皮，他的两只手从手腕以下被锯掉，双腿则从膝盖以下7厘米处被截断。
最后，医生看着这个手术后已经不足60公斤的躯体，只能叹息着说：“如果他能活上3年，就称得上一个奇迹！”
活3天都难。
当朱彦夫从长达3个月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想活了”。
“我才17岁，失去了四肢，失去了左眼，和一个废物还有什么区别？！”
那段时间，后方医院每天都能听到朱彦夫痛苦的嚎叫，“还我的手！还我的腿！”
可是医生无法回答他，敌人的炮火和长津湖的风雪，亦无法回答他。17岁所代表的所有青春和希望，都在炮火和冰天雪地中，随着他的四肢一起被生生截断了。
有一天，趁护士不注意，朱彦夫翻下床想要从窗口跳下去。短短一段距离，他爬了大半个小时，浑身大汗淋漓，伤口的线也崩开了，才从床边爬到桌子的边缘。
他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结束生命都无法做到了。
医生发现后，将他痛骂一顿：“我们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花费了这么多的努力，才终于从死神手里把你夺了回来，现在你竟然想着去送死？你的命是多少人换回来的！你在战场上连敌人都不怕，现在竟然怕了？！”
朱彦夫痛哭流涕。命是战友给的，他活下来，觉得羞愧，又觉得伤心。
但从那以后，朱彦夫开始配合治疗。既然不能死，那就好好活。
身体恢复后，朱彦夫被转移到荣军休养院，他的身体情况属于“特级伤残”，在疗养院有专人看护，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这样的日子过了4年后，朱彦夫渐渐不甘心于做一个一辈子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废物”。
从剧变中淬炼出来的心灵只会更加坚韧，朱彦夫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主动放弃荣军休养院的特护待遇——他要回家。
他在日记中写：“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1956年，朱彦夫的母亲在家中见到了以为已经牺牲多年的儿子，她哭了又哭——没了双手双脚，他以后要怎么办？
但朱彦夫已经想好了，没有手脚，照样能生活。
他拒绝母亲给他洗衣做饭，开始学着自理。
首先是走路。先在残肢上裹一层衬布，然后套上假肢，用皮带固定。
朱彦夫和他的假肢
这三个看似简单的步骤，因为朱彦夫没有手，而变得艰难万分。一副6米长的衬带，有时候绑半天都绑不好，更别说给皮带穿环插扣了。
好不容易安上假肢，朱彦夫拄起拐杖，猛一使劲站立起来，刚刚扬拐抬腿，就“哐当”摔倒在地。
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朱彦夫都在反复地练习摔倒和爬起来，双腿的创面磨出了鲜血，结了痂，又磨破，最后变成厚厚的茧子。
其次的难题是做饭和吃饭。最开始切菜，他要两只残肢和嘴并用；生火时先用膝盖固定火柴盒，然后两臂夹住火柴歪歪扭扭地划拉，要么点几十次都点不着，要么被火燎了头发。
吃饭，他只能用两条胳膊夹住勺子，慢慢往嘴里送，洒了、歪了，是常有的事。别人吃饭是为了补充能量，他吃一口饭，却要付出数十倍的能量。
就这样日复一日，朱彦夫再次创造了奇迹：他能够自行吃饭、喝水，装上假腿行走，上厕所……
现在，他要做一些更难的事了。
山东省沂源县张家泉村，是个数十年来与世隔绝的穷山沟。
老辈人说，张家泉村两山跨东西，九曲河从村前穿过，村基北高南低，富根扎不进，蓄财挡不住。
这是朱彦夫的家乡。
他回来，就是想为家乡做一点事，做好事。他不需要完整的躯体，但需要一颗完整的心，“有心脏、有大脑就是一个整人，有些人身子全，可不做好事，有心有脑反是祸害，那才是真正的废人！”
朱彦夫相信有心就能办成事，让这里不再那么穷，让他的乡亲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想要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朱彦夫明白，只靠物质上的富裕是不够的，最先要解决的是村民文化上的贫瘠。
大部分村民并不识字，朱彦夫拿出自己的抚恤金，在村子里办起了扫盲的夜校。
那时男女老少，四五十口人挤在一间小草屋里上他的课。
朱彦夫用两只残臂夹着脆弱的粉笔写板书，总是写了断，断了写。他发明了很多工具，试图让自己把课上得更顺畅——比如给粉笔套上空弹头，这样写起来不容易断。
张家泉村的夜校办了5年，1800多个夜晚，朱彦夫的课风雨无阻。
字要一个一个地认，日子也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1957年，朱彦夫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那些跟着他学识字的村民，将整个村子的前途托付给了这个特等伤残的年轻人。
从那以后，朱彦夫没停止过奔波。
拖着8公斤的假肢，拄着拐杖，朱彦夫走遍了村里的山山岭岭，才发现张家泉村有一千多亩的荒山，好几百亩都是山坡地，没有水源浇灌；农田更是堆满了石子和杂草，贫瘠得可怜。
没有水，就打井修渠。没有良田，就棚沟造田。
“这么大的工程，干得了吗？”有人怀疑。
朱彦夫气得把拐杖敲得梆梆响：“不干，沟还会一年年荒下去；整起来，就是咱村的粮囤子。讲困难，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啥？”
十几年的时间里，朱彦夫带着村民打了好几口大井，修建了上千米长的水渠，整理出了110亩农田。
哪怕冬天断肢被冻得发麻，血水把假肢和伤腿都冻在了一起；哪怕夏天一不小心，磨出的伤口就化脓发炎……但看着这些水渠和田地，朱彦夫打心眼里高兴。
他知道，张家泉村不用靠天吃饭了。
70年代初，朱彦夫又为村里通电的事奔走。
小乡村没钱买架电材料，他找沿线十几个村的干部商量，大家都面露难色：有那必要吗？先点油灯凑合吧。
朱彦夫不愿凑合。有腿的不跑，他这个没腿的去跑。
这一跑，就是七年。
南京、上海、西安……他拖着残缺的身体四处找材料。为了备齐架电材料，他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晚上常常在马路边卸下假腿枕着睡觉，不敢多吃饭、多喝水，因为出门在外要尽量减少如厕的次数。
朱彦夫一年一年地奔走，收集的电料所能架设的高压电路公里数，也一公里一公里地增加。
1980年，习惯了黑暗的张家泉村第一次亮起了灯。沿线的十几个村子，也因为这条线路光明起来，过上了亮堂堂的日子。
朱彦夫在任的25年，让张家泉村从贫困村变成了先进村。
这个没手没脚的书记，做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
20世纪80年代，朱彦夫从岗位上退休了。
距离他17岁那年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有些事情会被时间冲淡，有些却不会。
即使长津湖的风雪变幻四十三载，也吹不散永远长眠在那里的二连忠魂；即使岁月与命运的河水如何冲刷，提到那场战役、永远回不来的战友，朱彦夫还是忍不住落泪。
现在想想，当初在山上，最后关头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永远无法回家的准备。指导员曾经对他说：“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不算什么，但如果有机会，你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这句话，朱彦夫记了数十年，现在卸下担子，他要兑现承诺了。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发生在二五〇高地上的那场战役，朱彦夫决定把它写成一本书。
他写得很辛苦。
最开始，他尝试用嘴衔着笔写，但口水经常顺着笔杆流下去，浸湿了稿纸，字也模糊一片。他仅剩的右眼，视力只有0.3，每天写不了几个字，眼睛就开始痛了。
后来他就用两只残臂夹着笔，再用嘴固定，最开始写一个字有拳头大，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小，写得和铜钱一样大。
不仅生理上的困难不好克服，朱彦夫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文化问题：他没上过一天学，要把脑海中的画面描述出来，对一个只会写一些字，但从没接触过系统写作的人来说，难如登天。
无数次，因为一个词、一个句子，朱彦夫一憋就是好几天，字典翻烂了好几本。
一天写上几百个字，就是朱彦夫的极限了。
由于日复一日的过度用眼和缺乏睡眠，他的两只眼睛都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只受过伤的右眼更是直流血水，去医院包扎也不管用。朱彦夫没再管它，一旦写起来，他就分秒必争。
朱彦夫的手稿
七年，朱彦夫完成了这本三十多万字的巨著，每一个句子都是他用嘴衔笔、用残臂抱笔，在半吨重的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他写了长津湖的积雪和焦土，写了对他既严格又温柔的连长，还写了那个盼着胜利回国后，能放一个月假回去探望怀孕妻子的新兵，也写了最后被永远留在那座山上的“冰雕连”……
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天，朱彦夫在扉页上写下了二连每一个战士的名字，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将这本书点燃，烧给了每一位战友。
“指导员，我把大家都带回来了。”
2010年，朱彦夫心脏病发作，体内被放进了5个支架。但之后数年，80多岁的他依旧坚持每天看新闻、看报、做笔记。
用他的话说，“战士就意味着冲锋，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朱彦夫一生都在战斗和冲锋。有人说，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一生就是“三杆子”：
17岁那年，他扛起枪杆子，和风雪搏斗，捡回了自己一条命；
24岁那年，他挥起锄杆子，向贫穷宣战，惠泽了整个张家泉村的乡亲；
60岁那年，他拿起笔杆子，与自己抗争，告慰了牺牲在长津湖战役里的53条英灵。
那么，就用保尔·柯察金那句名言向朱老致敬吧：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2021年，朱彦夫寄语疫情：“我们一定胜利”
生命于他不止一次，因为他曾无数次重生过；战士于他也不仅仅是一段经历，而是贯穿了他整个生命的注脚。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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