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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政治站队
文|张明扬
（媒体人）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不仅仅是“正史”与“小说”的区别，更在于这两本书在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上完全唱反调。《三国志》是“拥曹派”，主张魏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三国演义》是“拥刘派”，主张刘备的蜀汉才是正统，是汉王朝在血统上的自然延伸。
这远非陈寿与罗贯中的个人趣味之争，而是一场在中国史学界甚至政界中，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正统之争。根据各自时代的具体政治环境，史学及政治精英们纷纷本着现实关怀，在拥曹还是拥刘中积极站队，用三国酒杯，浇本朝块垒。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剧照
作为“拥曹派”的奠基之书，《三国志》在体例上还是将《魏书》《蜀书》《吴书》并列，并未极端地将整个三国时代完全曹魏化。但是，陈寿的拥曹立场很明显，一是只有魏帝才称皇帝级别的“本纪”，蜀吴诸帝只称“传”，比如刘备只落得个《先主传》；二是为了割裂蜀汉与东汉的继承关系，突出魏的正统，陈寿将刘备的“汉”改成了《蜀书》的“蜀”，而三国实际上就是“魏汉吴”，刘备是“汉昭烈帝”，何曾有一天自称为“蜀昭烈帝”？
陈寿为何拥曹？暂不考虑传说中陈寿家族与诸葛亮的私人恩怨，仅从时代环境分析的话，《三国志》写于西晋，司马氏本是魏臣，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皇位在形式上也是自魏禅让而来。只有“魏”有了正统，晋才能自然继承。也就是说，为了本朝的正统考虑，著于西晋的《三国志》只能拥曹贬刘。
晋武帝司马炎
但仅过了几十年，东晋的习凿齿就写出了一部 “拥刘派”开山之作的史书：《汉晋春秋》。同样是晋，《汉晋春秋》为何站了不同的队？
只能说，古人的历史写作太有时代感了。东晋是晋皇室南逃至江南的“偏安王朝”，惟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谓的“大义”。从现实处境而言，自然对偏安于西蜀一隅、同样自称大义在手、且延续了汉朝正统的刘备感同身受。如果刘备因为没有占据中原而被视作“非正统”，那么将中原丢给异族的东晋王朝正统性又从何而来？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王朝的立场，还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都自然会从拥曹转向拥刘。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剧照，（从左至右）张飞、刘备、关羽，桃园三结义
类似西晋与东晋在此问题上的快速切换，两宋也如是，原因也同样“自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力作，在拥曹尺度上可能比《三国志》走得更远。司马光不仅将诸葛亮北伐称作“入寇”，竟然还很不厚道地质疑起刘皇叔一生最自鸣得意、也是蜀汉正统性最大来源的汉皇室身份。
不仅是司马光，在北宋时代，诸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一线文人”，基本都是“拥曹派”。欧阳修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部著名的《正统论》，大谈“得汉者，魏也”。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剧照，鲍国安饰曹操
到了南宋，情况又发生了逆转。“拥刘派”的领袖朱熹，据说就是因为不满《资治通鉴》中对刘备和蜀汉的各种贬低，愤而写了《通鉴纲目》，明确主张蜀汉的正统性。在朱熹笔下，曹魏隐隐被附会成了北方异族王朝，南宋则与蜀汉一样，被渲染上了汉民族丧失中原本土、在南方延续正统的历史悲情。
与朱熹同时代的“拥刘派”大佬还有陆游和张栻等人。张栻曾有激愤之语，“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陆游更有诗句“邦命中兴汉，天命大讨曹”，写诗时想必是把曹魏当作金一样咬牙切齿。
到了元代，拥曹还是拥刘更加意味深长。《三国演义》的创作时间当在元末，当时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元的正统究竟是继承于女真之金还是汉族南宋。在罗贯中这样的汉族知识分子心中，为了论证正统在南宋，自然在三国史事上站在蜀汉一边。
更有趣的是，在《三国演义》前流行的《三国志平话》，结尾写到了蜀汉灭亡时还逃走了一位汉帝外孙，后来消灭了西晋为蜀汉复仇。这位外孙就是刘渊，他创立的政权的确自称“汉”，还自称是刘禅的继承人。不过，他是匈奴人。在这个匈奴人复兴汉朝的荒谬故事背后，不也正是暗示蒙元为汉朝继承人么？
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版）剧照
明末清初，毛宗岗修订了《三国演义》，让“拥刘”思想贯彻到了字里行间。时值南明初亡，郑成功还在，“反清复明”思想仍在盛行，此时主张拥刘，不就是暗示正统仍然在明么？
但大清朝呢，在曹刘问题上的格局却超越了汉人的小九九。当清王朝坐稳江山，正统观从北方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之时，乾隆以“拥刘”给这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正统之争做了一个总结，“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春秋之义然也”。
拥曹或拥刘，在中国政治史上远比左右分野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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