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浙江海宁，那地方出过金庸、徐志摩、蒋百里、王国维……提到这些名人，老实巴交的徐九斤憨笑道：“他们跟我都不搭界，我就是个农民。”
1982年，徐九斤有了第一份工作——乡村电影队放映员。两根毛竹，一块白布；机器一亮，万人空巷。他回忆道：“那辰光，老吃香了！”
农村电影是免费的，他拿30块钱一个月的固定工资，跋山涉水，就靠肩上一根扁担，挑100斤设备，走几十里土路，很累，也很知足。
好景不长。1990年前后，露天电影不再风光。一天，徐九斤到了一个山村，银幕支起许久也不见来人，他从挎包里掏出干巴巴的大饼，啃了几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徐九斤在一旁的小河边洗掉汗和泪，然后对着银幕，默默地放起了电影，尽管没有一个观众！
少顷，一位老婆婆送来一碗热水，对他说：“都在屋里头看电视呢，我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实在不忍心，来陪陪你……”
那天晚上，徐九斤大哭一场。
他爱人说：“何苦呢？把这些东西卖了吧，开个小工厂，笃定赚钞票。”
徐九斤不说话，一声叹息。
放映队的同事们一一撤退，最后，他成了“光杆司令”。一夜间，他老了许多，头也秃了。
一天，一个农户打来电话，说儿子结婚，能不能请他去放一场喜庆的电影？他迅速挑了农村片《喜盈门》赶去，那天晚上，清风送爽，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徐九斤忽然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能给农民带来欢乐，苦也值了！”
他一拍油亮的脑门：“豁出去算啦！”
他四下筹钱，成立了一个人的“九斤放映队”，一如既往放电影，哪怕赔钱，他也乐意。“校长兼校工，上课又敲钟”，弄了一辆破板车，拉着设备上山下乡。
这一拉，就是三年。白天去学校放映，晚上到乡村放映，披星出门戴月归。
那阵子，也不知道咋了，电影就是没人看，可他执着。文化站解散了，他居然自己贷款几千元买新型放映机；电影《生死抉择》上映时，他凌晨三点从浙江海宁出发，赶到上影厂，人家还没上班，他坐在街沿上，咬着家里带出来的冷粽子，愣是舍不得到对面的小店里去吃一碗热馄饨，却用3000元买了一个半新的拷贝。
后来，放映设备改进，体积小了，徐九斤换了辆自行车。夏日炎炎，中了暑的他，一头栽在稻田里，满头满脸黑泥顾不得洗，村里的人差点以为来了个非洲打工仔。
再后来，他换了摩托。寒冬腊月，山路结冰，车翻了，滑出去几十米远，人重重地抛出，幸亏挂在了崖边的树枝上，保了条命。
那次，徐九斤是去监狱放缉毒电影《纸飞机》的，当时摔得满脸是伤，简单处理了一下，他立刻按时给服刑人员放片子，要不是在放映机旁边忙乎着，别人还以为这是打架斗殴刚关进来的呢！
那部戏，是我和刘新导演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徐九斤的报道，感动啊，立即辗转联系他。他告诉我，放《纸飞机》时，犯人们看得痛哭流涕，纷纷表示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家庭。“我这才知道，电影的教育意义有多么大，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把电影放下去的决心。”他说。
2003年前后，国家电影局大力鼓励农村放映，徐九斤迎来“第二春”。他招兵买马，鸟枪换炮，两轮摩托变成了四轮面包车，笨重的胶片放映机换成了轻便的数字设备。徐九斤又昂起了头！但因腰椎间盘突出多年，很难挺起胸膛，我便借用姜昆相声中的两句话送给他：“革命意志如磐石，泰山压顶腰不直。”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他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人物。
2014年，徐九斤贷款380万元，又把全家人30多年里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拿出来，东拼西借，凑了500万元，置地盖房，历尽千辛万苦，“徐九斤电影珍藏馆”终于落成，旧海报、破杂志、老爷放映机、锈迹斑斑的拷贝箱，近千张他和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的合影……一经展出，令人震惊！
于是，各大电影节上，他腼腆地走来。短短的红毯，是他近40年风雨历程的缩影。有人计算过，这些年，他下乡放电影走过的路，相当于30次长征。
有一回，我当晚会主持人，正式介绍他：“电影人徐九斤。”
他笑了，笑得很幸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