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日下午两点，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故宫与故宫学”系列学术活动第二讲“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将在北京大学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主讲嘉宾为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研究馆员肖燕翼。肖燕翼先生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认为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至少在两个方面依然需要重新审视。其一是迄今被认为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名作，却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书画珍品；其二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的仿、代情况，迄今尚未被揭示，甚至被当作被仿书画家的典型作品。此类揭示的鉴定研究，老一辈鉴定家均有专题讨论，体现着当代鉴定研究的重要成果和水准。同时昭示后来者，类似的专题研究远未完结。
今日推出肖燕翼《董其昌书画鉴考三题》一文。本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11期，因原文较长，分为上、下两篇推送，此为下篇。
三
“王记画作”仿伪董其昌书画鉴例
董其昌书画的鉴别、鉴定，是书画鉴定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前辈专家学者已鉴别出董氏书画的代笔有九到十人之多，大多为“苏松派”画家，是董其昌书画鉴定的重要成果之一。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王翚及其门生，乃至王翚卒后的慕习者，也曾大量仿伪董其昌及王时敏、王鉴诸人的书画，作品数量之巨，不亚于董氏的代笔书画。本人曾撰《“四王绘画”的鉴赏》一文[13]，揭示了王翚及其习王画者所仿伪王时敏、王鉴的一些作品，顺及引出的问题是，这些人就不会仿伪董其昌书画吗？
据清张庚《国朝画徵录》记：“石谷家本寒，以艺享盛名，受知圣主，取润笔致裕。”[14]这是说，王翚在完成《康熙南巡图》的巨制后，声名大噪，自京师归家后，“家居三十载，应酬焚膏以继日”。徐邦达先生说王翚晚年在家“开工厂”，正是指他率领其子弟、门生开了一个“王记画作”。为了“取润笔致裕”，应该会针对不同顾客，或亲笔、或师徒合笔、或代笔来创作“王翚”名款的书画。此外，“王记画作”也还会仿伪名人书画来“骗钱”。王翚曾受知于王鉴、王时敏，并曾缩临董其昌、王时敏递藏的宋元名画，故临摹、仿画则成为王翚及其门生的“看家本领”，而且他们利用对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等人在传承、收藏、表现方式和文字题跋等方面的熟知，围绕他们熟悉的宋元名画及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的绘画，进行手法多端的仿书、仿画。所伪书画中的题跋书法、文字亦贯穿着那些名家的创作理念、书画收藏等相关内容，给人即使“行家里手”也不觉其伪的总体感觉，较之“苏松派”仅以本家面貌出之的代笔绘画，更具蒙骗性，以致迄今大多仿书、仿画仍被当作真迹。下面举例说明。
（一）董其昌、吴伟业《书画合璧》卷继鉴
《书画合璧》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图十六〕。本人已在《董其昌三种八作的考辨》一文中辨其为伪作[15]，现继鉴为习王翚画者所伪。理由之一是董其昌山水画后的一段自题文字属抄录，因文字节略致使文义不通。画家自题：“画家当以天地为师，又以古人为师，故有天闲万马，今困坐斗室，无惊心动目之观，安能与古人抗衡也。玄宰识。”其中“故有天闲万马”一句，只是半句话，节略后的文字显得文义不通。根据相关董氏画作的著录文字，应为“故有'天闲万马皆吾粉本’之论”。所以如此，一是仿伪者不通文义，二是仿伪者为避免仿书文字过多而露出破绽。总之非董氏亲书、亲题，则该图亦必伪。
图十六 明董其昌、 吴伟业《书画合璧》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藏王翚《仿古山水》册第三开水墨山水一页，王翚自题一段文字〔图十七〕，全同于上述董书，且书字的结构、笔法几乎没有差异，故董其昌、王翚的自题应为一人所书。这一《仿古山水》册，本人同样以为并非王翚真迹。若是王翚所画，也不会写下这样一段文义不通的题语，且在自题文字下，分钤“王”、“石谷”两方朱文小印，另起行自题“背临子久富春长卷一段”，又钤“王翚之印”、“石谷”二印。自题书跋，何以不厌其烦地钤下四枚名章，似乎在强调“这是王翚书画真迹”的印象，其实适得其反。该册的绘画、书法总体水平与王翚亲笔相差较远，应属习王画者所为。那么《书画合璧》卷中的一段董氏山水及书题，也就可以鉴出是什么人或者是哪一些人作伪了。
图十七 清王翚《仿古山水》册之一 故宫博物院藏
（二）《画禅室写意》册的讨论
上文提到，董其昌在“己巳中秋”的一天中最终完成并书总题的《画禅室写意》册。该册著录于吴升《大观录》，并记：“宣纸八叶，笔墨简淡，丰神萧逸。首、二帧、六帧、八帧，文敏（董其昌）俱缀跋语，余止书'玄宰’二字。后奉常（王时敏）、太守（王鉴）互相题拂⋯⋯此册书为石谷先生所藏。”[16]据此可知该册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为王翚所藏，王时敏、王鉴为之题跋。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董其昌《书画册》〔图十八〕，影印并著录于日本二玄社出版、古原宏伸编《董其昌的书画》一书。从影印图版及文字著录来看，应与《大观录》所记《画禅室写意册》的著录大致相同，最大的差异是东京册多出了恽寿平、笪重光二人书题[17]。
图十八 明董其昌《书画册》第一开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比对后的首要问题是，《大观录》的一册与东京册是同一册董其昌书画吗？吴升在著录时是否省略了恽、笪二人书题呢？按古原宏伸文字著录，东京册后的诸人题跋顺序为王时敏、王鉴、恽寿平、笪重光。王时敏题曰：“壬子嘉平，石谷过访，此册出自竹笥，观于拙修堂。⋯⋯”笪重光在书题后署：“壬子孟冬，观于毗陵舟次。”按“壬子”为康熙十一年（1672），“嘉平”为十二月，“孟冬”为十月，即笪重光先于王时敏见到该册并书题，何以题跋顺序反居其后呢？又，《大观录》记：“两王公（指王时敏、王鉴）为艺林宗匠。”故全文著录“两王公”书题，但同为艺林名家的恽、笪二人，又同为王翚所藏的董氏《山水册》署题，为什么一字不提呢？这些问题暂且存疑。我们再看该册的书与画。按东京册的序列，第七开山水画页有对题：“峰峦浑厚，草木华滋。以画法论，大痴非痴，岂精进头陀而以释巨然为师者耶。玄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旧题董其昌《小中现大》册第十二开“仿大痴山水”，董氏的对题文字全与这段同〔图十九〕。比较两册董氏书题，书字极相似，应为同一人所书。
图十九：1 《小中现大册》第十二开“仿大痴山水”董其昌对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九：2 明董其昌《书画册》第七开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又，此册第二开山水画对开题五言诗：“林杪不可分，水步遥难辨。一片山翠边，微茫见山远。”〔图二十：1〕该诗亦可见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董其昌《山水册》中第九开山水画页对题〔图二十：2〕；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林杪水步图》轴〔图二十：3〕，亦以该诗前二句为题作画。比较三作诗题书法，亦极相似，应为同一人所书。
图二十：1 明董其昌《书画册》第二开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二十：2 明董其昌《山水册》第九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二十：3 明董其昌《林杪水步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张子宁先生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中现大》册为王翚临画、仿书，以此来比鉴，则这些董氏的书画作品，就与王翚脱不了干系了。除这些书字的比较外，我们再看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山水册》的绘画，如第六开枯笔山水图页〔图二十一〕，画面正中部位，前、后措置的两大山石间画有贯通其间的七八条横线，仿佛将两石缝合起来，不仅弥合了两石前、后措置应有的空间、距离，且这“条皱”的画法刻板生硬，莫说董其昌不应有此败笔，就连王翚也不会如此失步。如果仿书与王翚脱不了干系，那这些拙劣仿画应是习王画者所为了。
图二十一 明董其昌《书画册》第六开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一个书画家可能会再三再四地创作某一诗意画并书诗，但书写时文字总会因时间、环境、心境、书写工具等差异而造成书法形态的变化，没必要一再地仿学自己以往的书法。正如上述《林和靖诗意图》等作品，很相似地书写林逋诗，恰是问题所在。同理，一个书画家很可能书写大同小异的题跋，但不大会一字不差地抄录自己的题跋，同样是问题的所在。手段的一致、书法的相似，则指向了同一人或同一些人所为。《大观录》一书的著录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董其昌《书画册》是一是二，倘有机会见到东京藏册真迹再作进一步辨析，其中的问题先作如上讨论。
（三）《石磴盘纡图》的继鉴
董其昌《石磴盘纡图》轴，纸本墨笔，现藏上海博物馆〔图二十二〕。图右上自题：“石磴盘纡山木稠，林泉如此足清幽。若为飞屐千峰外，卜筑诛茆最上头。玄宰画，丙寅题。”图左上再题：“此丙辰秋海上笔，十一年矣。丙寅夏五，玄宰。”按此题，该图为董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年绘，年六十二岁。越十一年后，于天启六年（1626）七十二岁时补题。上海博物馆编《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中刊此图并鉴为伪作[18]，现继鉴为“王氏画作”中的仿伪之作。
图二十二 明董其昌《石磴盘纡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的这一诗意画不止此幅。《董华亭书画录》一书载其《仿十六家巨册》，内第九开“仿巨然”一图，即以此诗为绘画题材。该诗首句中“石磴”书为“石径”，其他文字相同。后署款：“庚申正午，金阊舟中写此。”即创作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十六岁。又，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为王时敏绘《仿古山水》册最后一开也绘此诗意并书诗，首句亦书为“石径”二字〔图二十三〕。署款：“丁巳二月写此十六帧，似逊之世丈览教。”丁巳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董氏时年六十三岁，王时敏二十六岁。这就是说，董其昌于六十二岁时绘此诗意画后，又于六十三岁、六十六岁时两次再画此诗意图，但在最先的画作上长达十一年未书诗及款识，岂非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又，故宫博物院藏《虞山诸贤合璧》册中的“王翚山水图”页〔图二十四〕，该图上有王翚书此诗，画页对开有王翚自题，表明为康熙四十年（1701）“辛巳春”所绘，王氏时年七十岁，将上述董氏二作中所书该诗，与王翚书诗并观，非常相似，与上面鉴例中的现象相同。
图二十三 明董其昌《仿古山水》册第十六开 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十四 清王翚《虞山诸贤合璧》册之“王翚山水图”页 故宫博物院藏
除董氏《石磴盘纡图》外，董氏为王时敏所绘《仿古山水》册中还有类似的鉴例。该册第十一开山水图页上有董氏自题：“鸿雁归时水拍天，平岗古木尚苍烟。借君余地安渔艇，着我西窗听雨眠。蔡天启诗意，玄宰画。”〔图二十五：1〕检故宫博物院藏王翚《平岗枯木图》扇，自题中同书此诗〔图二十五：2〕。又，故宫博物院藏王翚《山水图》册第七开也绘此图并书诗，题曰：“董宗伯（其昌）有小幅，因忆写此，王翚。”〔图二十五：3〕将董氏所书该诗与王翚两次书此诗的书法比较，发现它们很相似。
图二十五：1 明董其昌《仿古山水》册第五开 上海博物馆藏
图二十五：2 清王翚《平岗枯木图》扇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五：3 清王翚《山水图》册第七开 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作为大书法家，其书法怎能与王翚的仿书分不出水平高低呢？至于绘画，我们将董氏此册中最后一开，即“石径盘纡山木稠”诗意画，与王翚所画相比，董画似不如王翚所画，尤其是董画山水中下部坡陀，画笔纵横，墨淡而滞，绝非讲究笔墨的董氏所为。而王翚所画则为真迹，表现出其应有的艺术水平。是故，董氏《仿古山水》册可能为习王画者所为，而董氏书题则是王翚仿书，属“王氏画作”的师徒结合之作。此册上分钤王时敏第八子王掞多方藏印，是该册为董氏书画真迹的“重要保证”。故宫博物院藏王时敏为其婿吴圣符所绘《仿古山水》册〔图二十六〕，也钤有王掞诸藏印。本人曾撰文辨其为“王氏画作”中的产物[19]，理由之一就是本为吴圣符所绘，却无吴圣符题记或藏印，反而有其姻亲兄弟王掞的多方藏印，也是件奇怪的事情。而且，这两册所钤多方王掞藏印无一方相同，不也是怪事吗？王掞为王时敏诸子中官职最高者，王翚在京师参与康熙《南巡图》的绘制，多承王掞的引荐、帮助，二人关系极为密切。这些藏印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即让我们信以为真的伪证。
图二十六 清王时敏《仿古山水》册第四开、 第十开 故宫博物院藏
（四）《赠稼轩山水图》的讨论
《赠稼轩山水图》轴为赠瞿式耜（稼轩）的山水画〔图二十七〕，纸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图左上自题：“芙蓉一朵插天表，势压天下群山雄。玄宰。”又年款：“丙寅中秋写，己巳秋寄稼轩世丈。”“丙寅”为天启六年（1626），“己巳”为崇祯二年（1629），董氏时年七十五岁。此即是画好后隔数年才书款题并赠他人的作品。
图二十七 明董其昌《 赠稼轩山水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该图一向被认为是董其昌的山水画佳作，且又因赠予历史名人瞿式耜而另具一定的历史价值。鉴阅此图，首先是董氏七十五岁所书款题，笔法尖瘦，似无一点董氏老年书法的苍秀温润之感，如其七十六岁为赵孟頫《鹊华秋色图》题跋所显示的特点〔图二十八〕。又，该图中下部所画两株树木，从主干向上的枝干，皆作左右方向延伸，无一枝作前后方向的形态〔图二十九〕。董氏《画旨》一书中论画树法：“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而右看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20]就是说，画树的枝干，应有前、后、左、右的布画，即“树画四枝”的基本方法。只有枝干左右分布的构画，显然不合董氏强调的画理。又该书指出：“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语是笔又是墨，可参之。”此图上、下山角间置画了十余小石块，仅勾画了石块轮廓，几乎没有皴染，见笔不见墨，同样不合讲究笔墨的董氏画法。因此，该图只是表面上画出了董其昌山水画的面貌，却与董氏主张的画理及应有的艺术水平有所悬隔。
图二十八 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后董其昌崇祯三年（庚午）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十九 明董其昌《赠稼轩山水图》轴（局部）
依董氏自题，此作是其完成三年后，赠与瞿式耜。为什么突然想赠画给瞿氏，背后的原因需再作推敲。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江苏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崇祯元年（1628）任户科给事中，官正七品，职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就在这一年，崇祯帝诏命荐阁臣，引起了瞿氏之师、户部侍郎钱谦益与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之间的争斗，瞿式耜自然站在其师一边。争斗结果，钱、瞿二人被罢官。如果董其昌这时赠画给瞿式耜，并书以“势压天下群山雄”的诗句，无疑是站在了钱、瞿二人一边。但董氏一生为官，因避祸而几次辞官。此时董其昌也因“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温体仁、周延儒正是魏忠贤一党而仍居高位者，董其昌在辞官闲居时，会没事找事吗？温体仁、周延儒最终入阁并官大学士，但始终没有放过钱谦益、瞿式耜二人。在崇祯九年（1636）构陷二人并逮捕入狱。董其昌恰在温、周二人当政时，于崇祯五年（1632）奉诏出仕，所谓“壬申再入春明”，做了掌詹事府事的最后三年京官。这前因后果是否可以说明，董氏应该不会在崇祯二年赠画给仍被监视中的瞿式耜。
由此，再检故宫博物院藏王翚《群山雄势图》轴〔图三十〕，山水画法不同于《赠稼轩山水图》，但图左上自题“芙蓉一朵插天表”两句诗，款题：“康熙岁次丙子腊月廿四日，仿范华原笔，剑门樵客王翚。”以董其昌、王翚两作中同书的两句诗看，书字的结构、笔法是很相似的。又且，在《赠稼轩山水》一轴的右裱处，有明末清初收藏家朱之赤的题签，也书有“芙蓉一朵插天表”七字〔图三十一〕，以此七字对比王翚所书，则更为相似，何以董、王、朱三人书字那么相似？《赠稼轩山水图》的本幅右下角钤朱之赤藏印一方，右上侧又钤朱之赤藏印三方。而该图左下角则钤有清乾隆时收藏家毕沅的藏印。也就是说，清初的朱之赤将自己的四方藏印分上、下均钤于图右侧，形成“一边沉”，左侧则留给后来者添钤藏印，这有违钤加藏印的一般规律。再者，朱之赤签题董氏此幅山水画作为“神品上上”，但未见于其《朱卧庵藏书画目》的著录。以此鉴例，朱之赤的题签以及朱氏藏印，似应属同一人或同一些人的仿书、仿刻，也即是“王氏画作”中产品。
图三十 清王翚《群山雄势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十一 明董其昌《赠稼轩山水图》轴右裱朱之赤题签
瞿式耜在崇祯二年（1629）时，只是一个被罢官的七品官，还不是后来因参加抗清才成为的著名南明大臣。在清顺治初期，他在广西督师抗清，坚持数年后兵败被俘而死，被清廷赐谥号“忠宣”，方能称得上“势压天下群山雄”。这是董其昌卒后的事了，而正是王翚等人所应知的。
四
鉴后叙余
上述关于董其昌书画鉴考三题，其间贯穿着一条主要线索，即围循王翚或习王者仿书、仿画董氏书画而发展的。所以每称王翚或习王画者，因为所涉及的王翚画作，还要辨识为王翚亲笔还是王翚师徒合作，或是习王画者所仿。这是又一专题研究才能解决的，故暂含糊称之，总之与王翚或习王画者脱不了干系。
王翚曾师从王时敏，王时敏看中王翚，重要的一点是其临仿的功力。《王奉常书画题跋》一书中“石谷画卷跋”有记：“凡唐宋元诸名家无不摹仿逼真，偶一点染，展卷即古色苍然。毋论位置、蹊径，宛然古人，而笔墨神韵一一夺真⋯⋯使非题款，虽善鉴者不能辨此。”[21]因此，王时敏令王翚临画其家藏宋元名画，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中现大》册等。这一教习方法，不同于董其昌传给王时敏的《树石稿本》，那是董其昌教给王时敏掌握古代绘画中树石构画及笔墨表现特征，在自行创作时加以参考。王时敏教给王翚的则是摹、临、仿古人的代表作，故而更强化了王翚本来就具有的临摹功力，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强化了王翚作假画的功力。既然能临仿宋元名画，那么仿画王时敏、王鉴，乃至董其昌的书画又何妨呢。按照这种做法，王翚的弟子、学生们当然也会以临仿古人名画为基本功。张子宁先生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中现大》册为王翚所临，上海博物馆藏王翚《小中现大》册为习王者所临，可为上述佐证。相比宋元绘画，他们会更熟悉董其昌、王时敏诸人书画，包括诸人的绘画理论、生平逸事、书画收藏、人际关系等等，因之作伪的手段也会是多方面的，以致使人不觉其伪，甚至当成某人的代表作。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会仿伪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等人书画，必有相当的数量。本文正是按照这一线索检出上述鉴例。仅是鉴例而已，同鉴者必能检出更多的类似伪作。
【注释】
[13]肖燕翼：《“四王绘画”的鉴赏》，《紫禁城》2018年第8期，页14－29。
[14]（清）张庚、刘瑗撰，祁晨越点校：《国朝画徵录》卷中，页52，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15]肖燕翼：《董其昌三种八作的考辨》，前揭氏著《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页170－181。
[16]前揭吴升《大观录》卷一九，页555。
[17]［日］古原宏伸编：《董其昌的书画（研究篇）》页244，东京：二玄社，1981年。
[18]上海博物馆编：《丹青宝笺——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
[19]肖燕翼：《王时敏为“圣符”作〈仿古山水册〉辨伪》，前揭氏著《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十例》，页190－199。
[20]前揭董其昌著，邵海清点校《容台集》（下），页680。
[21]（清）王时敏：《王奉常书画题跋》，前揭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页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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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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