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句】
一声铁笛下云州，吹破江天万古愁。
杯酒不空人欲去，青青柳色尚楼头。
这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在被羁押在刑部大牢时写的一首诗。诗中有悠扬的笛声，青青的柳色，充满着希望和对自由的渴望，丝毫不见恐惧和绝望。可是仅仅一年多后，他就被处以磔刑，化作一堆碎肉。
入朝为官，是古往今来许多中国人的梦想，十年寒窗，一朝得中，从此跃入龙门，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是自古伴君如伴虎，这天子堂既是富贵乡，也是修罗场，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落个横死的下场。
历来官场险恶，皇朝末世的官场更是波诡云谲，凶险万分。崇祯年间，明朝已是大厦将倾，国事糜烂，内外失控。朝堂中党争剧烈，崇祯帝刚愎自用，任事大臣左右为难，动辄得咎，随时可能被阴险的对手和冷酷的皇帝推上断头台。崇祯一朝就有两位大臣被处磔刑，一位是辽东督师袁崇焕，他的事迹誉满天下又谤满天下，关于他的纷争至今仍未平息。另一位就是江南才子郑鄤，他的生平，如今已鲜为人知了。
郑鄤，字谦止，号峚阳，江苏常州武进人，明天启二年进士。他的父亲、叔父都是进士出身，母亲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他的另一位舅舅吴区闻也是大学士。郑家是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之后，被朱元璋赐名“孝义家”。他家一门三进士，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真正的官宦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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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鄤墓碑
郑鄤六岁时，就随父在外讲学读书，从小就有才名。他父亲郑振先与顾宪成交好，是广义上的东林党人。万历三十六年，时任工部主事的郑振先上了《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抨击当朝的两位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结果惹怒皇帝，被贬到四川，郑鄤也离京回到家乡继续读书。
天启二年，29岁的郑鄤二甲进士及第，同科的一甲状元是文震孟，“一代完人黄道周”也是他的二甲同科，三人还是志同道合的密友。
郑鄤在翰林院做庶吉士时，翰林院修撰文震孟见天启帝疏于朝政，和太监厮混在一起，整日醉心于木匠活，便上书劝诫，皇帝看后很不快，就不予理会，来了“个留中不发”。
见好友遭了皇帝的冷脸，郑鄤当然要声援，何况他们郑氏一门本来就有犯颜直谏的传统。于是他奋笔疾书，上呈《谏留中疏》。此疏语气犀利刚直，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其中写到“考之本朝故事，惟武庙与神宗末年最多。在武庙时盖因权珰之炀灶，在神祖时则系奸辅之藉丛。圣主当阳，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谓有不可知者也。”大意是说，武宗和神宗时奸臣当道，您刚当上皇帝，怎么能重复他们犯过的错误，您可要搞清楚了!
一个刚入翰林院的庶吉士竟然以这种口气教训皇帝，自然惹得龙颜大怒，将他削职，发回乡里候补。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很看重郑鄤的才学，出面替他求情，却无济于事。
天启六年，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遭魏忠贤诬陷入狱，他们受尽酷刑却没有屈服。据说，他们遇害后，狱中长出六朵黄芝。郑鄤闻听后，于悲愤之中写下《黄芝歌》和《六君子传》，直斥魏忠贤阉党的暴行，对六君子寄予无限同情。一年后，他又不顾危险为杨涟的遗留文稿写序，因此彻底得罪了阉党，被视为铁杆东林党人，位列阉党所编的《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与“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并列。郑鄤就此被削职为民，取消候补资格。
为了免遭阉党毒手，郑鄤不得已化名浪迹天涯，远遁江西、广东等地。在罗浮山，他还结识了正在那里游历的徐霞客。
不久天启帝死，崇祯登基，他迅速铲除阉党，并召原来受迫害的官员回朝。文震孟入阁拜相，春风得意。眼看“圣主龙飞”，好友又当了内阁首辅，郑鄤的眼前一片光明。然而命运弄人，正当他跃跃欲试，准备回朝施展平生所学时，父亲去世了，接着母亲又去世，他不得不在家连续守制。当他再次入京时，已是崇祯八年，文震孟在政争中失利下台，内阁首辅换成了温体仁。
崇祯帝
行前，郑鄤妻子周氏可能感到了此行凶险，极力劝他不要入京。到京后，老友文震孟又告诉他京城政治环境险恶，对他说：“君来误矣”，劝他回去。可是作为一个素有志向的文人，赋闲多年的郑鄤骨子里那种为国效命的冲动已经无可抑制，他明知前途诡谲，却仍义无反顾地大步而去。
按规矩，郑鄤回京后首先要拜见内阁首辅温体仁，但这次谈话，却引发了祸端。
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丛谈》记录了这次谈话。温体仁问道：“南方清议若何?”郑鄤答：“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温体说：“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郑鄤说：“用人则才出，不用人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之识韩淮阴，宗留首之识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
郑鄤这番话，直指温体仁不能像历史上的名相那样任用贤才，被当面打了脸的温体仁心中十分恼怒，感到“意彼锋芒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于是动了铲除郑鄤的心思。
对此，清人梁章钜评价说：“知口之为祸而卒至祸，此才人气盛而不能自抑。”意思是郑鄤明知祸从口出，却因为才高气盛，管不住自己的言论，招致了灾祸。
温体仁为了给郑鄤罗织罪名，四处打探，多方活动，结果郑鄤的舅舅吴宗达出面告发郑鄤“杖母蒸妾”，就是杖打母亲，侮辱父亲的小妾。在以儒家伦理治天下的古代，这些行为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十恶不赦的重罪。
同为明朝官员的郑成功，他儿子郑经在母亲庇护下与弟弟的乳母关系暧昧，还生了孩子，郑成功知道后羞愤难当，下令将自己的夫人和儿子郑经斩首，被部下阻挡，他因此气得患了疯病，可见这种有涉人伦的事件，在当时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
温体仁还花钱煽动郑鄤的邻居告发他“居乡多不法，淫乱之恶，乡人犹切齿。”
至于吴宗达告发外甥的原因，明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说郑鄤“慢薄于宗达”，就是他对舅舅不尊重。
郑鄤出生世家，又自恃才高，对皇帝和首辅都不假辞色，对家乡地方官和邻里有所轻慢是完全可能的。与舅舅的矛盾则属于家务事，谁也说不清楚，可是这些被温体仁知道后，都成了罪名。
抓到这些把柄后，温体仁便把郑鄤下狱，关进刑部大牢。他当年十月十三日抵京，十一月十一日入狱，不到一个月，踌躇满志的郑鄤便成了阶下囚，而当初他进士及第后，只做了三个多月的庶吉士就被发回原籍，对于郑鄤来说，京师真是个不祥之地。
由于所涉罪名查无实据，无法结案，温体仁就只能先把他关着。关押期间，郑鄤照样著书讲学。锦衣卫同知吴孟明仰慕他的学问，便请他指导两个儿子的学习，经郑鄤指点后，他这两个儿子都登科及第了，吴孟明对郑鄤更是推崇备至。在他的照顾下，郑鄤这段日子并不难过，伙食标准达到每日“六金”。
崇祯十年，京师大旱，那时是讲究天人感应的，有天灾就说明人间有冤狱弊政，崇祯下诏各部门“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想趁着清查冤狱的机会为郑鄤开脱，便把郑鄤案作为冤狱上报。他上奏皇帝，说郑鄤之罪查无实据，幽禁已经三年了，应予释放以应天和。
出人意料的是，崇祯非但没有予以宽宥，反而下旨要求严查。这时郑鄤的同乡，中书舍人许曦上书弹劾郑鄤“杖母辱妹”，严审郑鄤一案便有了名正言顺的依据。
陆继辂著的《合肥学舍札记》中还说，许曦弹劾的同时，郑鄤有个外号叫“四将军”的弟弟，因受了许曦的贿，也出面指证郑鄤之罪。
崇祯看到这些弹劾与指证后，立刻谕令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此案。
刑部尚书冯英主持审理，经他讯问后，得出的真相是“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结论是“事属影响，言出谤忌，革职太轻、遣戍太重，惟候圣裁”。意思是，郑鄤假借幻术，使他父亲受蛊惑而剃发出家，又用这个办法迫使父亲杖打母亲，这件事影响很不好，判革职太轻，判流放又太重，所以请皇帝裁决。
按《明季北略》的说法，郑鄤父亲喜爱小妾和婢女，他母亲因为嫉妒，就经常虐打她们，郑父一气之下带着小妾剃发住进了佛寺，这件事在乡里成了一桩丑闻，“颇为人所指”。郑鄤看不过去，又不能责怪父母，于是就假借巫术，以因果轮回来恐吓母亲，受到巫术惊吓的母亲，为了消除虐待婢女的报应，就接受了杖打。
冯英认为这个罪行不是太严重，主要是社会影响不好，判罚应该在革职与流放之间。结论出来后，崇祯很不满，认为判罚太轻，他指责说：“刑杖未加，不得实情指驳!”命令发回重审。崇祯的意思是刑部审案时没有动用大刑，所以并没有审出实情。
温体仁见状，便趁机将有意维护郑鄤的冯英罢了官，据梁章钜的《浪迹丛谈》记载：“体仁于是落司冦冯英职”。
郑鄤被捕后，东林党人竭力营救他，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出力最多。《明史》记载，刘宗周上疏说：“郑鄤之狱，或以诬告，何以示敦伦之化?”结果因此触怒崇祯被罢了官。黄道周也遭崇祯严词训斥，《明史》说他“语复营护鄤，帝怒，严旨切则”。
黄道周
看到皇帝刻意要严办郑鄤，接手此案的官员便将他转入锦衣卫诏狱严刑拷打。备受毒刑的郑鄤在狱中作了《痛沥奇冤疏》，其中写到，“疾痛呼天，一字一血，字忘溢格”，创痛之状见于笔端。
案件审理中，崇祯要求把涉案的郑家亲戚邻里都拉来对峙，其中有个杨姓邻居过去因为与郑家争购房产而结下怨仇，这次便出面做了伪证，给了郑鄤致命一击。
严刑之下，郑鄤认了杖母的罪，奸妹之罪始终没认。清人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记载：“内阁中书许曦，劾庶吉士郑鄤杖母辱妹，事下三法司、锦衣卫会审，杖母实，鄤服罪，辱妹始终不服。”
崇祯十一年八月初六，最终的审理结果出出台，判了大辟，就是斩首。可是报到皇帝那里，崇祯不同意，他下旨“将郑鄤脔割处死”，并规定剐3600刀，而被判叛国欺君的袁崇焕也只剐3543刀，可见崇祯对郑鄤痛恨之深。
郑鄤知被判凌迟后，并不惊骇恐惧，他只是默默地用笔在纸上画了个太阳，又慢慢涂黑，表达了他对明朝政治暗无天日的悲愤之情。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郑鄤在北京被凌迟处死。计六奇在现场观看了行刑，场面极为惨烈。行刑结束后，虽时值中午，却天色惨淡，民众争相购买郑鄤被割下的肉用作治疗痔疮的药。计六奇《明季北略·磔郑鄤》一文中感慨道：“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文章气节，功名显赫，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
郑鄤的悲剧，始于温体仁的构陷。温体仁之所以要陷害郑鄤，一来是他们的初次对话使温体仁感到如芒刺在背，非欲除之而后快，二来郑鄤是文震孟的密友，而文震孟是温体仁的政治对手，他担心已经失势的文震孟在得到郑鄤援手后东山再起，因此要先下手打击郑鄤，使他们不能抬头。
本来郑鄤入狱后，对温体仁的威胁已经解除，所以后来的两年里温体仁并没有进一步迫害郑鄤。然而郑鄤杖母奸妹的罪名正好给崇祯打击东林党提供了工具，于是他施以高压，搜罗证据，极力落实郑鄤的罪行。
当时东林党人在朝中势力很大，他们以道统捍卫者自居，从道德高度指斥朝政，牵制皇权，掣肘事关存亡的方针大计。崇祯虽然恼恨，却也无可奈何。
崇祯一朝，内外交困，两面受敌，大臣杨嗣昌建议先稳住一头，与女真和谈，然后腾出手来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崇祯深以为然。
可这是一件做得说不得的事，明朝对外族不和亲不谈判是一贯的传统，所以号称“刚明”。奉天承运的正统皇朝如果屈尊与胡人谈判，是政治不正确，也是失德行为，崇祯不敢背负政治和道德的双重责任，本想不作声张，让杨嗣昌默默地去实施和谈。可是黄道周横空杀出，一番大义凛然的道德说辞驳得杨嗣昌哑口无言，崇祯自然不敢出面维护，和谈之事便不了了之。崇祯因此深恨黄道周，但又不敢动他。《明史》记载：“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惮其名高，未敢决”。可是黄道周偏偏还替郑鄤鸣不平，于是性格偏执的崇祯就迁怒于郑鄤，以重惩郑鄤来泄愤。
黄道周以道德完人著称，而郑鄤是他的密友，崇祯就是要判郑鄤忤逆乱伦，让天下人知道黄道周他们的同伙是不顾人伦，丧尽天良的禽兽，从东林党人最看重的道德角度给他们以重击，而割3600刀，则可见崇祯心头的切齿之恨。
后来黄道周在为郑鄤撰写墓志铭中慨叹道：“乃杀余者遂欲先杀峚阳以成其案，己卯八月之故，余心欲解之，不意其速之也。”他很清楚，是那个想杀他的人杀了郑鄤，他责怪自己，越是想解救郑鄤，却越是加速了他的死亡。黄道周又说：“余惟峚阳忠孝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自古有之，而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对郑鄤受冤惨死，还蒙上了乱伦恶名感到非常痛心。
与郑鄤同时代的大儒黄宗羲特意跑到郑鄤家乡调查真相，认为这是一桩大冤案。他在为郑鄤撰写的《郑峚阳先生墓表》中叹道：“从来缙绅受祸之惨，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清人陆以湉也认为郑鄤是被诬陷的，他在《冷庐杂识》中说：“以庄烈帝之偏忮，温体仁之狠贼，锻成此狱，可谓奇冤”。意思是崇祯的偏狂和温体仁的阴狠，共同铸成了这个冤案。庄烈帝就是崇祯的谥号。
当然，对郑鄤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同为当时的大儒，顾炎武就认为郑鄤品行不端，是个攀附于东林的“宵人”。
不过人们对历史人物从来都有臧否，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于被割3546刀的袁崇焕，至今都褒贬不一，何况是割了3600刀的郑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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