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紧随世界潮流，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个介绍了共产主义，它于1903年3月31日刊出社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将社会主义称为“思想最高之主义，变资本主义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公有之社会”。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留日学生联合创办的新记公司收购了《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撰写社评《本报同仁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实事求是的办报方针，并将之定为社训。张季鸾的文笔被称为“横扫千军”。《星期论文》请社会名家撰述，报纸增加对重大事件的实效性报道，“四不”原则成为每一个记者的行为准则。
八十多岁的老报人刘洪升对当时的记者生涯感慨颇多。他回忆道，当时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能够录音、录像，我们就是凭一只手，就是自己记录，每个人配备有一辆三轮车出去采访，我们紧紧记住自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
《大公报》很快成为全国最具影响的报纸，因为是在天津办报，首先要报道天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社会风俗，各种人文环境、地理环境都要报道。对宣传天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促进天津走向世界、走向全国，应该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这一说法。天津不仅仅养育的《大公报》，也因为《大公报》而提升了自身的城市地位。
作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报纸，《大公报》见证了一个时代。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去往法国采访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大战期间唯一留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萧乾；《大公报》还第一个派记者在1932年前往苏联，报道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中国西部，向全国民众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发表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从瑞金到陕北》多篇西北之行通讯，使国民党统治取得广大读者第一次了解了红军长征的部分情况，范长江以客观准确的报道，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幅宏伟壮丽的长征画卷。
由于历史与当时情况的局限，也由于报纸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有时也会出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出现一些偏差。1936年西安事变，《大公报》在不太了解当时真相的情况下，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事后，《大公报》的高层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并在报纸字里行间流露颇多。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大公报》率先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时报道国公两党的抗日战况，大量地刊登了抗日文章，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31日天津沦陷，《大公报》坚持不在敌占区出版一张报纸，从此《大公报》的足迹辗转与天津、上海、汉口、桂林、重庆，香港，唯一不变的，是《大公报》承载历史、为民喉舌的爱国情怀。
20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迎来了百年华诞。《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一行的天津之行给故乡带来了一股热潮。天津的各大媒体和《大公报》以较大的篇幅，回顾了《大公报》走过的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游子归乡，往事依依……
(天津电视台国际部提供文稿 北方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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