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于当地时间5月15日逝世，享年85岁。卢卡斯自 1975 年以来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在我国，卢卡斯为社会公众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在理性预期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且质疑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性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一个本土经济学教育培养出生的学生，我们这批人常被戏称为“土鳖”。相对于那些留学归来的“海归”，我似乎与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没有太多的交集。随着中国不断进步，高等教育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词汇，比如“土鳖”、“海龟”、“海鸥”和“海带”。
我记得，卢卡斯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曾经来到武汉大学进行讲学，大约是在2004年。作为全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武汉大学当年每学期都会有邀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来校授课。当然，作为那个时期在武大成长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能够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教学的关键人物是邹恒甫教授。他是新中国首位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生。邹恒甫老师备受武大学子们的尊敬，尽管他曾卷入国内学界争议风波。但是，如果你有过直接接触并对他的工作风格有明确了解，基本上可以说“那都不是事”。
在我攻读硕士学位的那段时间，我们学生有幸受益于邹恒甫教授的邀请，包括卢卡斯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来校讲座。当时的学术氛围非常热烈，许多来自其他兄弟院校的学术爱好者甚至会带着行李直接进教室听课。今天上午，原本安排去拜访一位知名的企业界校友，但由于校友因公紧急前往香港处理业务，我有了额外的时间。在这位经济学大师离开之际，我决定写下这些文字，既是对他的致敬和怀念，也是对当年武汉大学那些众多杰出学者云集、精彩讲座纷呈的回忆。
现实世界中，很少有人能比卢卡斯更认真地思考经济现实。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卢卡斯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凯恩斯思想进行批评的重要经济学家。当时，凯恩斯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就像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的地位一样。他的探索被归结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该理论体系内，理性预期在经济建模中至关重要，同时微观基础对宏观理论也至关重要。
在1979年与萨金特（Thomas
Sargent）合作的论文中，卢卡斯探讨了凯恩斯主义在1970年代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强调凯恩斯主义的预测极其不准确，并且指出该学说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经济体被视为一台巨型机器，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按下按钮或调整杠杆来产生可预测的结果。然而，卢卡斯和萨金特强调，宏观经济学家应将政策视为选择稳定游戏规则的过程，以使经济主体能够充分理解这些规则。这标志着对政策思考方式的转变，从设计正确的干预措施转向关注规则选择的重要性。
在学术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卢卡斯批判'这一术语的出现。卢卡斯对困扰政策变化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其缺陷。由于人们会根据政策变化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和期望，因此政策变化会改变模型本身的参数。这给宏观经济学中直接插入数字的方法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人们不是实验室中的粒子，而是有思考能力的生物，可以适应新的环境。
卢卡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他在武汉大学的演讲和学术课程也涵盖了这些领域。之前我在文中提到卢卡斯来武汉大学讲座的时间可能是2004年左右。在我敲击键盘的间歇中，我竟然无意间找到了当年卢卡斯来武汉大学学术演讲和学术报告的新闻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crz/20040616/1447817697.shtml)。只能感叹，互联网时代还是有记忆的。
在卢卡斯之前，经济学家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思考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方法，以及另一种思考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方法。卢卡斯证明了这两种方法可以进行相同的建模。在他于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写道：“（关于增长的）问题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是惊人的：一旦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了。”
在 1990 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仅用六页的篇幅中 ，卢卡斯就驳斥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增长论点。他采用文章标题问道：“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 该文章也就是后来在学界所强调“卢卡斯之谜”的探索性研究起源。
如果有一篇卢卡斯的作品是每个人都应该阅读的，那就是他在1988年发表的演讲文稿《经济学家做什么》。虽然该文原始版本很短，只有6页，但其可读性极高，并且没有涉及任何数学方程式。该文后来于2011年被邀请发表在英文期刊《应用经济学杂志》上。在这篇演讲中，卢卡斯一开始就指出：“经济学家具备务实和世俗的形象，这是物理学家和诗人所没有的。一些经济学家确实赢得了这种形象，但其他人——包括我和我在芝加哥的许多同事——还没有。我不确定你是否将此视为坦白或是自夸，但我们基本上是讲故事的人，是虚构经济体系的创造者。”
的确，正如同卢卡斯所突出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家注定是讲故事的人。
逝者安息，生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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