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并构建一套以“天人感应、灾异天谴”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好借此让君王能够达到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于一身的目的。
从汉武帝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念，便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封建君主们证明自己是“顺天应时”“授命于天”的核心证据。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按照“天人感应”的观点，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上天的意志，做好事多的人，上天会庇佑他，做坏事多的人，上天便会降下灾害，做出相应的警示、惩罚。
所以，“天人感应”理念在证明君主权威是上天赋予的同时，也起到了约束皇权的作用。
今天本文便借助古代官府如何应对蝗灾的话题，谈谈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是如何影响到统治者做出的决策。
【蝗灾】
蝗灾对小农经济的威胁
在农耕社会里，一家人通过男耕女织的分工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工作。他们必须依靠辛勤的劳作，才能在田野间获得丰收的回报，这笔大自然的馈赠委实来之不易。
粮食丰收了，还要先进行分类，这里面包含了一家人一年要吃的粮食量、需要交纳给官府的赋税额，以及全家吃穿用度的一应开支都要靠这些粮食来解决。
按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战国时期五口之家耕种百亩田，可以收获粮食一百五十石，去掉税收十五石（田亩税）、一家人一年食用九十石粟，这一百五十石便只剩下四十五石了。
将这四十五石里拿出三十石去市场售卖，可以换得1350钱，这笔钱里每年要负责祭祀先祖、祈求丰收，需要花费300钱，剩下的1050钱还需要负责杂税、穿衣、出行、教育、看病等等开支。
等同于一家人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只能勉强满足温饱，至于储蓄，那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这种情况下，蝗灾能够给底层百姓造成的威胁，是足以与洪涝、干旱并列的重大灾害了。
晋高祖石敬瑭时期发生了一场蝗灾，给当时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时蝗旱相继，人民流迁，饥者盈路，关西饿殍尤甚，死者十有七八。
在这种灾害面前，百姓们无法依靠自身度过灾年，失去粮食的平民，又没有积蓄，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要么选择带着家人逃难流亡做乞丐，要么便只有落山为寇，成为一名强盗。
【蝗灾配图】
这两种情况，无论哪种，都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统治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会采取一些政策来解决灾民的生计问题。
1、免除赋税
唐玄宗朝时，河南、河北接连遭遇了洪涝、蝗虫灾害，眼看百姓们马上就要为生计发愁时。唐玄宗下达了两条命令：派人去捉蝗虫、免灾区赋税一年。
《旧唐书·玄宗本纪》：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遣使分捕而瘗之……河南百姓给复一年，河南、河北遭涝及蝗虫处，无出今年地租。
2、君王带头向上天请罪
贞观二年六月，京城附近发生了旱灾、蝗虫灾害，百姓们的粮食都被吃光了。
唐太宗李世民在皇宫里，握住蝗虫向上天请罪：百姓们靠着谷过日子，蝗虫却把谷都吃光了，如果这是因为百姓有错，上天降下了惩罚，担当惩罚我，不要伤害百姓们。
祝告完之后，李世民拿着蝗虫便往嘴里喂，大臣们吓坏了，纷纷劝谏陛下龙体为重，不要吃蝗虫。
李世民回答说：我的祝告便是希望上天将惩罚降临在我的身上，我怎么能因为担忧生病便不去做这种事情了呢？
《文献通考》：太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之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剧照】
3、鼓励百姓们捕捉蝗虫
石敬瑭时期，山东、河南、关西等地，发生了蝗灾，蝗虫飞过的地方“草木叶皆尽”。
石敬瑭下令，各个地方的官员要积极响应捕捉蝗虫的任务，华州节度使杨彦、雍州节度使赵莹很干脆，他们为了激励百姓捕捉蝗虫，竟然开出了“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赏之”的优厚条件。
《文献通考》：晋高祖天福七年四月，山东、河南、关西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诸道州飞蝗害稼，草木叶皆尽。诏州县长吏捕蝗。华州节度使杨彦、雍州节度使赵莹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禄粟一斗赏之。
4、利用鸡鸭鸟这些动物来捕食蝗虫
驱除蝗虫这件事上，聪明的古人一早就发现了生物驱虫的强大实力，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鸡鸭食用蝗虫外，其实野生鸟类同样是驱虫的主力军。
《文献通考》：二十五年，贝州蝗。有白鸟数千万，群飞食之，一夕而尽，禾稼不伤。
5、丰收时存粮，遇到蝗灾时不慌——国库赈灾
赈灾赈灾，蝗灾的主要灾害还是在于蝗虫啃食庄稼过后，导致粮食歉收，百姓无粮生活的问题。
朝廷在这件事上，既不能任由百姓逃到外地当流民，也不可能让他们走投无路当匪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先稳住灾民的情绪，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谈有备无患这个话题了，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苑·务农》一书中，对唐高宗李治重点强调：“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
九年是一个理想数字，李世民认为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灾害，国家便需要在丰收时储存粮食，然后当灾年到来时，国家就可以通过提早做好了准备，从而顺利度过艰难时期。
【配图】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
培根在《习惯论》中提出了“思想决定行为”的观点，这一观点指出了封建统治者在面对蝗虫灾害前后，不同应对手段的内在逻辑。
在以儒家“天人感应、灾异天谴”理念为核心，构建起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认为灾异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上天对君王的一种警示。
1、政治上，蝗灾是君王暴政的体现
《文献通考》：‘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
古人相信，蝗虫代表着暴政。
暴政和蝗灾的组合，是一种神权社会向人权社会过渡时期，理想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界的认知有限，他们不能理解闪电、洪水、暴雨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们便虚构出了执掌各种自然元素力量的神灵，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些神灵是已知和未知世界的主宰者。
在发现的甲骨文中，我们不难发现，神灵崇拜在商周时期，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种结论可以从商朝时祭祀能够担任丞相便可以得出，并且当时君王出行、狩猎、结婚、战争等等重要事情都习惯向神灵占卜请示。
春秋战国时期的老百姓，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时光后，加上当时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盛况唤起了大家对人本身的关注，从而冲淡了神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
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国、限制相权，达到君主专制的目的，他需要在秦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支撑自己成为人间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统治思想。
董仲舒为了顺应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需要，提出了这套通过神化君主，赋予君王至高权威，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的理论。
【插图】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当出现蝗灾的时候，上至君主，下到平民，便会考虑是否上天认为君王施行暴政了？
2、个人素养上，蝗灾是君王、大臣、百姓们德行不正的体现
汉安帝五年的夏天，发生了一起席卷全国的蝗灾，当时的儒生们上言劝告汉安帝，这是上天降下的征兆，希望陛下可以注意规范自己的德行、少一点苛政：主失礼烦苛，则旱之，鱼螺变为蝗虫。
更进一步的大臣，在解读“上天”预兆的时候，将自己对当时时局的不满，都写在了解卜辞《京房占》：天地之性人为贵，今蝗虫四起，此为国多邪人，朝无忠臣，虫与民争食，居位食禄如虫矣。
当然，这种德行不正，也不光指君王，大臣们德行不正，同样也在招致灾害的缘由中。
《汉书·董仲舒传》便提到：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这种从君王德行不正到社会风气恶化，都可能导致蝗灾的观念，起到了很积极的社会意义，它强调君王要重视自身、朝廷官吏，以及社会风气的引导、教化工作。
比如《魏书》，便强调过，卓茂善于教化民风，蝗虫都不从他的治所过：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
3、预警：蝗灾意味着朝代更迭或者有会引起时局动荡的事情正在发生
魏文帝曹丕时期，冀州发生了蝗虫灾害，曹丕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将灾害的原因归结到“外戚干政”上。
他发布了一条诏令，想从源头上杜绝外戚干政的可能性："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髃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剧照】
曹丕生活的年代，离东汉很近，近到他一翻开史书，看到的东汉时期那些外戚专政的例子，距离自己也只是几代人而已。
他将蝗灾的起因归结为上天暗示他，曹魏政权会受到外戚干政的影响，所以，他想通过提前切断外戚晋升的途径，好断绝外戚干政的可能性。
这种灾害预警的事情，并不止曹丕信，《礼记·中庸》记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曹丕要求汉献帝禅位的时候，便曾借助过“蝗灾”来帮助自己确立“统治地位”的正统性。
不论是汉献帝时，蝗灾代表的朝代更替，还是曹丕时，蝗灾代表的时局动乱。在两次蝗灾中，曹丕的处理方式，都映衬出在解读“天人感应”的征兆时，儒生要受到君王意志的影响，从而偏向君王希望的方向。
介绍了古代统治者如何治理蝗灾，以及天人感应与蝗灾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咱们谈谈天人感应理念，在蝗灾发生后，对社会的积极意义。
1、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君王的行为
汉儒在提出天人感应的理念时，其目的，是希望可以通过“天”这种主宰一切的至高存在，对皇权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所以，董仲舒在提出让汉武帝收四权于一身时，特别强调，君王行使权力的时候会受到天的关注：天子行仁政，则上天予以庇佑。天子施行暴政，上天便会降下蝗灾之类的灾害，以示警告。
当君王对灾异有所顾忌时，儒生便可以借机通过指陈时弊、规劝天子、进计献策的方式，引导君王走向正途。
【配图】
2、促使君王关注民生，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人民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主体，君主从本质上而言，他代表着民众的利益，是民众意志的承载者。
《齐民要术》：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
在封建社会那种家天下时代，这种理念并不是每一个君王都认可，只有少许的君王才能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种情况下，“蝗灾”所带来的危害，反倒容易让君王们意识到“民生”问题的严重性。
3、促使君王调整用人策略，让贤能的人代替名声不佳的官吏
蝗灾是一面预警的镜子，同时，它也是检验古代社会政治是否贤明的一种手段。
灾害面前，国库是否充盈、官员是否负责、民众对官员的评价如何，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君王为了避免灾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便可以借着处理蝗灾的成绩，来评定谁适合继续执政。
4、验证了人可以战胜自然，促进了人文思想的觉醒
“蝗灾”作为“天人感应”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古人战胜蝗灾后，会在心中形成一种“人能胜天”的潜在观念。
这种强调人本身力量的观念，在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放在历史长河中，便可以发现，正是这看似不起眼的精神，引导着人们创下一个个堪称奇迹的记录。
【配图】
“天人感应”是一种缺乏实际约束力、偏向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君王在发生灾害后，及时调整政策、选贤用人，从而修正自身的过失，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
但汉代儒生提出的这种理念在约束君王权力的同时，也会被统治者反过来利用，君王可以通过罪己诏、调整国策等方式缓解和消除自然灾难对皇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脑洞趣味历史
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欢迎点个关注支持一下，每天都将为您带来有趣的文章分享
参考资料：
【1】《汉书》
【2】《旧唐书》
【3】《文献通考》
【4】《三国志》
【5】张首先. 天人感应与灾异天谴：传统中国自然与政治的逻辑关联及历史面相[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36(1): 147-155.
联系客服
